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大勇守新疆,志在“今亮”胜“古亮”

大智大勇守新疆,志在“今亮”胜“古亮”

——左宗棠传

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1812—1885）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因个性鲜明而备受瞩目的人。他早年曾参加过科举，并中了举人，后又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只得以教私塾为生。但他胸怀大志，长期潜心舆地，埋首兵书，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常以诸葛亮自喻，其学问和器识为当时的有识之士赞赏不已。1854年，左宗棠被湖南巡抚邀请入幕府，后又在曾国藩手下督办军务。此后，左宗棠被破格提拔，青云直上，以一个不第进士的举人身份，任巡抚、总督，直到入阁拜相、封侯赐爵。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左宗棠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但是，在反对沙俄侵略和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他为维护祖国统一，保卫领土完整，做出了重大贡献，使西北大片已失去的疆土重回祖国怀抱。正像台湾历史学家缪凤林在考察西北后作出的结论，“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左宗棠一生素行高洁，廉正勤勉，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其军事学识、政治眼光、爱国思想是当时之人很难逾越的。

一、家世·学问·性情

1812年11月10日，在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塅，降生了一个孩子。传说，这天夜里，那家的年近八十的老太太梦见一神人从天空降落到她家院子里，自称是“牵牛星”，不禁惊醒，听说媳妇生下一个孩子。同时，产妇房中一片白光，连灯烛都显得暗淡不明，不多会儿，天就亮了。这个在神话中出世的孩子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姓左，名宗棠，字季高。卒谥文襄，人称左文襄公。

左宗棠家世比较清寒。祖父左斐中和父亲左观澜都是秀才，平时以教书为业，有少量的束修收入。另外还有几十亩田，每年可收租谷48石。左宗棠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一家十口人就靠这清苦的收益生活。在封建社会里，这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有时候，遇到年景不好，田粮歉收，只好以糠屑充饥。左宗棠29岁时在长沙处馆曾作诗八首，其中一首追忆了他父母在世时家庭生活的情景：(www.guayunfan.com)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

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飱。

五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

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嘱儿孙咬菜根。

左宗棠生下来时，母亲奶水不足，只好捣米成汁来喂他。但仍吃不饱，日夜啼哭，以至于“脐突出”，直到年老体胖，还是“腹大而脐不深。”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左宗棠，深知生活的艰辛，所以他一生都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不过分享受。

在左宗棠青少年时期，其家境日渐中落，姐姐出嫁，祖母、祖父、长兄、母亲先后亡故，母亲去世时所欠的医药费、殡葬费等白银200余两，直过了三五年，左宗棠入赘周家后，才得以偿清。1830年，左宗棠父亲一病不起。十口之家，只剩下他和二哥左宗植两人，家境一落千丈。幸亏当时湖南巡抚吴荣光创立湘水校经堂“课士”，左宗棠因成绩优异，七次名列第一，获得类似今天奖学金性质的生活补助——“膏火”。1831年，左宗棠谋食他乡，客游武昌。1832年，贫苦无所依的左宗棠入赘湘潭周家。其夫人周诒端，号筠心，与左宗棠同年生，家里非常富有，自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颇有才气，诗词歌赋，都不亚于左宗棠。尽管这门婚事是早就定好的，但在当时社会中，入赘还是很不光彩的。

左宗棠小时候家庭生活虽然清苦，但深得祖父母和父母亲的宠爱。在左宗棠4岁时，曾跟祖父上山游玩，采了一把栗子回来，祖父让他回家跟哥哥、姐姐分着吃，他却把栗子全部分给了哥哥、姐姐，自己没有吃。祖父看见后，非常高兴，认为这孩子从小能分物均匀，又能不贪，将来必能成一人物。左宗棠从5岁开始，就随着两个兄长一起跟祖父、父亲读书，在他们的严格管教和循循善诱下，左宗棠的文化知识基本功非常扎实，字也写得挺秀可爱。9岁时就开始学做八股文，15岁应童子试。第二年应府试，成绩优等，知府本来打算把他拔置冠军，因照顾某生年老，把他抑为第二。到21岁那年，与次兄左宗植同时应湖南乡试，这一年的湖南乡试主考官是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左宗棠的考卷，本来已被阅卷官所摒弃，并无取中的希姜望。但这一年的乡试，道光皇帝曾经特别降旨，让各主考官特别查阅未被取中的“遗卷”，以免遗落人才。徐法绩独自查阅遗卷5000余卷，寻得6人，而以左宗棠居首。最后，左宗棠与其兄同中举人，其兄左宗植荣获第一，俗称解元，左宗棠名列第十八。这是他在科举考试中所取得的最高功名。自此以后，左宗棠曾于1833年、1835年、1838年三次赴北京参加会试，都没有得中进士。之后，左宗棠绝意于科举。

