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队企业外勤到大学生

徐志明

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鄞县鄞江公社鄞二大队胶木五金厂跑外勤（供销）。当时虽然心有感触，却不敢有半点奢想：我是个知青，虽然从名校上海市大同中学毕业，但是68届初中学历，离考大学差老大一截哩。何况，我已经结婚有了儿子，在队办企业跑外勤混得也不错，拿着挂靠全大队第二位的工分，每月有50元外勤补贴，算起来年收入近千元。当时，国有企业青年职工的月工资也不过30多元。所以，对考大学这件事，我只是心泛微波而已。

1978年4月，我到上海出差。那天顺便看望一个在上海养病的“插兄”，居然见他破天荒地在看书。于是大惊：此君平时除了香烟老酒，从来不翻书本——其实我们知青都差不多。更诧异的是，他竟然在看中学历史书。正在我惊诧之际，此君羞赧道：准备花5角报名费，去看看考大学的考卷，以后说起来我也考过大学了。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啥，心里却耻笑他这个68届初中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美！

从“插兄”家出来路过新华书店，我竟鬼使神差地进去花5分钱买了一本《高考复习大纲》。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看起来，觉得《大纲》里的许多内容，我这个68届初中生并不陌生，于是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我也花5角钱去“看看考大学的试卷”？

那天下午，我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队办厂刘厂长去城隍庙湖心亭茶馆喝茶，我坦陈了考大学的想法。刘厂长心里肯定不愿意我去考大学：工厂就我一个外勤，万一考上，业务谁来接洽？不过刘厂长没有阻止我。我猜他的开明是有前提的：那时大学招生已提升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政治大事，任何人不得阻挠，阻挠也没用；而且我已荒废学业10多年，还是68届初中生，肯定考不上大学。他说：“好啊，考大学好啊！报名没几天了，你得赶紧报名。”

因为有业务要谈，我暂时不能回宁波，于是就在湖心亭茶馆铺开信纸给妻子写信，让她先给我报名。妻子收到信一定很是意外：咋心血来潮突然要考大学？之前从没听说过呀。她与当老师的表哥商量，表哥说：68届初中学历，估计难考上的，不过复习复习，学点东西也好。

决定考大学后，第一件犯难事情是手头上啥资料也没有。只要能够借到一套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初高中课本就行。于是，我到弄堂里问应届高中生邻居，谁不考中专、大学，把书借我。也算运气，恰好家对面有个高中生不参加升学考，她把整套初高中课本悉数借给了我。

拿到课本，我对复习作了“科学分析”。1978年高考考六门，其中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经过权衡，我决定放弃外语，那时外语可以免试，且只作参考分。我把复习重点放到政治、历史、地理上面，这三门都需要背功。至于语文，我理解只能靠平时积累，复习是难以明显奏效的，暂且先放一放。最头痛的是数学，我们这届初中生真正读中学只有一年，数学只读过代数，凭这种底子，肯定考不了几分。但是放弃肯定不行，总分就要拉下来，所以，我只能临阵磨枪，学多少算多少。好在表妻舅是数学老师，教数学有一套，我可以跟他学，补上初高中数学课程。

从上海回到村里，我要考大学的事都传开了。老实说，那时大家并不看好我，觉得我这个跑外勤的，喝酒吹牛还行，至于文化水平，即使村校要找一名代课老师，也不会想到我——哪怕我不是外勤。我明显觉得一些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有人甚至说，68届初中生也想考大学，除非他是神童宁铂（1977年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的少年大学生）。

面对这种压力，我只能置之不理，但是心里很不服气：我偏要考个复旦、华师大让大家看看！我做事情向来认真。从拿到课本那天起，我就开始复习。记得那时宁波电台中午有档高考复习节目，我家有台春风牌电子管收音机，我把它搬到表妻舅家里。每天中午，我和两名应届考生聚在一起，认真听电台里老师讲复习课。电台复习课主要是历史、地理。说来也怪，那时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书本上那些地名呀年月呀啥的，只要看上几遍，就可以记住个大概。一个月复习下来，做1977年各省高考史地试卷，基本上可以做对个八九不离十。于是，我觉得史地可以先放一放，临考前再温习一下就可以了。

