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文化基点”

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但在东方特别是经历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统治的中国，仍然在现代化的门槛之外徘徊，迫切需要一场来自内部的革命性变革，以革除一切阻碍自身走向现代文明的障碍，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创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的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实践大浪淘沙的结果，也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

（一）文化的内在契合与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

作为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华民族来说，确确实实是一种异体文化。任何文化都存在可传播性和可交流性，但任何文化体系的外传，都必须有其文化契合点，即文化的共通性。只有具备内在的契合点，一种文化才能被另一种异体文化认同、吸收和同化，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为新的文化形态。

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被接受、传播并逐步中国化，是其倡导的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文明主体的生存境遇悲惨甚烈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社会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层次的契合之处。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点，当代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分析。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32]汪澍白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具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同或相近的先天素质。诸如辩证的思维方式，实用理性的致思路线，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的忧患意识，追求均等与‘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先天素质，正是促使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后迅速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原因。”^[33]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沉淀，社会理想则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引导人们奋斗的目标，也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现实及历史的态度。从服务于“救亡图存”这个时代主题出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最根本的契合点是在社会理想的追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无论是作为一种崇高的信仰追求，还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都是为论证这一理想社会而服务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追求。《礼记·礼运》篇中描绘的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社会理想的范本。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则是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做了详细的规划和设计。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但无论共产主义还是大同世界，都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对剥削制度的否定，都充满着对平等的向往。因此，在生产关系方面，在终极关怀方面，两者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大大地缩短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削弱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曾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梁启超就把“社会主义”同古代“大同”混为一谈。梁启超说：“中国古代井田制，与近代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34]孙中山也强调共产主义与中国“大同”理想的契合：“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35]李大钊则从社会发展的伦理要求出发，强调从“大同”理想发展至社会主义是伦理必然性，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36]

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上的内在契合，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共鸣，从而形成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马克思主义的和谐共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是由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理想作为桥梁来培植并推进其传播的。

（二）农民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

美国比较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议会民主结合的发展模式；二是半截子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来自上层的保守革命，也就是德国和日本的反动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发展模式；三是自下而上以发动农民革命为主的道路，也就是俄国式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于这三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巴林顿·摩尔也做了说明：“对于以上三种类型——达到西式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自上层的以法西斯主义为归宿的保守革命，以及导向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它们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可能构成多条路线与多种选择的。何况这些模式显然具有相继的历史阶段。它们本身就显示出相互间的一定联系。一个国家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改变下一阶段另一些国家按同一方式处理问题的程序……没有英国先行的民主方式的现代化，不大可能出现德国与日本采用的反动方式，没有资本主义的经验与反动的经验，共产主义方式纵然出现，也会全然不同。”^[37]1842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一百年间中国探索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也印证了巴林顿·摩尔的观点：“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在20世纪，它却经由成功的农民革命而进入高潮。”^[38]

巴林顿·摩尔的观点是基于历史事实而得出的历史结论，但对于身处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中华民族来说，以农民革命作为起点助推中国迈向现代化征程却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是力图模仿日本、俄国走君主制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道路。洋务运动的无疾而终与维新变法的惨痛经历，证明此路不通。20世纪初，孙中山转而模仿英美模式，试图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中国现代化另辟蹊径，并曾经乐观地估计革命后十年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但袁世凯的复辟及其随后的军阀割据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走不通。对此，罗荣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中国，如果没有市场关系在广泛领域内取代传统关系，没有农业生产力优先的大幅提高，没有强有力的现代化发展趋向的国家权威的确立和导向，要在这样一个大国中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即使转变了也不能巩固。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照搬这种与那种西方模式，也不能照搬俄国模式或日本模式，必须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39]而这种自主型发展模式，既不能漫天空想，也不能一味模仿，而只能在总结东西方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通过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作用和对话才有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文化，它不仅包含着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科学预测和判断，也内在地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这对于身处现代化迷惘中的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瑰宝，绝不能放弃；而早已内涵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一切领域的传统文化，更绝不能遭到抛弃或鄙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历史的泥沼。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既体现在为其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体现在为其领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现代化所遇到的阻滞和障碍，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此，毛泽东曾深有体会地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40]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斗争理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存在的“要不要武装斗争”的争论，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怎么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接踵而来。谁才是武装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哪儿才是武装斗争的主战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再次遭遇到了成长的烦恼。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虽然多次提到工农联盟，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始终被摆在首位，农民运动则位居次席。陈独秀就认为，农民散漫异常，文化十分落后，教育和宣传都难以产生效果，便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国民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李立三领导的中央又提出了“城市中心论”，力图通过工人运动，夺取大中城市，实现革命成功。而后来留苏回归的王明则更加罔顾中国国情，一味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就在教条主义者们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望在城市工人身上，倾心于城市运动的同时，深谙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扎根中国大地，就必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大国搞革命，占人口的80%以上的农民才是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村地区才是革命的主战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41]“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42]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就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言：“在西方革命中，革命者从攻取首都开始，向外扩张，夺取对农村的控制。在东方型革命中，他们在偏僻的农村打响了战争，向中心推进，最后夺取对首都的控制。因此，在西方型革命中流血战斗发生于革命者在夺取首都权力之后，而在东方型革命中，流血战斗则发生在革命者夺取首都之前。”“造成东西方革命模式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乃是东西方革命前政权的性质不同。”^[43]告别本本主义，扎根广阔农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在这些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实现，既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不同阶级或集团实践力量的对比，也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客观上为中国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走“回头路”，即再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44]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而超越了资本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必然性以及本民族特点的把握有着直接联系。与能够催生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契合于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契合绝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历史地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子，而是意味着这种文化经过先进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更能激发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开辟，既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历史性“基点”，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性“基点”。