左宗棠之所以在科举功名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与他大部分精力专致于经世致用之学有关。因为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为了从科举中获取功名富贵，往往以全部精力去钻研揣摩八股文。但是，左宗棠在还没中举之前，就开始了对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在左宗棠18岁那年（当时，他正在家为父亲服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买到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读史方舆纪要》等书，读后大感兴趣。从此，他的思想学识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在这一时期，他还认识了湖南善化籍的江宁布政使贺长龄。通过交谈，贺长龄得知左宗棠对于兵要地理以及全国的山川形势与社会现状很有研究。在极为赞赏的同时，允许左宗棠随意借阅他自己所收藏的很多“官私图史”。每次左宗棠去借书，贺长龄都亲自上楼取书，从不怕麻烦；还书时，贺长龄都要详细询问读书所得，互相讨论研究。

在得到贺长龄帮助的同时，左宗棠还深得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的教诲。当时，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而贺熙龄主讲城南书院，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曾做诗夸奖左宗棠说：“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先得古人心。”还说：“季高谈天下大事，了如指掌。”由于他们的称赞与鼓励，加上接触到了大量的典章制度和政治实际，左宗棠的视野扩大，见识大为增长，生平学问在这一时期奠定了良好基础。

1837年，左宗棠正主讲醴陵的渌江书院，恰逢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安化县人）乘阅兵江西之便回湖南省墓，路过醴陵。醴陵知县为总督大人预备公馆，请左宗棠代撰楹联，左宗棠当时非常钦佩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的政绩，如整饬吏治，整顿盐务、漕务等。他写的楹联是：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虽然摆脱不了赞誉的性质，但措词非常大方得体，既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也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联中的“印心石”，是陶澍幼年读书的一所堂屋，承蒙道光皇帝御赐匾额：“印心石屋”。所以，陶澍见了这副楹联大为赏识，得知是左宗棠的手笔，便请来相见。左宗棠本来对陶澍非常仰慕，再加上平日一肚子经世济民的想法无处倾吐，这次见了陶澍，巴不得全部倒出来，于是半是请教，半是展示，从学问到国事，从盐政到海运，足足畅谈了一夜。陶澍为家乡有这样的奇才而十分高兴，认定左宗棠日后前程会超过自己，竟不顾两人相差三十几岁而与左宗棠建立忘年之交。那年陶澍59岁，左宗棠才26岁。第二年，陶澍重病在身，邀请左宗棠到江宁。他深知左宗棠气宇宏远，志行坚毅，不但前途不可限量，而且可以托之大事。所以，他把年仅8岁的独子陶桄和全部家事托付给左宗棠，并主动提出与左宗棠的女儿联姻。左宗棠非常感激陶澍的知己之恩。加上当时已经会试三次，看透了考场弊端，所以，他也决心再不赴京会试，要“读书课儿，躬耕柳庄，以湘上农人终世”。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去陶家当塾师，实际兼“总管家”，在安化小淹一住8年。一方面主持内外，把全部所学悉心教给陶桄，另一方面，他也借此机会，读遍了陶澍所收藏的清代典章以及陶澍的奏疏、书札等，体察了一番官场世故与政治得失，生平学问也更上一层楼。

左宗棠的学问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舆地学。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发生、发展的时代，为了了解天下形势，当时许多地主阶级改革派如龚自珍、魏徵源等人都擅长地舆之学。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之下，左宗棠也从研究地舆之学开始了他的经世致用之学。他先后阅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分别做成札记。他在会试失败之后一段时间，曾向岳母在另外一个院落借了所房子，叫做西楼，自立门户。左宗棠就在西楼上，潜心研究地学，考察山水的分布、疆域的沿革、城池的兴废、攻守的形势、探索绘制地图的原理，他发现以往书上绘制的地图，有很多失实，所以他计划自己绘制地图。横的方面，先绘一张全国地图，纵横九尺，再绘制分省地图；纵的方面，先绘成一张清代的图，推上去再绘成明代的图、元代的图、宋代的图，乃至《禹贡》的图；还要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的关系，做成说明。他还摘抄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把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几十大本，题名“眘余阁钞本史部”或“经部”。夫人周诒端也协助他进行研究，往往都是左宗棠绘制草图，周夫人为他影绘；左宗棠忘了某一个典故，就由周夫人给他在某书某函某卷检出，十之八九都不会错。就这样，整整画了一年，才完成了全国分省地图。鸦片战争发生后，左宗棠还专门阅读关于海防记载的图书，同时，写成了几篇建设海防的意见书。左宗棠后来在军事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要靠他对于地理的精熟。

第二部分学问是农学。左宗棠在研究舆地学的同时，还分出一部分精力研究农学。他读遍了历代讲农事的著作，也是分门别类地抄出来，计划编成一部《朴存阁农书》，他不但研究水稻的种植，其他如种桑、养蚕、栽茶、种树、园艺果蔬、土壤性质以至粪肥的使用等，都成为他研究的对象。1844年，他用教书积存的收入，在湘阴东乡柳庄买了70亩田，全家搬去居住，并在柳庄亲自试验一种“区田”，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因地制宜和间隔种植，结果非常成功。后还把区田画成图样，以向别人介绍区田种法的好处。他还在住宅周围种桑千株，劝家人养蚕缫丝。湘阴原没有种茶的，左宗棠开风气之先。由于他经营得法，仅茶园一项收入，便够交纳赋税。每次从安化回家，他都巡行田头，指导耕作，自称“湘上农人”。可以说，左宗棠对于农事有特殊的嗜好。以至于后来出山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都非常在行地教兵士种田，教人民归耕。

