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转型的宣言书

第一节　新史学：史学转型的宣言书

一、社会变革与史学转型发端

（一）传统史学的研究模式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⁶⁾。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史学地位仅次于经学。史学家经过长期实践和不懈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史学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并逐渐形成了与传统社会相适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自足体系和研究模式。

由于史学具有政治借鉴、教化民众的重要价值，历代统治者都继承了“重史”的传统。这种“重史”的传统主要包括：重视前代或已发生的历史事件；重视对前代历史的记载。史学家通过史书、史籍等形式将前代或已发生的史实转变为记述的历史，这样的过程就逐步形成了史学。从重视历史，到重视历史记载、编纂，再到重视史学，形成了历史研究在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生存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重视历史，还是重视对史实的记载、编纂，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基石之上的。那么，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不断渗透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乃至控制和利用史学，也就成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首先，控制史官。史官承担着掌管史料、记载史事、编撰史书的职责，拥有“外陈刑政之苛，内陈宫阉之隐，事涉君亲，词无回匿”⁽⁷⁾的权力。统治者意识到掌控史官将更有利于自身的统治。随着中央集权程度的提高，统治者对史学、史官的控制也在不断加强。其次，控制史书的编撰。历代史书汗牛充栋，其中官修史书因流传广、数量多、影响大而备受统治阶级重视，使其成为巩固和加强政治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

可见，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政治统治息息相关，这种关系既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也使史学家能够比较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满足政治需要，作为“治史”的重要参照目标，表现出较强的传统政治文化特质。

首先，彰显“以史为鉴”的研究功能。中国传统史学无论记事，还是记言，都注重结合统治的需要，挖掘其鉴戒、“资治”的功能。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寻找治世良方和为政之道，以摆脱危机，维护自身的统治。其次，承认历史是发展的，主张用“变”的眼光看待历史。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所体现出的“通变”思想，到鸦片战争前后“变易”思想的提倡，都清晰地体现出传统史学承认历史的“变”。到清朝末年，这种“通变”的思想更为明显，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理论指导。这些朴素的历史进化观念，突破了倒退历史观的影响，初步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并尝试着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再次，着重实录的研究方法。史学记往、传世的职能，决定了史学家特别重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统治者为维持统治的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控制史学和史学家，导致史学家所追求的“秉笔直书”式的研究方法，成为一种不大可能实现的理想。最后，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史著体例、体裁。《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用本纪、表、世家、书、列传等不同形式，将记事与记言结合起来。《汉书》开创断代史研究的先河。此外，还有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记载历史事实的编年体；有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汇集起来，详述重大历史事件因果及发展过程的纪事本末体；有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制度沿革及分析其利弊的典制体等。

传统史学依据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及文化发展需要，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研究模式，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史学能在两千余年的王朝更替中，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变革，传统史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已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态中。

（二）社会转型与传统史学的更新

通常意义上讲，社会转型是指由以农业、手工业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转变，是社会中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等组织系统全方位的变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近代以后，多数国家都发生社会转型。但由于国情的差异、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每个国家转型的进程及方式也不尽相同。根据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研究，从促进社会转型的动力及方式上看，转型主要有两种类型：内源性和外源性⁽⁸⁾。所谓内源性转型是指，建立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形成了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体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都走的是内源性的发展道路。所谓外源性转型是指，由外在因素而导致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体制的突变。落后国家和地区往往是通过外源性的发展，被迫走上现代化的历程。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在明末清初时期，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其势力相当薄弱，还远未能发展到起决定性因素和主导力量的作用。西方列强挟持着“坚船利炮”的入侵，打乱了中国社会既有的发展进程。中国社会转型正是在这种外力撞击下，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相互交织中，经过激烈的冲突和动荡、变革与反复才逐渐实现。所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是从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开始的，属于典型的外源性转型。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首先，生存环境的变革，对史学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最为突出的是，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封建政治体制，成为近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对象，这使传统史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服务的目标。其次，传统史学的“通变”思想，既不能解释“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也不能满足救亡、启蒙的社会要求。因为，“通变”思想着眼点在于保持社会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寻求社会的局部变革。而此际却是社会全方位的变革，维新变法的失败即是明证。最后，传统史学往往采用为记述而记述的研究方法，仅仅起着提供政治借鉴和历史资料的作用，很难为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提供深层次的借鉴。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古代社会中处于显学地位的史学，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已深深地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难以通过调整和完善原有的研究模式，来破解所面临的困境。在社会发生激烈变动之际，史学的反应尤为敏锐，常常扮演着社会变革开路先锋的角色。许多有识之士力求突破传统研究模式，以挽救史学所处的困境。于是治史竟成一时之风，出现了经学边缘化与史学中心化的趋势，造成了史学的繁荣。⁽⁹⁾传统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其一，史学家放眼世界，考察外国历史，力图找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位置。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指导下，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冲破愚昧自闭、夜郎自大思想的束缚，放眼世界，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学者。近代中国史学，可以说就发端于这些学者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著作扩展了时人的视野、适应了他们了解世界的需要。其二，突破以王朝为中心的狭隘内容，重视中国民族史、边疆史的研究。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国家主权遭受侵害、领土完整受到破坏，中华民族危机重重。经世致用思想催生了民族史、边疆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兴起。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等，这些著作关注的多是面对沙皇俄国的北部边疆问题。