（三）中国文化与中国和平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

存在多少个国家，可能就存在多少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45]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经济学家普遍的分类解释，主要有三种发展模式：一是美国模式，也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二是德国模式，又称莱茵模式，主要是指以德国发展模式为核心的欧盟模式；三是日本模式。在人类的现代化历程中，西方国家无疑是领先者，但与生俱来的工具理性突出、价值理性缺失的文化基因，使得西方的现代化史既是一部生产力不断飞跃的历史，也是一部充满血腥的扩张史。

中国的现代化征程是在西方“有组织暴力”推动下才开启的。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历程而言，中国无疑是后来者。然而，时代环境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性质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基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拓展出一条异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独特道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近150年间，当西方人享用他们创造的进步和富庶时，大多数亚洲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的复苏使得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他一再强调指出：“亚洲的现代化不能被看作是它的西方化过程，而应是它自己的‘亚洲方式’的现代化。”亚洲在现代化中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价值。亚洲以“亚洲方式”实现现代化，给西方在进入21世纪时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46]。杜维明则指出：“虽然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东亚的现代化已具有大大不同于西欧和北美的文化形式。”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拉丁美洲、中亚、非洲以及世界各地固有的传统都有转变的潜力，发展出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47]。

相对于崇尚“权力”“扩张”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则要显得“内敛”得多。“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内部战乱曾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宝贵，绝不会放弃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愿望，绝不会把自身曾经遭遇的苦难强加于他人。”^[48]英国哲学家罗素甚至说，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希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和平主义文化塑造了一条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现代化塑造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地位，但也充分展现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近代以来先后染指世界霸主“宝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虽然留下了风格迥异、具有时代特征的崛起模式，维持繁荣强盛的时间长短也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殖民扩张，武力贸易，强权政治以及列强争霸。历史已经证明，霸权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不适应现代世界发展的要求。相比于西方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启程虽晚，但却创造了不同的历史风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和平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1.2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3.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储备从只有16亿美元扩大到3.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由几乎为零提高到1701.1亿美元。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更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6年度，美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0.3个百分点，欧洲贡献了0.2个百分点，而中国则贡献了1.2个百分点。美国人特德·菲什曼在其著作《中国公司》中，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世界进入中国，第二阶段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阶段是中国开始改变世界。中国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的中国在现代化的探索上无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对于急切想实现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与西方历来热衷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历来主张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来决定。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劝告非洲国家领导人不要照搬“中国模式”，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即使是进入21世纪后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仍然坚持各国要根据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否则，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49]这些都是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也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

总之，现代化是当前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具体国情、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决定了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是千差万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既坚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又始终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而不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对中华民族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注释】

[1]［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80页。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01页。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06页。

[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07页。

[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6页。

[6]［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9页。

[7]［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74页。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0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3页。

[1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56页。

[1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56页。

[15]所谓权力，按照小约瑟夫·奈的理解，就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它是影响他人和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之能力”。按照罗伯特·达尔的理解，权力就是“让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第77—78页）按照雷蒙·阿隆的话就是“某一政治单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位的能力”；用霍尔斯蒂的话就是“一个国家控制别国行为的总能力”。（转引自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第52—53页）可以看出，“权力”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侵略、干涉、威胁、控制和压迫”的属性。

[16]如意大利诗人和思想家但丁在其著作《帝制论》中提出建立世界国家的思想，法国法律家杜布瓦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思想，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最早代表。格劳秀斯、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自然状态、自然法思想及边沁提出的将维持和平的希望寄托在道德力量上的思想也是理想主义的重要表现。近代康德的“和平主义”思想，威尔逊所提倡的“贸易自由”“民族自觉”“国际联盟”则是西方理想主义在近代的发展。

[1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36页。

[1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4页。

[20]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第39页。

[21]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第3页。

[2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0页。

[23]《张文襄公全集》第202卷、203卷，《明纲》《变法》篇。

[24]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第5—6页。

[25]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第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3—1514页。

[27]《李大钊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05页。

[28]《李大钊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05页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1页。

[3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5页。

[3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190页。

[33]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212—213页。

[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34页。

[3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第145页。

[36]《李大钊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35页。

[37]［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335页。

[38]［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368页。

[3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271页。

[4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47页。

[4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05页。

[4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78页。

[4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226、227页。

[4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14页。

[45]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46]［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外文出版社、经济时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10、264、275页。

[47]杜维明：《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382—383页。

[48]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8日。

[49]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