第三部分学问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水利、荒政、田赋和盐政。这些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非常重要的。当时，陶澍收藏的这类图书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左宗棠在教陶澍儿子的8年时间里，饱览了这些图书，也精熟了这一部分学问，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事业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左宗棠从青年时期，就显出了他极强的个性和不凡的见识。虽然有些高傲自负，但志向远大。他20多岁时，生活无依，客居妻家，却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后在东山隐居时，其客厅两边楹柱上的联语是“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可见气魄之大。他常以诸葛亮自比，书信末尾常以“亮”“小亮”“今亮”落款，还对人说“今亮或胜古亮”，盼姜望能像诸葛亮那样干一番大事业。起初，左宗棠自比诸葛亮，原只是和朋友们打趣。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则把他们都看成是用兵如神的“军师”。左宗棠经纶满腹，才华出众。1849年，林则徐从云南因病返回福建，路过长沙，特地派人到柳庄招左宗棠相见。两人虽然从未见面，但都相知已久，所以首次会晤极为融洽。左宗棠仓促间失足落水，衣履尽湿，登舟后即向林则徐说：“闻古人待士以三薰三沐之礼，今三沐已是拜领了，至于三薰也不曾做到。”林则徐笑着说：“你还这么文绉绉的呢，赶快换衣服，免得着凉。”当晚，两人在湘江船上叙谈，通宵不眠。从鸦片战争到遣戍新疆，从水利设施到舆地兵法，无所不及，直到鸡鸣天晓，才依依惜别。“文忠公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左宗棠的才学个性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他为人倜傥耿介，刚直豪迈，与人稍有意见不和，就可能和对方决裂，从不留情面。他以为是好人时，又可以始终认定是好人，有时甚至说得过分好。左宗棠和曾国藩之间曾有一段有趣的互相讥讽。那是在1839年冬，左宗棠与郭嵩焘等人一起拜访曾国藩，大家议论国事兴致很高。左宗棠爱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又最会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曾国藩总是说不过他，心中略有不快。临到客人告辞时，曾国藩笑着对左宗棠说：“我送你一句话，‘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话中嵌着“左季高”三字。左宗棠听后微微一笑，说：“我也送你一句话，‘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也恰好嵌着“曾国藩”三字。这虽是一段笑话，但从中可以看出左宗棠的才思敏捷和对曾国藩不服气的心情。后来，对曾国藩“天津教案”的处理，左宗棠当时虽然正在远隔千里的平凉，仍提出了不同意见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左宗棠才气纵横，精力充沛，免不了予智自雄，事必躬亲，甚至做事专断，以至于左宗棠在湖南巡抚任幕僚时，被巡抚骆秉章所倚重，以幕府身份而实际操纵湖南的政权。当时湖南人都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而骆秉章只不过是右副都御史，左宗棠的权力要超过骆秉章，以至于后人为左宗棠编纂全集，直接将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七年半所上的奏折，亦编入左宗棠全集之内，作为附篇，其目的在于使人知道，这也是左宗棠所撰奏稿，不过借骆秉章之名奏上皇帝而已。左宗棠的揽权，加上性气刚烈矫强，“使气好骂”，以至于招怨树敌太多，把很多人都得罪了，几乎引来杀身之祸。据说永州镇总兵樊燮在带兵入川时，路过长沙到巡抚衙门拜访。樊燮为官很不清廉，声名恶劣，又仗着朝里有人有恃无恐。当时有很多的参劾信函都压在巡抚衙门，左宗棠碍于骆秉章的面子，也不便处理。这天，樊燮来到巡抚衙门后，只向骆秉章鞠躬请安，对坐在对面的左宗棠只随便问了声好。谈话过程中，樊燮又口出狂言，左宗棠极为反感。樊燮告辞时，又不理睬左宗棠。左宗棠勃然大怒，喝道：“你进衙门不向我请安，出衙门不向我告辞，你太猖狂了，湖南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你不请安，是何缘故？”樊燮也怒而高声说：“朝廷体制并未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武官虽轻，也不比师爷贱，何况樊某乃朝廷任命的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你四品幕僚请安的道理。”左宗棠气得呼呼大喘，环眼暴凸，燕颔僵硬，好半天，才冒出一声炸雷般的声音：“王八蛋，滚出去！”樊燮窝着一肚子气回到武昌，向他的姻亲湖广总督官文添枝加叶地控告左宗棠无视朝廷命官，骄横跋扈，独断专行。以致发生了闻名当时的樊燮京控案件。清政府命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虽然如此，但后经多人营救，加上朝廷正急用人才，左宗棠转祸为福，樊燮终被革职。但从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刚直不阿、直爽豪迈的性格特点。传说，樊燮被革职后，带二子回到原籍湖北恩施，建一栋楼房，楼房建成之日，樊燮宴请恩施父老，说：“左宗棠只不过一举人，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我先人，视武人为犬马。我把二子安置楼上，请名师教育，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雪我耻辱，死后不得入祖茔。”樊燮重金聘请名师，以楼房为书房，除先生与儿子外，别人一律不准上楼，每日酒饭，都要亲自过目。二子不准着男装，都穿女子衣裤，又将左宗棠骂他的“王八蛋，滚出去”六字写在木牌上，置于祖宗神龛下面，告诫二子：“考上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木牌，并告诉先人，已胜过左宗棠了。”二子谨受父命，在书案上刻上“左宗棠可杀”五字。后来，樊燮的第二子樊山果然中了进士。报捷那天，他恭恭敬敬地在父亲坟头报喜，当场焚烧“王八蛋，滚出去”木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左宗棠的这种刚直不阿、敢讲真话、肯办实事的性格，使他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但是，由于性情太刚，气度不够，左宗棠也常常得罪一些人，手下真正的人才很难留住，因为同是有才气、有抱负的人，不甘心只处于唯唯诺诺的地位，所以，留在左宗棠手下的往往都黯然失色。特别是到了晚年，手下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几乎没有了。

