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天人关系的历史演进

由天帝到天道反映出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转变轨迹。在原始社会时代，各个民族的信仰对象并不统一。各个部落都拥有自己所信奉的神祇，或是氏族的祖先，或是动植物图腾。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对天神的祭祀权力。周代之后，文化谱系里，尽管存在着名义上的神，但是实质上天神被天道所取代了。那么，什么是天道？天道的解释权在谁的手里？出于地域、知识背景、阶层等各方面原因不同，诸子百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争夺对道的解释权。神的分裂进而演变为道的分裂。《庄子·天下》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分裂的状态：“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5]钱穆先生也生动地阐述了这种分裂状态。他认为，中华文化原本是一个整体，像一个圆环。春秋战国时代，当人们从这个圆的不同地方向不同方向出发时，人们各自奋勇向前，道的整体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一）春秋时代诸子百家之道

诸子百家中儒家对“道”的解说影响最大，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走向。同时，儒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中轴，其他思想体系都是在与它的关系建构中展开的。据章太炎的考证，“儒”字在古汉语中原本是写作“需”的。“需”原本是指求雨的巫^[16]。胡适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17]，从事的是“治丧襄礼的职业”^[18]。将儒家发扬光大者是孔子。孔子奠定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价值理念和教育观点，因而被后人尊崇为“至圣先师”。周朝时，人对天神的敬仰逐渐演化为对天道的尊崇，这是由对人格神的信仰进化为对自然法则的尊崇。在西方文明里，也有过类似的发展阶段：斯多葛主义的兴盛发展并进而促成了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文化辉煌。但是中国的道与西方的自然法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自然法则完全凌驾于个人之上，并在现实的世界外又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用精神的世界否定现实的世界，甚至视自杀为精神的移民，这是一种主客二分式的文化结构。中国的道总体来讲，不离生活。天道人道“浑然”而“一体”，“体用”而“一源”，“显微”而“无间”。

周朝时，对天道的尊重如何体现，成为摆在那个时代治国理政者和思想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历史上，周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践方面的探索。周公制礼，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了明确规范，制定出了一整套完备的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行为规范、礼节仪式、典章制度，使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由习惯法时代步入了成文法时代。礼是人在对天道尊崇下践行人道的体现。

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为礼这一社会秩序总规范奠定了价值精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仁”。“仁”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理性价值原则之一。什么是“仁”？《说文解字》里解释说：“仁，亲也。从人，从二……仁者兼爱，故从二。”^[19]孟子解释说：“仁者爱人。”^[20]人之所以为人，重要的不是其生物属性，而在于其社会属性。社会的形成在生产和生活领域里关键在于分工和协作，在精神领域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社会缺少了协作的机制，缺少了心灵沟通的基础，没有凝聚力，就会遭受种种的磨难，难以生存下去。孔子为如何践行仁提供了基本的途径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1]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从一个人的心灵走入另一个人的心灵。天道即人道，人道即仁道。仁是一门将不同个人心灵连接起来，构成社会心理和规范基础的学问方法，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伟大价值贡献。

人为什么要践行仁道？必须要从本体论的高度给这个问题一个解答，才会为“仁”提供一个坚实的合理性基础。《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2]人的本性是天生的，引导本性发展的是各自的道，而对道进行合理提炼的则是人的教化。儒家将天道的践行和人间的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法家是由儒家发展而来的，法家将儒家的礼抬高到“道”的高度并赋予更为强制性的原则而成为“法”。东周时期，周平王迁都洛邑后，失去了制衡各诸侯国的力量。由国家所维护的礼乐体系开始崩溃，各个诸侯国以力相争，战争不已。周朝时的礼制体系是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维系社会的纽带是宗法血缘关系。由于战争所带来的迁徙，家族宗法制在动乱中已经不能有效地维护，而且宗法制将社会力量主要集中于各个宗族手里。在春秋战国年代这个大争之世，国家需要最大的权力集中和整合整个社会组织的能力。因此国家的社会治理制度也由过去的礼倾向于更为强制性的法。这反映了“天道靡常”，人道也随之改变的道理。

春秋战国时代，墨家是另一个重要的对“道”的解释者。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战乱不断，社会迫切需要找到一种能带来统一安定的理论学说。墨子认为社会失序的根源在于人们的“不相爱”，而解决的办法则是“兼爱”。他认为人们如果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23]，做到大公无私，那么社会就会人人相爱，人人相利，从而达到战乱平息，社会安宁，人民幸福的社会状态。“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24]为了给他的理论提供依据，墨子主张“天志”“明鬼”，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兼爱非攻，这都是对上天意志的主动顺应。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节约社会资源，确立人生价值，墨子还要求简礼薄葬，苛俭自身，奉献他人。综合判断墨家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到墨家实际上是比儒家在政治上更为保守的一种主张。如果说儒家主张的人道是对传统宗法社会的维护，那么墨家主张的人道则是要回复到夏以前那个尊崇鬼神、原始平等的部落社会文化里。

