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并起，生死攸关

孟子是战国时期邹国人，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形成的战国。自春秋以来，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征战攻伐，到战国时已被兼并为七国，史称战国七雄。整个战国时代，社会向前发展，生产力水平较以前有较大的提高，生产工具改进，农业技术水平向前进步，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大幅度地增强。战国时期的社会历史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旧生产关系崩溃，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不断地得到发展。

各个诸侯国为了发展壮大，纷纷重视和起用有识之士，因为诸侯国如果不重用人才，国家就不能强大，即面临灭亡的危险。各个诸侯国都感到自身处于生死攸关的境地，对知识分子格外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比较高，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能够为各诸侯国的生存壮大出谋划策。在决定命运的生死关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仁人志士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史称百家争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希望统治者采纳推行，其思想多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孔子就提出“克己复礼以为仁”，“仁”的价值观对历代儒者的影响最大。由此可见，时代历史条件使志士仁人得以出现，可谓“时势造英雄”。战国初期各诸侯国纷纷采纳法家的主张进行改革，法家之士在自己的国度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公元前359年的秦国商鞅变法最具历史意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立竿见影。各诸侯国的这些变法，废除奴隶制，建立封建制，达到了富国强兵。大史学家司马迁曾说: “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征伐为贤。”[1]法家的改革确实起到较好效果。

孟子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孟子在当时是较有知识文化的知识分子，享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孟子也提出自己的发展主张。但是儒家的思想观点与法家的思想观点明显不一致，其思想与法家相比不可能立刻实现富国强兵，不可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2]实际上这是法家与儒家的社会效果的不同，法家观点重视“法”和社会效益，能够迅速实现社会有效统治，社会效益能够迅速显现，“法术之士”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各诸侯国家要迅速崛起以便在天下称雄，“法术之士”能够使诸侯实现这一雄心壮志。冯友兰说: “诸侯常常找这些人打主意，如果他们的建议有效，他们往往就成为诸侯相信的顾问，有时竟成为首相。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3]“法术之士”的建议实行起来，具有很高的效率，因此在战国时期的几个强大诸侯国中，法家的地位比较显赫，当时儒家的地位不及法家的地位。冯友兰说: “各国诸侯需要的不是对百姓行仁政的理想纲领，而是如何应付他们的政府所面临的新情况的现实方法。”[4]儒家的“仁政”学说实行起来当然没有法家学说有效，儒家在诸侯中影响慢慢降低。“国君根本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是仅有中人之资也能治国，并且治得很好。”[5]由此可见法家非常注重实效和实功。在法家实效、实功的价值取向下，“法术之士”急于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对“仁义”就不太关注，主张用“法”对黎民百姓进行治理，以求管理到位，达到意想的效率。运用“法”进行治理也是由于当时社会存在贵族特权的原因造成的，西周的刑罚只适用于平民阶层，对贵族则没有作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6]。法家希望建立法治国家，以期望人人依法办事。法家观点的弊端是只关注了统治阶层的统治，没有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不能实现长远统治，因为法家不关注仁义，法制的严苛使人本价值缺失，民不聊生，容易导致黎民的反抗，使国家走向灭亡。秦国迅速实现强大并统一六国，但又迅速灭亡就是由于法家思想只关注了社会有效统治但不能实现长远治理。孟子的观点与法家的观点明显不合，希望通过长远有效的治理实现富国强兵，既解决生死攸关的生存问题，又实现国家长期治理。

正是基于战国时期诸侯国存在的生死攸关命运，孟子的公共价值思想相异于其他学派的观点，这为孟子公共价值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条件。诸侯并起，生死攸关，需要速见成效，但是为了长远发展，又需要关注公共价值。孟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而促使自己公共价值思想得到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