二、幕僚·巡抚·船政

左宗棠出山，充当“军师”的经历与诸葛亮有某些相似之处。

1850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到1852年，太平军日益壮大，已由广东、广西两省进入湖南，准备攻打长沙。当时湖南巡抚张亮基极需广搜人才以备顾问，并协助处理军政事务。胡林翼得知后，就把通晓军事的左宗棠推荐给张亮基做幕僚。这时左宗棠正避居东山白水洞。张亮基派人请其出山，左宗棠复信辞谢。后胡林翼又写信给左宗棠，劝他万勿推却，宜迅速出山。他说：“中丞思君如饥渴。”又说：“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左宗棠本来就有强烈的忠君思想，加上把起义农民看作盗匪，这时，在胡林翼的恳切劝说下，加上同住山中的郭嵩焘的劝行，还有长沙守备江忠源的推荐敦促，以及张亮基的两次邀请，左宗棠决定应聘出山。这年，左宗棠已41岁。

左宗棠进入长沙后，开始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张亮基将全部军事委托给了这位新来的“参谋长”。左宗棠为人也最为忠直，不避嫌疑，不答应则已，既已答应，便把守卫长沙视为当然责任。他事事过问，桩桩关心，凡他经办的事，无论巨细，没有一件不是有条不紊、妥妥帖帖。并且主意特别多，在他面前，几乎没有难事，而各种建议又都能被张亮基所采纳，并立刻付诸实施。左宗棠的知识和才能得以施展，有了用武之地，一生功名也从此开始。

太平军围攻长沙3个月久攻不下，只得放弃湖南。左宗棠在谋划用兵的同时，向张亮基提出了整饬吏治的建议。张亮基完全接受，许多部署也大都按左宗棠的方略行事。1853年，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也辞职重返东山。

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邀请左宗棠出山，他总是不肯。直到1854年春，在大家的劝说下，左宗棠才又出来，重入骆秉章幕。此后，骆秉章和张亮基一样，对左宗棠言听计从，对其军事策划无不信任，对他所行文书画，概不检校。能取得这样的信任，自然能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因此，左宗棠亦以“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一直在骆秉章幕下襄办军务，前后达6年之久。

在这期间，左宗棠协助骆秉章内谋守御，外筹军备，费了不少心思。一方面要整饬吏治，把此前各路失守的负责军官予以甄别整肃，斥退所谓“团练不力”的地方官员。另一方面要充实军饷军械，制造船炮，补充水师。但当时军费奇缺，为了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决定设置厘局，向商贾征收厘金（即商业税），用以充实军饷。同时，左宗棠还协助办理减漕，废除向农民征缴漕粮的一切陋规，另定减免办法。这样，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又充实了军饷，补充了各县开支，一扫以前漫无标准、浮收滥取的弊病。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骆秉章能顺利地督抚湖南，支援邻省。左宗棠的军事谋略和经济管理才华也初露锋芒，名声也日渐增大。以至于当时人们评论：“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郭嵩焘和王闿运语）“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藩祖荫语）

1860年，左宗棠因樊燮案的牵连，向骆秉章提请辞职，结束了他的幕客生涯。不久左宗棠得到诏令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遵照曾国藩的指示，在长沙招兵买马，从而建立了4个营，每营500人，4个总哨，每哨320人，另外增选最精锐的勇士200人，分成8队，作为亲兵。又将王珍旧部1400人接收过来，不改编原来的编制，全军共5000人，全部屯驻长沙城南金盘岭，由王开化总领全军营务，刘典、杨昌浚为副手，积极从事训练。从此组建了有名的楚军，实现了他独率一军亲临前线的愿姜望。