无论是儒家、法家还是墨家都侧重于对社会秩序的追求，而道家作为一种寻求人以及人的精神自由的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也逐渐盛行。道家的经典为《道德经》，书中分成上下两个部分“道”经和“德”经。道经描述了道运行的状态和规律，德则是人所以能掌握道、运用道而获得幸福的主要途径，是天地万物运行的状态和规律。老子认为道真实存在，是万物生成的本源。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25]老子认为万物的对立转化是道运行的规律状态。道在不停地对立转化中循环往复运动，返本复初。道是万事万物形成发展的奥秘，是善人无尽的宝藏，也会给不善的人带来保护。道体现在人生方面就是德。立德要有一颗永远与人为善的心灵。“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26]老子认为，遵从真正的大道要少私寡欲，见素抱朴。人常常“为学日益，为道日损”^[27]。在社会层面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28]，施政者一定要减少对社会运行的干扰。正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9]而且老子十分注重积累的作用。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30]总体而言，老子寻求的是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无论是其对道的体系的建立，还是对社会治理学说的阐发，其目的都是给人的存在建构一处宁静自由的沃土。

阐述天道和人道还要特别提阴阳家。阴阳学说是汉时整合传统文化各家各派在方法论上的桥梁纽带。中华民族尊《易经》为大道之源，是由于这本书已经包含了诸子百家各派的理性萌芽，也包含了各家各派都认同或使用的认知方法。而其中最根本的方法是阴阳方法。阴阳家舍天道的价值论而取其方法论作为学说理论的基础。阴阳家认为，天有阴阳，人有阴阳，万事万物莫不有阴阳。人因上穷下索探寻阴阳变化的规律，作为行为处事的依据。

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墨、法、阴阳等家是对天道、人道最重要的阐述和建构者。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阶层立场，运用不同的视角来看世界，也得出了对社会最根本价值体系的不同阐述。

（二）汉唐时期道的“定于一尊”

人脱胎于自然，所以人道源于天道，没有天道就不会有人道。同时，人又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和创造的文化来体会和观察这个世界，所以天道又离不开人道，没有脱离人道的天道。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争的世界。普通人争生存，争财富，争地位；国家争土地，争人口，争霸权；诸子百家们争的却是对道的解释权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归属。对道的解释权之争，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动乱。所以孟子等思想家都提出“定于一”的社会文化理想，希望为整个社会的构建运行提供一套统一的标准。这个理想是在汉时实现的。

从秦朝开始，中国正式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时代。但秦时社会治理体系还不完备，再加上接班人安排上失误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二世而亡。汉是秦的延续，也在探索秦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史书记载，汉朝刚刚建立时，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引用《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刘邦训斥他说，天下是从战马上获得的，哪里用得上《诗经》《尚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31]刘邦听了他的话，十分惭愧。陆贾提到了当时国家治理所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通过战争赢得的天下，不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国家必须发挥文教的重要作用，需要一种“定于一”的文化价值系统。这个任务是在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初步完成的。

葛兆光认为，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想要成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要建设一个拥有天然合理的终极依据、涵盖一切的理论框架、解释现象的知识系统以及切合当时并可供操作的政治策略在内的庞大体系，以规范和清理世界的秩序，确定与指引历史的路向。”^[32]道是一种路向，要有所归依。而人道要理清现实生活的种种，首先需要一个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而在那个时代，最大的合法性莫过于天道，遵从于天意。儒学的本体论基础是《易经》。但是《易经》是一种以象征性符号语言写成的卜筮书，如果抛开其原始的占卜功能，这会是一本哲理逻辑书，并没有解释清楚天意从何而来，天道如何影响人道这一系列的基础性问题。首先摆在汉儒面前的理论难题是，如何为儒学意识形态奠定天道基础。在历史上，张苍、陆贾等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而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创建“天人感应”学说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答。

董仲舒的理论是将周之前的宗教、周之后的阴阳易学和儒家思想相融合的结果。其理论线索主要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33]。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民族陷入大分裂、大动荡、大战乱年代，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索，人们得出战乱是因为国家缺少一种制度性的权威核心。于是，抬高王权并辅助以合理的意识形态解说成了一种历史的选择。秦、汉的建立是这种理论倾向在政治上实践的结果，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则是这种理论倾向的系统化、合理化、具体化。