考大学各门功课，数学是我的短板。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数学上，那才是真正的恶补哩。我那位表妻舅教数学真不赖，对我这个连“∽”符号都不知道的学生，他教得极其耐心，当然进度极快——六年的数学浓缩到一个多月教完。好在我理解能力不差，一个多月学下来，居然能把1977年安徽、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数学试卷做到七八十分。有了这样的数学底气，心里也踏实多了。

更幸运的是，临近高考，我那位“看看大学考卷”的“插兄”因故不参加高考了，他把一本复旦附中编写的文科高考复习资料送给我。这本资料编写得真好，但凡《高考复习大纲》规定的内容，都浓缩在这本资料里。有了这本资料，我复习就可以抓住重点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复习真够用功的。近三个月复习时间，每天抽掉两盒“飞马”烟，复习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以上，连喜欢的老酒都不喝了。有时候夜里实在太困，就到村边溪水里浸一下身子，这样可以清醒个把小时。

终于挨到考试日子，问清楚考场不能抽烟但可以喝茶，那天我带着茶叶茶杯走进考场。第一门考政治，坐在久违的低矮的课桌前等开考铃声时，我心跳得厉害，毕竟离开课堂已经近十年了。但是我很快就镇定下来，因为翻开试卷，我觉得那些题目不难，我都能做出来。三天时间五门考试，我自我感觉考得很顺，除了语文和数学，其余三门我都是提前交卷的。尤其是考地理，半小时铃声刚过，我就交卷出来了，等我回家走了一趟再回到考场，考试还没有结束。因为交卷太快，以至于有人认为我是因为考不出不考了才出来的。

高考结束休息了几天，我就去外地业务单位接洽业务了。那天到上海，父亲说你们县高招办到我单位外调你的情况，单位里的人都说你上大学分数线了。回到村里，刘厂长也说他从其他渠道获知我已经上分数线了。几天后，来了正式消息，我果然上了分数线。不过我还是觉得非常遗憾：自认为至少有“及格分数”的数学，只考了32分，其余四门成绩还好，史地是80多分，绝对属于高分；语文、政治60多分，也及格了。虽然“即便数学零分也上线了”，但算算总分，还不到330分，这个分数，上复旦、华师大肯定无望了。

我上了高考分数线，最着急的是刘厂长：谁可以接我班跑外勤呢？这件事不解决，工厂生存就成问题了。商量后，我决定带上一位头脑活络的职工，让他跟我跑外勤。我把业务关系全部介绍给他，同时，也权作与那些业务老关系告别。其实这样做我也挺矛盾的。虽说上了分数线，但是那时上线录取比例才三取一，万一我没被录取，不是有些尴尬？

那年国庆我是在上海过的，听到有人已经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所以国庆刚过，我就马上赶回宁波。这时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我没有被录取。又等了几天，我终于收到了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录取通知书。这时才知道原来浙师院在金华，不在杭州，于是心里挺纳闷：金华不是有浙师院分校么？莫非我被录取的是金华分校？但是看看大印，明明白白是浙江师范学院。

老实说，拿到浙师院录取通知书，我不是很高兴。本来，我满怀希望能够考回上海，再做回上海人。退一步想，去不了上海，能到杭州读书也行，毕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却不曾想要到金华读四年书。金华除了“两头乌”还有啥？心里有些不爽。此外，读书没了收入，家里的生计成问题，妻子在队办厂上班，拿六级工分，一个月撑死也不到20元，生活肯定困难。所以，从拿到通知书起，我就犹豫了。眼瞅着报到日子临近，想想只要自己愿意，马上就能从农业户口变成居民户口，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啊，我咋能这样放弃？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上学去。

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迁户粮关系是很有面子的事。到派出所、粮管所、供销社办手续，处处是人们敬慕的眼光，一路办下来都是绿灯，根本用不着说一句求人的话。

终于要去上学了。那天，一群亲朋送我到鄞江汽车站上车。送行的人群里，有我才半周岁的儿子。到金华浙师院报到时，已经是报到截止日的傍晚了。下车进师院大门，路过大池塘时，我把打火机和香烟扔进了池塘——我决定戒烟了！

徐志明　镇海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曾任镇海报社总编。浙江省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