1861年12月，左宗棠奉命督办浙江军务。1862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清政府大员，时年正好50岁。1863年，清政府又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清政府所镇压。

早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等外国侵略者依仗船坚炮利，横行中国沿海地区，一再打败清政府，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订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对此，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所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就指出：要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以御外侮。魏徵源也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阶级矛盾退居次要位置，中华民族与国外列强的矛盾逐渐上升。一些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办洋务，洋务运动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左宗棠继承和发展了魏徵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投入到洋务运动中，开始创办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早在青年时期，就仔细研读过唐宋以来官方和私人史书中记述的有关“海国故事”，深知海军对国防及贸易的重要性。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虽偏居山区，消息闭塞，但还是极为关心战局形势的变化。从他的《上贺蔗农先生》书中，可以看出他提出的反侵略战略战术和爱国思想，与魏徵源《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林则徐集》奏稿中《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的见解大致相同。他积极主张建立自己的海军，特别重视制造轮船对巩固国防的作用。他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1864年，他在杭州，曾觅匠仿造过一艘小轮船，船形及轮机均与外国轮船相似，在西湖试航，行驶缓慢。据手下的法国退役军官德克碑及税务司日意格说：“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后左宗棠因忙于入闽督师和赴广东镇压太平军余部，所以无暇定议。到1866年春，太平军余部被歼，左宗棠由粤返闽，筹建船厂的问题才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6月向清政府递上《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说明他准备设局制造轮船的目的和计划。首先，他把设局造船作为保卫祖国海疆、防范雎外国侵略的重要手段。指出：“我国家建都于燕京，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安于无也。”他认为购买机器制造轮船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举，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5年后成船较多，可以布防沿海各省，遥卫津沽。其次，他还强调制造轮船对发展沿海贸易、抵制外国海轮操纵沿海运输的重要作用。指出自准许洋船装载北货行销各口以来，北方货物腾贵。江浙富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方购买货物，价本愈增，运回南方，“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抵洋商，时间越长消耗越厉害，最后，只有亏本歇业。他认为，如果怕海船搁朽，可以作商船使用，他说：“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左宗棠可能不十分了解兵船和商船的区别，认为轮船可以兼兵船和商船之用，既能够达到巩固国防的目的，又可以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因此，他声称：新造成的轮船，平时可用来运输漕粮，完成运漕任务后则听商雇用，薄取其值；一旦海疆出现敌情，则专听官方调遣，随时出击。他由此推论说：“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品之困纾，海关之税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再次，左宗棠认为，福州船政局开办后，还可“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清政府于1866年7月14日发布上谕，肯定“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批准筹建马尾船政局。左宗棠兼任首届船政大臣，聘请法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漕、船厂、学堂、住宅等工程，并向外国订购机器、轮机、大铁船漕等。聘请法英两国工程技术人员。还设立了求是堂艺局，挑选“资性聪颖、粗通文字”的子弟入局学习，聘请熟悉中外语言文字的洋教师教习英文和法文以及有关造船、驾驶等方面的学问。左宗棠还制定了《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他们既确定了有关轮船和学堂的规章制度，也勾画出船政局的基本轮廓，同时还反映了左宗棠的建厂思想。左宗棠所筹建的船政局，不仅是一座制造船舰的工厂，而且是一个培养海军人才的基地。福州船政局创办的求是堂，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最现代化的海军学校、造船工程学校和造船技工学校，也是左宗棠提倡务实以培养有用人才的成功体现。艺局规模从最初提议招募艺童60名，到1872年增至300余名。艺局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由法国教师讲授法文、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有关轮船制造的课程，又称法国学堂；后学堂由英国教师讲授英文、天文、地理、数学以及管轮和驾驶等课程，又称英国学堂。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船政局后又增设了绘事院和艺圃。绘事院主要是培养绘制船图、机器图以及测算方面的人才；艺圃的目的则在于培养青年技工。当时左宗棠的目的就是培养一批精通洋务、把“聪明寄于实”的有用人才，以摆脱列强挟制，并谋求自强。从这里培养出来的628名航海、造船、蒸汽机制造方面的管理、驾驶及工程技术人员，为发展中国造船工业和创建海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一大批成为船政局、福建水师、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如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林泰曾等都是船政学堂的首届毕业生。此外，中国近代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传播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曾就读于船政学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长远的战略眼光。他曾特别强调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世可比，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福州船政局创办之初，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船政局的具体经营由船政大臣沈葆桢负责，但左宗棠首创船政局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三、“海防”“塞防”之争

1866年10月，正在筹建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接到清政府调他任陕甘总督的命令。为了安排船政局事务，他奏请推迟2个月才离开福州。从此开始了他在西北的事业。

