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开拓者

根据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评估，蒋廷黻原来认为中国革命的时间大致在十年左右。1923年回国的时候，他才发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分崩离析的局面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他抵达上海后的第一印象是“太乱与不调和。街上有现代化的汽车、摩托车、电车，也有落伍的黄包车、牛车和手推车”。“可以看到妇女穿着巴黎、纽约人都嫉羡的服装溜街漫步，也可以看到妇女穿着最不合时尚的大口袋裤子”。这些五花八门的现象令他的感受实在无法形容。

蒋廷黻来天津时，南开大学刚刚由南开中学附近的旧址，迁至津郊八里台村附近，办学条件极为简陋。当时那里沟渠池塘密布，校舍是靠开挖人工湖取土填地建造的。尽管这里没有老城区的嘈杂和工业区的污染，但附近村庄的家禽、家畜散发出来的气味不时随风飘荡在校园里。到了夏季，各种蚊虫也常常侵扰到教室和师生宿舍。学校只有文理商三个专科，十几位教师，二百多名学生。直到抗战前的1937年，南开大学在校学生人数也不过四五百人。

这些都令蒋廷黻不免有些失望。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是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年轻博士，每一想到哥大教授们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当时南开的现状，我就忍不住要发火。我认为张伯苓和南开太土、太保守。其他一些年轻人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经过深思，特别是若干年后，我对张伯苓反倒越来越崇敬了。事实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高度的知识水准。我想即使张伯苓改换了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他集中毕生精力，致力于办学。他终生不倦，信守他的原则。他为教育才去交结各方面的朋友，并非因为他自己的光荣和事业。”

南开大学原来并没有历史学专任教授。张伯苓曾邀请梁启超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为文、理、商三个系的学生授课，并定为必修课。由于梁启超名气大，授课精，见解深，风趣幽默，不仅听课的学生踊跃，而且使许多学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任伊始，蒋廷黻就摈弃一切杂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教学和学术研究当中。他身体力行，开设了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西洋史大纲等课程。他特别强调对学生历史研究方法的训练，亲自向学生们教授如何判别、使用史料，以及在论文写作中如何选择和编排史料。他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他的导师海斯的《族国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

蒋廷黻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倡导通才教育，鼓励文科学生略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并稍习实验课程，以培养和训练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

蒋廷黻还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他亲自安排南开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

他要求学生们下乡去接触老百姓，调查他们每天赚多少钱，用什么方法，如何生活，住什么房子，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学生们回来都说调查无法进行，乡下人不和他们谈，无法沟通。蒋廷黻感到很奇怪，于是亲自带着几个学生进行实地考察。他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学生们带着本子和钢笔，找到老乡就问这问那，边问边记，容易引起被访者的反感，既影响人家的工作，又有打探隐私之嫌。针对这些情况，蒋廷黻要求学生，下乡不要带着本子和钢笔，只是到处随便走一走，遇到买茶的铺子就停下来，与喝茶的乡亲随意交谈，经过深入的接触，就可以了解和掌握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他还带着学生来到海河西岸的裕源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娱乐活动等状况，撰写成调查报告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在蒋廷黻、何廉等教授的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当时南开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良好风气。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蒋廷黻就对中国近代外交史极感兴趣。那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教材是莫斯的《中国国际关系》。该书是依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丛书》编写的。但是由于史料所限，这部著作关于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与清朝和谈等问题的描述是模糊不清的。他在南开讲授19世纪中国外交时，常常感到困扰。于是他决定广泛收集国内的史料，来厘清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种种谜团。

当外界获悉蒋廷黻对清代历史文献有兴趣时，各方面的收藏家、鉴定家都来到南开与他接头。一位朋友曾带着一位收藏者找到他，这批资料为《筹办夷务始末》的抄本，几乎包括了满清皇帝所颁布的所有谕旨，以及大臣们的奏折等文件。这令蒋廷黻兴奋不已，这简直就是一个中国近代外交文献的宝库。因收藏者开价三千银元，南开大学图书馆无法接受这个价格，未能成交。

蒋廷黻经常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查阅史料。有一次管理员向他推荐《筹办夷务始末》的馆藏原本。他向院方建议，可以将此套资料影印下来，对外出售。故宫博物院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就发行了一批影印本，每套只售一百银元。后来美国的一所大学曾经找到蒋廷黻征求他对那份抄本的意见。蒋廷黻既不想让那所大学花高价购买一个抄本，又不想得罪朋友。于是他回答对方，自己与此事有利害关系，不便提出意见。结果那所大学当了一回冤大头，花了四千美元收购了那套抄本。

蒋廷黻在南开任教六年，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在学问上了。通过收集整理研究中国近代外交文献，蒋廷黻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

1928年夏季，日本派兵制造了“济南惨案”。全国各地发起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南开大学的学生也纷纷上街，呼吁民众抵制日货，并要求售卖日货的商店关门。蒋廷黻向学运领导人建议，应当采取比较公平的办法处理这件事，可以到售卖日货的商店，详细清点他们的存货，做个登记，然后向这些商家征收爱国捐。缴过捐后，可以出售日货，再把出售日货的价款转购国货。学生们表示赞成。天津实行此法后，外地纷纷效仿。

蒋廷黻还建议将天津所征收的五十万元爱国捐，用来成立一家工业研究机构，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培训企业员工，增强国货的竞争力。并提议由南开经济学教授何廉出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

他举例说，天津本地盛产酱油，酱油的主要成分是大豆，依照旧法，大豆发酵的过程需要半年，因此投资人就要负担六个月的利息。如果请南开大学化学教授们搞出一套加速发酵的工艺，缩短发酵过程，不仅可以减少投资人的投资成本，企业的效率也可以获得提高。同样，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和工艺也可以提升天津本地的造纸、皮革、纺织等行业的生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