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大勇，深谋远虑

孟子的公共价值观念充满了哲学理性，主张从大局、长远的思维去寻求公共价值观念的可能性依据，认为在仁义导向下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大智慧需要大勇气，不是力量上的勇气，而是大智慧下的勇气。孟子强调大智大勇，追求深谋远虑，这种思维理性为公共价值的仁义提供了哲学依据。

孟子的“勇”是君子的勇气，不是匹夫之勇。孟子所说的“勇”是君子之勇，就是以“仁义”为导向下的勇气，是大智大勇，不是单凭力气冲动支配下的勇气。孟子的“勇”是对孔子的“勇”在思想上的继承。孔子的“勇”是君子之“勇”。孔子说: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5]君子“勇”以“义”为支配，“勇”与“义”相结合。孟子反对匹夫之勇，匹夫之勇重点体现了力气的作用，眼光短浅。君子之“勇”重点体现了仁义，以大智慧为根本，目标远大。孟子说: “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 ‘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16]孟子列举文王、武王大智大勇，意思是主张君王不要喜好匹夫之勇，希望君王目光远大，关注大智大勇，大智大勇即以仁义为本，匡扶天下百姓，有真正的勇气面对天下百姓，真正的勇气是仁义。

孟子所说的勇气不是好勇斗狠，而是仁孝。“好勇斗狠”不仅仅是匹夫之勇，而且是完全不守规矩的勇气，完全起反作用。孟子说: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 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 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 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17]“好勇斗狠”违背了仁义，使天下大乱。孔子说: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说这事情，很高兴。孔子说: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8]孔子坐木排出海漂流，仲由跟着孔子，孔子认为仲由这个人太好勇了，仲由的勇敢精神超过了孔子，但不能裁夺事理，也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勇气大，但不能判断是非，容易起反作用。孔子说: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9]“勇”是一种行为，而“义”是一种导向，没有“义”的价值导向，“勇”就失去了方向。因此孟子认为勇气必须在“仁义”的导向下才能发挥作用。

儒家认为的勇气是仁义下的勇气，真正的勇气是坚持是非原则。“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 ‘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 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 ‘子好勇乎? 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20]孟子说，北宫黝的勇气是片面狭隘的，孟施舍的勇气是毫不畏惧，曾子的勇气则是能够判断是非曲直，孟子赞颂曾子的勇气，因为曾子坚持了原则，遵守规矩礼节。孔子说: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故旧不遗，则民不偷。”[21]勇敢而没有礼节规矩则天下大乱，勇敢必须以仁义为宗旨，以礼节为规范，在原则规约下进行，不是无原则、无规矩下的勇敢。同时勇敢不是无所作为，是见义勇为。孔子说: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22]见义勇为才是真正的勇气，不是胆小怕事。

孟子认为“勇”的发挥要适度，不能过犹不及。孟子说: “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 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23]意思是可以取得就取得，过度地取得则损伤了廉洁，可以给予则给予，过度地给予则损伤了恩惠，面对死亡应该无所畏惧，但无谓的死亡则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对勇敢的损伤。

总之，孟子的大智大勇是一种大智慧仁义下的勇敢正义，是君子之勇，不是匹夫之勇，大智大勇不是力气之勇，是正义之勇，是仁义礼智原则下的果断勇敢。勇敢的运用要适度，无谓的死亡不是真正的勇敢。孟子的大智大勇体现了深谋远虑，以天下大局为重，目标高远，期求天下安定。

本章小结: 孟子的公共价值观念在现实中是否具有可能性，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论证，以增强推行公共价值的力度。为了实现这一理论目标，孟子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找寻公共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从道德形而上学的角度论述公共价值何以可能，主要从人性本善、天道有诚和王道大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人性本善论是公共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首要逻辑，因为人本质具有善性，推行公共价值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人性本善必然导致公共善心、良知之心必然导致道德善心、心同理同必然导致公共向度。天道有诚论是公共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重要逻辑，在人本身之外寻求一种共同认可的神秘力量来说明公共价值的可能性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是对人性本善的进一步补充。天道“诚”的这一形而上学基础主要从天道善诚、人道思诚和天人合一几个方面展开，从而形成公共价值的可能性依据，为公共价值观念找到合理性基础。孟子还试图从理论上寻找王道的形而上学依据，使王道成为可能，这就是大智大勇。王道从何而来? 王道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孟子提出王道政治，主要从大智大勇的理性上进行论证，王道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崇高的理性、圣智，因为没有大智慧、高远的眼光和深远的谋略，不可能推行王道政治，因此王道政治的公共价值成为可能来源于人类的智谋理性，智谋理性使王道政治成为可能，这种人类理性不同于天道神性、人道善性，而是一种自身发展的深谋远虑的理性，主要从王道是人心所向、仁智是智慧的开端和大智大勇是深谋远虑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1]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5页。

[2]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第四十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328页。

[3]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328～330页。

[4] 《孟子·梁惠王下》，《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22页。

[5]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3页。

[6]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5页。

[7] 《周礼·地官司徒》，《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07页。

[8] 《礼记·乡饮酒义》，《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3页。

[9] 《孟子·公孙丑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41页。

[10] 《论语·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56页。

[11] 《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页。

[12]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234页。

[13]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页。

[14]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8页。

[15]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

[16] 《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216页。

[17] 《孟子·离娄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99页。

[18] 《论语·公治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7页。

[19] 《论语·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49页。

[20]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29～230页。

[21] 《论语·泰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页。

[22] 《论语·为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60页。

[23] 《孟子·离娄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