当时西北的局势非常严重。新疆古称西域，从汉代开始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代以后，历代都在西域设有政权机构，管辖这片土地。清康熙年间，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安定边境秩序，清政府出兵平定了准噶尔部封建主噶尔丹的叛乱。1755年、1757年清政府又两次出兵讨伐准噶尔部上层封建主的叛乱，略定南疆。1759年12月13日，清政府将西域改名新疆，设立了伊犁总统将军为首的各级军事、行政机构，统辖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及帕米尔在内的广大新疆地区。通常天山以南称南疆，天山以北称北疆。新疆既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区，又是中国通向中亚的交通要道。

由于长期以来清统治者在西北地区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常常发生仇杀事件，日积月累，仇恨滋生，势必官逼民反。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陕西、甘肃爆发了回民起义，新疆地区也爆发了维吾尔、回族等人民起义。但起义一开始，领导权就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分子所篡夺，形成了互不统属、各据一方的混乱局面。如在陕西的董福祥、白彦虎，甘肃的马化龙，在新疆地区有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阿訇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柯尔克孜族封建主思的克伯克为首的政权等。这些上层分子，对外依靠英俄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掠夺了大量财富，并且还提出排满、反汉、卫教等反动口号，蛊惑人心，使起义的反封建性逆转为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在西方列强频频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回族中一些封建主，竟直接、间接地勾结外国侵略势力，为虎作伥，既背叛祖国，也损害回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马化龙盘踞的金积堡，便有洋枪近3000支，还有专人负责与洋人的交往。又如盘踞肃州的马文禄，与新疆割据势力相勾结，当沙俄侵占伊犁时，堵住清军入疆的必由之路。因此，当时回军割据集团的存在，对于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捍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所以，障碍不除，道路不通，就无法用兵新疆，也难以抵御外敌。

左宗棠来到陕甘后，从全局考虑，开始节节西进，先后占领金积堡、河州、肃州等，打开了由内地入疆的大门。

此时，新疆则在阿古柏政权统治之下，并同时被英俄两国所觊觎。

1864年9月，金相印攻陷喀什噶尔的疏附（回城），但久攻喀什噶尔的疏勒（汉城）不下，便向中亚的浩罕国求援。1865年春，浩罕统治者派遣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进入新疆，侵占喀什噶尔。接着又攻陷英吉沙尔、库车、阿克苏等地。这年秋天，一支在塔什干被沙俄打败的浩罕败兵7000多人侵入南疆，投奔阿古柏。1867年，阿古柏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指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莎车、叶尔羌、吐鲁番、和阗），自称“毕条勒特汗”（意谓洪福之王）。当地各族人民大批沦为奴隶，阿古柏对新疆实行了极为残暴、野蛮、黑暗的异族统治。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阿古柏还建立起一支由五六万人组成的反动武装，实施他的残暴统治。

19世纪中叶以后，英、俄两国在中亚的殖民统治愈演愈烈。1865年6月，俄军占领浩罕的塔什干城，迫使浩罕成为它的附庸。次年，俄军占领撒马尔罕城。1867年，沙俄在塔什干城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府”，势力达中国边境。同样，英国自征服印度后，对中国南疆地区也是垂涎三尺。从1865年起，多次进入南疆活动。南疆地区成为英俄两国殖民竞争的角逐场所。所以，阿古柏政权在南疆的出现，自然引起了英俄的极大关注，它们都力图把阿古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它成为自己入侵新疆的工具，而阿古柏也想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主子，作为自己的保护伞，所以，在新疆问题上，中英俄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极为复杂。

沙俄在1866年与阿古柏的守边官吏订立所谓协议，约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沙俄军队被允许进入南疆追捕逃犯，沙俄也给喀什噶尔同样的权利。后沙俄又乘中国西北地区的动乱、清政府无暇西顾之机。在1871年7月上旬，侵占了伊犁九城地区。“设官置戍，开路通商，晓示伊犁永归俄辖”。后又通知清政府表示“俄国无久战之意，是代为收复”。沙俄侵占伊犁后，还竭力扶植阿古柏匪帮，目的是使阿古柏变成它的忠实走狗，扩张它在南疆的侵略势力，并使阿古柏在新疆割据自雄，使新疆长期陷入混乱状态，沙俄得以借口拒绝交还伊犁。

英国在1873年后，也加紧了拉拢阿古柏的外交活动。双方互有来使，1874年2月，阿古柏与英国在喀什噶尔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共12款，主要内容是：英国承认“哲德沙尔汗国”为独立国；英国在南疆取得通商、低税、领事裁判权；英国臣民得在阿古柏统治地区购买或租用土地、房屋或货仓，没有占有者的同意，不得强行进入搜查等。此后，阿古柏也从英国得到了步枪6万支和修理厂的设备，成为英国肢解新疆的工具。