这些事实表明，史学已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史实的记载及对人物、事件的褒贬评价，而是必须重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与反思。所以说，此时的中国史学所面临的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完善过程，而是一个必须彻底变革更新，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史学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激荡下，开始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全新历程。在20世纪最初的30余年中，具有新观念和新知识的一代学者，开始对史学中不适应社会转型的诸多方面进行改革，而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是从20世纪初期兴起的新史学潮流开始的。

二、“新史学”潮头涌动

对“新史学”的理解，从广义上讲，凡区别于“旧史学”的史学，都可以称之为“新史学”。在中外史学史上，提出“新史学”或被称作是“新史学”的思想及流派虽有许多，但他们的史学理论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何炳松介绍美国人鲁滨逊的《新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都曾先后使用“新史学”这一称谓。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对“旧史学”进行批判，提出构建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形成了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晚年的梁启超、何炳松、朱谦之等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和以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往往将梁启超、何炳松等人所倡导的“新史学”，称之为“资产阶级史学”；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之为“无产阶级史学”，否认其作为“新史学”的组成部分。从学术流变来考察，梁启超、何炳松等人提出的“新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逻辑准备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本质上仍是一种进化、进步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品性，与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相衔接。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历史的作用，打破王朝体系，以社会经济形态治史的特征与“新史学”“伸民权”、“写民史”，以及强调多科综合研究的主张和实践也是一脉相承的。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梁启超、何炳松等主张的“新史学”发展的新阶段，是近代“新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本文所指的“新史学”，指的是发轫于20世纪初期，以批判传统史学、号召建立新的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

史学的变化总是与时代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平盛世固然有利于史学发展，但当社会处于大变动之际，更易激起人们对历史及现实问题的思索，从而推动史学的变革。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趋势。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主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相继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吹响了“新史学”的号角，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在《中国史叙论》中率先表述了“史之界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但史学不应该是对过去史实简单的叙述，而要注重“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¹⁰⁾。在《新史学》的“史学之界说”中，梁启超在前文的基础上，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¹¹⁾。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探究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何为史学呢？他在《新史学》中指出：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志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耳，苟且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志安有不进化者？⁽¹²⁾

可见，梁启超认为，史学不仅在学术体系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而且对爱国心的培养、国民的团结、社会的进化等都有促进作用。然而中国传统史学，由于存在着“四弊”、“二病”，不能承担起如此重大的社会责任。所谓“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记载的只是“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无一部是“为国民而作”，“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传统史学不是把人物作为历史材料，而是把历史变成人物的“画像”，不是把人物作为“时代之代表”，而是把时代变成“人物之附属”；“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传统史学“知古不知今”，不敢面对现实，根本不能为经世之用；“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传统史学仅仅机械地记载某些史实，对于前因后果以及“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皆“莫能言”，忽视“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的功能。由此“四弊”而导致的“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以，与欧美史学相比，中国传统史学“其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旧史学既然无法承担这一使命，那么就必须进行一场大变革。于是梁启超呼吁：“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¹³⁾

梁启超的号召是当时众多呼声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此前后，有不少学者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见解。1902年，章太炎指出：“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¹⁴⁾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他更明确地强调：“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制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¹⁵⁾可见，章太炎强调历史研究，不是单纯“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应“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不是颂古非今，引导人们向后看，而应“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引导人们向前看。同年，留日学生侯士绾翻译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所著的《史学原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并改名为《新史学》，于1903年出版。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史学通论》，高呼“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¹⁶⁾。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发表《史学总论》，提倡“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¹⁷⁾。

