曾有惊天动地文

曾有惊天动地文⁽¹⁶⁾——深切悼念张友渔同志

张友渔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孜孜不倦地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别是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张老最近在京逝世，噩耗传来，我们华东政法学院广大教职员工和《法学》月刊社全体同志沉浸在无限的悲痛和深切的怀念之中。

张老和我们华政以及《法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法学》的良师益友，那要追溯到1981年秋。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同意《法学》复刊，当时，曾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副院长曹漫之委托张传桢同志筹办和组稿，张传桢和陈鹏生两位同志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张老获知他们的来意，在全国人大他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两位来访者，语重心长地说：《法学》复刊了，在法学的百花园里又增添了一朵奇葩，它应积极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接着，他指出：《法学》在50年代就创刊了，它在创办后曾对法学研究、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是个有影响的刊物。这次复刊，应该保持它学术性刊物的特色。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加强和发展，法学领域里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法学要密切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服务。要善于从现实中发掘出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来，加以研究探讨，促进法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同时，张老还严格要求、谆谆告诫说：学术是不能脱离政治的，法学理论研究更不能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因此，《法学》在开展法学理论探讨时，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认真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各抒己见。上海是我国法学界人才比较集中的地方，希望《法学》通过争鸣，集思广益，团结法学界广大的知识分子，为发展社会主义法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张老不仅在办刊方针上、政策上给予明确的指导，而且对刊物在内容和学风上提出了高标准，他殷切希望，《法学》是学术性刊物，但学术性刊物也要做到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内容要深，文字要浅。用浅显的文字把深奥的道理阐明清楚，生动地反映法学学科发展的新成果，使读者容易接受，乐于接受。张老说了这一席话后，以“探讨法学理论，为法制建设服务”为题，亲笔为《法学》写来复刊词，意义深远。十年已经过去了，这字字珠玑，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光泽，相反，对《法学》事业的发展日益显示出它的指导作用，使《法学》这枝新秀在法学的百花园里更加争芳夺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83年底，《法学》编辑部鉴于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着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就是法制建设如何协调发展，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而发起开展了一次我国法制建设协调发展问题的讨论，由于这个倡议切合了当时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所以得到了法学界、经济学界和立法、司法以及许多实际部门的领导、学者、专家的热情支持。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看到这个倡议后，当即批示：“我认为当前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很好，很有必要。希望《法学》杂志以及所有法学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出成绩”。当时任全国人大法委会副主任的张老闻讯非常赞同，亲自为这次讨论写下了题词：“开辟专栏讨论如何协调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很有必要。我很愿意参加这一讨论，在讨论时，提出自己的意见。”陈丕显的批示和张老的题词，对我们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嗣后，1984年4月中旬，《法学》专派记者蒋集耀采访了时年88岁高龄的张老，他就开展我国法制建设协调发展问题，纵兴侃侃而谈。他说，协调发展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法制建设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他还论证说：首先，这个问题的提出，在理论上是符合辩证法的，在实践中也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课题。其次，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上看，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法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一经形成就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合乎客观经济规律，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再从法律观点看，社会主义法制确是一个多层次的、主次有序的整体结构，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你们提出，法制协调发展，必须以宪法为基础，以维护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点很重要，必须遵循。记者聆听后，对张老满腔热情地关怀社会主义法制而深为感动。1986年5月5—9日，由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石化总厂在金山宾馆联合召开了“经济、法制协调发展理论讨论会”，当时，由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陈鹏生主持开幕式，院长史焕章致词，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汪道涵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张老和其他学者、专家一起专程来沪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张老在会上作了《经济、法制协调发展是新时期客观发展的必然要求》的报告，引起与会同志的热烈讨论，同时，他还抽出时间到华东政法学院作学术报告。会议期间，我们有幸与张老朝夕相处，亲切交谈，他那高风亮节、慈祥、和蔼、平易近人的风度以及学识的渊博给我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法学》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了张老的关注，不仅在刊物重大议题的选择上，而且连《法学》十年来编著的《法律顾问》12册和经出版部门出版的《经济干部法律手册》（包括续集）等书，也为其作序和题词。1990年春，《法学》发起和组织了廉政与法制的探讨，谢友学同志在赴京参加中国法学会、中国检察学会联合召开的这一专题会议期间，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去看望张老，张老正在家中修改稿件，他立即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笑着说：“你今天来得正好，我在家中休息，平时还得去人大上班”，在谈话中他还特别惦记着张传桢同志身体康复情况，当他听说《法学》正在深入展开探讨廉政与法制时，感到很欣慰。谢友学同志面对着的92岁高龄张老，见他记忆清晰，每天坚持上班，亲自修改稿件还不戴眼镜，这样好的身体和高尚的革命精神，赞叹不已。1990年12月张老一行来到上海县莘庄，参加《民主与法制》《上海法制报》联合召开的“反对经济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会议，史焕章同志在会上和张老下榻华夏宾馆，与张老欢聚在一起，畅谈很久，依依不舍。谢友学和肖建国受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张国全教授的委托专程拜访了他老人家，他不但亲自撰文，而且为《法学》1991年元旦号题词：弘扬“法学”特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法学》寄予了无限的深情。1991年夏，张老和他的秘书王志强从北京来到嘉定，住在宾馆里，张鹏生、张传桢、谢友学三人又专程去看望了他们，张老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与大家长谈了很久，想不到这次与张老的会晤，竟成了永诀，怎不令人悲痛和思念！

《法学》的发展和进步，都倾注着张老的爱心，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一定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以慰张老在天之灵。

【注释】

(1)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2年第1期。

(2)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2年第2期。

(3)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2年第4期。

(4)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3年第10期。

(5)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4年第1期。

(6)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4年第4期。

(7)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5年第4期。

(8)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5年第8期。

(9)原文刊载于《上海司法》1985年第7期。

(10)原文刊载于《解放日报》“解放论坛”，1985年11月3日。

(11)原文刊载于华政校刊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专页。

(12)原文刊载于《法学》1989年5月刊中的专题笔谈：“坚持在改革开放中走向法治”。

(13)原文刊载于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司法制度》一书中“编者的话”。

(14)本文系作者1996年在上海市十届人大4次会议上的发言稿。

(15)原文刊载于《政法高教研究》1991年2月刊。

(16)原文刊载于《法学》1992年第4期，与张传桢、谢友学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