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把他的势力向东扩张到吐鲁番以东的辟展，并横越天山向北扩张到乌鲁木齐、玛纳斯，加上沙俄侵占了伊犁，因此，清军反而限于塔尔巴哈台、古城、哈密一带的狭小地区，新疆几乎沦为异域。因此，驱逐侵略者，收复新疆，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在这种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左宗棠提出了恢复旧山河、征讨阿古柏匪帮的爱国要求。并且不顾年老体弱，挺身而出，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他在给部将刘锦棠的信中说：俄人侵占黑龙江以北之地后，“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然也非不可制者。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他写信给儿子说：“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在给其他家人的书信中也说：“西事艰阻万分，人人姜望而却步，我独一人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事耳。”“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腰脚则酸疼麻木，筋胳不舒，心血耗散，时患健忘，断不能生出玉门关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由此可以看出，左宗棠收复新疆、长治西陲的决心和信心。

1873年春，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信中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并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方案。他指出：“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之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见识和谋略的方案。因为左宗棠认为，沙俄侵占伊犁，恐怕用谈判交涉是很难收回的，终究要靠战斗收回。

1874年，清政府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随后又任命左宗棠督办粮运事宜，以内阁学士袁保恒为帮办。这样，用兵新疆的行动开始筹划部署，左宗棠积极筹备饷粮、整顿部队，秣马厉兵。但由于四人之间意见不一，争执很多，西征并不能顺利进行。更不幸的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9月，中日签订《北京条约》，沿海各省吃紧。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直隶总督、内阁大学士兼北洋通商大臣李泌鸿章，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乘机建立由他控制的北洋海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放弃祖国的西陲重地新疆，西征军应“停兵撤饷”，移“西饷作海防之饷”的卖国论调。由此，在清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塞防”与“海防”的激烈争论。

李泌鸿章在他的《筹议海防折》中，大发谬论，认为国防的重点在海防，不在西北边防。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但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争多在沿海，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一国生事，各国构煽，一旦生衅，防不胜防，应该集中饷力，加强海防，于练兵制器的同时，还应购买铁甲舰6只，每只100万两，炮艇10只以及其他辅助艇船。这样可以组成水师舰队，沿海防务，“声势较姜望”。他还认为，中国只能“力保和局”，不能进兵新疆，开罪英俄两国。他在奏折中说：乾隆年间勘定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巵，已为不值”，无事时，每年协饷300余万。并认为现在阿古柏盘踞南疆，新疆北邻俄国，西接土耳其、波斯各国，南靠英属印度，“既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就中国目前形势而论，国家力量有限，实不及专顾西域”。最后他说：“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并得出结论，对已出塞和准备出塞的各军，可停则停，可撤则撤，其撤停之饷，即均作海防之饷。”

李泌鸿章的这些论调对于正在准备的西征军来说等于釜底抽薪。当时左宗棠在西北握有重兵，正在为收复新疆而筹建西征大军。这时李泌鸿章却出来阻挠破坏。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等甚嚣尘上，新疆面临着令人担忧的命运。在此关键时刻，左宗棠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主张要东西兼顾，海防、塞防并重。

1875年3月10日，清政府曾密谕左宗棠：“现在通筹全局，究竟如何办理之处，著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奏。”并要他对关外将帅、军队能否胜利，如何调度“通盘筹画，详细密陈”。左宗棠接旨后，针对李泌鸿章的论调，立即于4月12日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激昂、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在奏陈国防形势时左宗棠指出新疆必须收复。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周、秦、汉、唐之盛，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致灭亡。故只有保住西北，才可控制东南；光想保住东南，不但保不住东南，势必最后连西北都失掉。他说：乾隆年间勘定新疆，“当时盈廷诸臣颇以为开边未已，耗斁滋多为疑。而高宗（乾隆帝）不为所动，用意宏深”。我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多年来无烽燧之警，不仅前代的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然后畿辅之地太平无事，因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宴眠之日”。所以，新疆必须收复。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提出要收复乌鲁木齐，否则，新疆无总要可扼。因为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富八城都在乌鲁木齐、阿克苏以西，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穷八城是指乌鲁木齐以东四城和哈密向南而西抵阿克苏的四城。前者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后者地势偏狭，中多戈壁。从南、北两路的军事地理形势而言，北八城广，南北城狭，北可制南，而南不可制北，所以，乾隆时先定北路，再及南路，用富八城的财富，养我在新疆分屯列戍之兵。退一步说，即使“画地自守，不规复乌鲁木齐，则无总要可扼”。若此时即停兵撤饷，自撤藩篱，“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也未能安然”。何况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却大有妨碍。

其次，左宗棠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就目前形势而论，西方国家断不至于在沿海挑起战争，而关外贼氛极炽，收复新疆有燃眉之急。再说沿海船厂加紧造船，购船之费可省。另外，海防本有经常之费，加强海防，所缺经费无多。“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而事实上，塞防经费不足，所部官兵连年欠饷达800余万两，一年只发一月满饷，即使停兵撤饷，对海防也无多少好处。而且乌鲁木齐未复，万无撤兵之理，即使收复乌鲁木齐，定议画地而守，以征兵变为戍兵，也是“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所以停兵撤饷根本无从谈起。