“新史学”口号的提出为人们重新认识史学提供了新视角。他们意识到，传统史学之所以危机重重，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与近代社会发展相脱节，既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又不能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觉悟。因此，在批评传统史学的同时，富于新内涵的史学理论体系也越来越明晰，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史观方面，批判复古、循环史观，提倡进化论。在中国传统历史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复古倒退和循环的历史观。复古倒退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愈古愈好，上古三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的黄金时代，愈到后来，历史愈退化。循环历史观则认为，社会历史是按照一治一乱的逻辑发展，没有明显的前进与倒退，只有循环的治乱和兴衰。19世纪末，社会进化观的传入与流行，为传统史学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严复在译介《天演论》时，就阐述了“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¹⁸⁾的进化观，以及“物竞天择、生存竞争”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进化观承认社会是进步的，既打破了惟古是崇的复古迷梦，也突破了循环发展的桎梏。这种崭新的理论，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点和研究视角，带来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思考。曾鲲化曾指出：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也。⁽¹⁹⁾

其次，在内容上，突破政治史的狭隘范畴，扩展至学术、教育、风俗、思想等领域。“新史学”的倡导者，力求突破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主要内容的狭隘格局，研究范围扩大至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应遵循“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主旨，关注“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²⁰⁾。曾鲲化说：“夫历史之天职，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原、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历史研究应“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²¹⁾。这些言论反映了当时倡导新史学的学者们的共同认识，即着重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发展的进化趋势，研究民史，记录民众生活，探索其规律。

第三，编纂章节体的新史书。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体裁，不能准确地反映近代社会的变革。学习和引进西方史学理论，译介和模仿西方史著，编纂历史教科书，这些既成为当时新史学建设的重要方面，也直接推动了史学转型的进程。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包括历史科在内共有十二科。《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文科分为文学和史地两个专科，历史是两科必修的课程。可见，新式教育对历史学科的重视程度。历史课的内容重点关注“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²²⁾。传统史学不能满足授课的要求。于是，一批以章节体为编纂体例的历史教科书相继问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共两册）、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三册）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共三册）等。曾鲲化在日本留学期间，依照日本的新式教科书的体例，编纂《中国历史》一书。1903年该书上卷出版后，便有书评介绍——“其内容，支配教育、学术、政治、外交、武备、地理、宗教、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诸要点，淬砺固有之特质，绍介外界之文明。其体裁，仿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编章项节，以孔子为纪元，而文明（字）所不能尽者，详之以图；图所不能尽者，通之以表。其特彩，博采古今绘画肖像，用极精致铜板镌成，鲜明美丽，能唤起不可思议之兴味，增史界之知识，助脑筋之记忆”⁽²³⁾。可见，该书有别于传统史书的形式，深受社会欢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时间为经，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时期，每一时期又分为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七个小时期；以事件为纬，“于其特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²⁴⁾，抓住重要史实，按章节加以叙述。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出现的史书，虽然大多是满足教学需要的教科书，且主要是简单模仿日本或西方教科书的体例，但是这些著作大都接受了进化论的指导，使进化史观能够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得到运用。

第四，主张史学科学化与跨学科发展。一方面，新史学家认为，史学的发展要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新方法，促进历史学科科学化发展。汪荣宝在《史学概论》“关于史学之学科”一节中指出：“凡今日众多之科学，通观之，无不有昆弟伯叔之关系，断无一种之学术，不借他学之应援而独立自存者。史学之范围，本极广博，从而其求援于他学之点亦与为多焉。”⁽²⁵⁾另一方面，新史学家还认为，史学还应在各学科分化形成过程，实现跨学科发展。刘师培就力图从政体、民族、制度、学术等几个方面，来撰述新式中国史。1905年，他作《周末学术史序》时，便把学术史划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可见，在主张历史学科科学化发展的同时，学者们意识到历史学科同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跨学科发展中促进新兴学科的诞生。

新历史观的确立、史学内容的更新和用新思路、新体例编纂史书，说明中国史学的革新已经由思想酝酿进入到具体实践阶段，这既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国外史学理论传入后，学术界所作的积极回应。尽管“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还有待完善，但其观念的更新，学者对其理论的探讨和实践，已为现代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