“屈民而伸君”意思是说所有的臣民要服从皇权的意志，这符合当时结束战乱，恢复生产的现实需要。但是抬高皇权是为了所有人能更好地生活，必须要对皇权进行合理化的规范和引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规范和引导只能依靠冥冥之上的上天来获得。这就是所谓的“屈君而伸天”。董仲舒认为万物的本源为“元”。“元者为万物之本。”^[34]但董仲舒的“元”与天地“实一事而两名”^[35]。因为人受命于天，超然于万物，所以在世界里天人关系最为紧密。天为人之父祖，人为天之副数。人为天地所生，所以要以天道作为立身行事的法则。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但是天道冥冥，人难以直接感受到天意种种，所以皇帝作为天子成为沟通天人之间的桥梁。董仲舒继续论述了天有阴阳的相反相成，五行的相生相克。天子施政要遵循天道，把握阴阳，详虑五行，顺应天意民心。“盖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36]当天子的行为不能够反映天意时，天会降下天谴、灾异，作为惩罚。这样在董仲舒所构建的理论体系里，天道化为人道，人道又化为君道和臣道。臣服从于君，君服从于天，天又顺意于民，从而构成了一个天道人道交相辉映的理论架构。

汉时，佛学传入中国，并兴于隋唐。佛学在印度本为反对婆罗门教所建立的不平等种姓制度和意识形态而生，传入中国后与我国道教相互借鉴补充从而成为一种与综合化了的儒学相对应的“出世”之学。出世不是无世，而是为个人心灵的宁静与自由建设一方独立的空间。佛教与道教的天道人道观是对儒家“入世”哲学的一种补充。

（三）宋明清时期道学的盛行与衰落

一种哲学的气象与境界总是与它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联。正所谓天道变，人道亦变。宋明时期的思想家要面对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国家治理方面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佛道兴起带来的文化整合问题。隋唐的辉煌盛世之后，中华民族又开始了一个长期混乱征战的年代。盛唐的崩溃有其种种原因，均田制遭破坏、藩镇的兴起、民族融合的艰难、文教辉煌下的理念冲突等。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痛定思痛，一改唐以前政治文化的张扬与豪迈，转而内敛和保守。刚刚建立的宋朝，通过“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军制分权等一系列举措，一举消除了几百年来武人的威胁。但同时，也削减了军事方面的扩张能力，带来了此后数百年被动挨打的局面。知识阶层需要为宋朝的统治奠定一种文化的基础，也需要为其治理方式寻找一个合法性的根据。按照传统的做法，一般是将绵延千年的祭祀制度照搬出来，并抬出天道的大旗，为皇权披上神命的色彩。但是，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将中国人关注的视域深入到心灵思维层面。如果仅仅是口头大肆宣扬天道与天命，主流意识形态将无法回应宗教所提出的种种理论问题。于是，作为社会秩序代表的儒家要转换自身的理论视域和阐述方式，为社会的秩序与发展建构文化的基础。这个使命是由理学家或者说是道学家来完成的。

青年毛泽东曾经说过：“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37]宋明理学又被称为道学，实质是将人间的伦理抬高到世界的本体，又内化到心灵的深处。汉儒董仲舒等人建立的庞大天人感应体系，尽管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社会治理的合法秩序，但是其天道与人道结合的理论范式带有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神秘主义色彩导致了很多人利用所谓的天命之言攻击现存政治秩序。宋儒需要为天道寻找一个更为理性的根基。

道学的前驱是周敦颐。周敦颐画“太极图”并撰《太极图说》作为太极图的理论说明。“太极图”阐述的是天道的演进。论天道实际上是为了说人道，而周敦颐将“诚”这一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人道的本体。儒家经典《中庸》里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38]人为天地间的生灵，本应是至诚的。但是人往往被私欲所左右，因此难以达到诚的境地。为了成就人“诚”这个目的，应当革除私欲。周敦颐实际上将人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为私欲，一为“诚”这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所在。道学经过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等人的发展，到朱熹时达到顶峰。朱熹将伦理本体的世界分为“天理”和“人欲”两部分。“天理”是天道。践行“天理”就是践行“天道”。但是，人对天道的践行往往因受到“人欲”的干扰而无法实现。所以，人要“存天理”而“灭人欲”。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并不反对人合理的欲望，只是反对超越伦理规范的欲望。但是，当他把“天理”和“人欲”截然二分时，就存在了“天理”与“人欲”，天道与人道的紧张对立。这种紧张和对立带来了个体自由和整体秩序的对立，客观上压抑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在社会上也存在着以理杀人的种种怪象。

王阳明的心学是道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王阳明发展了道学，也瓦解了道学。因为，王阳明试图用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来调和朱熹“天理”与“人欲”之间的紧张关系。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变世界，人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自我心灵的认识和行动能力。天道邈邈，何为天理？王阳明认为“天理”就在人的心灵里，是人天然具有的善。这种善因为人的私欲而被遮蔽。所以要“致良知”。真正的“知”是排除私欲干扰，认识这种内心本体的“善”。而真知必然真行。世界上没有离开行的知，也没有离开知的行。真知必然会真行，真行也必然来自真知。而且由于并没有严格界定什么是本体的“善”，所以善需要在生活中自我呈现和完善。这解放了人心灵的自由。王阳明的理论把人认识和行动的能力统一并解放出来，发挥了人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同样是由于心学给了人精神相对的自由与解放，也相对解除了主客二分式“天理”对“人欲”的束缚。心学兴起后，道学却也被解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