再者，针对当时李泌鸿章等人认为，收复新疆是办不到的，左宗棠认为，新疆贼氛虽炽，但盘踞乌鲁木齐附近的叛国逆匪白彦虎所部等，“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止”，不难一鼓歼灭。阿古柏盘踞南疆，与白彦虎串通一气，目前首鼠两端，“跧伏未动”，故就用兵的策略而论，首先应集中力量进剿白彦虎，收复乌鲁木齐，然后再审势而定大军行止。并且只要“剿抚兼施”，“粮运兼筹”，西征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左宗棠上奏说：“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度，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实有“万不容己者”，新疆“若此时即便置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另外在《遵旨密陈片》中，左宗棠还建议调整前线将帅，以景廉之任改为金顺，把“同役不同心”的袁保恒调离，建立一个有权威、有效率的指挥部。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的精辟见解。

左宗棠的正确主张，得到湖南巡抚王文韶的赞成，特别是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认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北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遂“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这样，清政府终于下定了用兵收复新疆的决心。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发出六百里加紧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并明令将镇迪道归陕甘总督统辖，同时基本采纳了左宗棠建议的人事安排，景廉和袁保恒一并调京，金顺调补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重新组建了西征军的最高指挥部。从此揭开了用兵新疆的战幕。

四、挥师新疆的准备

左宗棠对西北和新疆问题早就有独到精辟的见解。早在1833年，左宗棠22岁时，他在进京会试出闱后，就把平日对于时局的观念，吟成《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说：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姜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中原生计亦可怜。

从中可以看到左宗棠对巩固西北边疆的抱负。他高度评价了康熙、乾隆年代的“立国重开边”，也谴责了历代封疆大吏的不善经营，并了解到西北运输和给养的困难，也早早意识到新疆该建行省，该兴屯垦。后来在27岁时，左宗棠又很细心地研究有关西域的图书。1850年，左宗棠在跟林则徐舟中夜谈时，双方就对西北的军政事务，见解极为一致。临别之前，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包括新疆地理观察数据、战守计划，以及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等，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并且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以至于海外传闻当时送别时，林则徐拍着左宗棠的肩膀说：“将来完成我的大志，唯有靠你了。”如今，左宗棠年轻时代的志向、林则徐的遗愿，就要变成现实了。左宗棠虽已64岁，疾病缠身。但为了争取西征的军事胜利，使金瓯罔缺，他置个人的生死、利害得失于外，排除各种干扰困难，调整人事权，整顿部队，做西征的准备工作。

对于西北军事，左宗棠认为：“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正是由于这个认识和由此而提出的因时、因地的对策，左宗棠才取得了西征的胜利。

所谓筹兵之难，是指没有可用之兵。当时，陕甘兵力除了本省原有的制兵和临时招募的勇营外，还有各方调拨的湖北军、四川军、贵州军、湖南军、安徽军、吉林马队、黑龙江马队等。由于系统不同，所以很难指挥。并且这些军队按编制说，多数并不足额；按素质说，多数沾染军营恶习，根本没有战斗力。而新疆的原驻之兵，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蒙古、厄鲁特，及绿营携眷兵、换防番戍兵，等等，更是杂乱无章。而南方兵又往往不喜欢到北方去，所以，可用之兵极小。

而筹饷之难又难于筹兵。西北地区，历来贫困。当时，清政府政治腐败，财政紊乱，国库空虚，甘肃和新疆的经费，即便在平时，也要靠江苏、浙江、四川等省的接济。西征军的经费，主要依靠各省协饷，而海防经费也大多来自各省协饷，而此时由于南方各省都刚历经战乱，自己财力也很支绌。加之李泌鸿章时时处处与西征军争饷，经过5年兵事后的西北物价高涨，致使西征军饷银窘困不堪。有时连盐菜、马干、官兵一年发一月满饷的饷银都发不出来。单是陕甘两省部队饷项，每年已缺500万两，而军装和军火等项价款和运费还不算在内。所以即便有了可用之兵，也没有可支之饷。

而筹粮之难是指无粮可购。本来西北粮食生产就不够。而连年战乱，使得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生产严重破坏。根本不可能供给大量兵马的消费。左宗棠虽然也主张举办屯田，以求自给自足，但不能随时随地就有收获，还需多方采购。他认为，短时期内在一个地方采购大批粮食，必然会使粮价暴涨，影响当地人民生活，使百姓无法过活。何况在西北即使把一两个地方的存粮统统搜刮下来，也无济于事。所以即使有了饷，未必有粮可购。

筹转运又难于筹粮。由于西北地势所限，不通舟楫。加上地广人稀，再经战乱，逃亡流徙，劳动力极为缺乏。不像东南地区可以靠船舶人力。西北的运输工具，只有车驼。过高的山地不便行车，沙漠地区又只能行驼。而这些运输用的牲口，由于历年战乱，大量减少，很难雇到、买到。还有些交通路线，必须找有水可喝的地方歇脚。再加上牲口运粮本身就需要食物，不能就地取给，须随身装载。所以，长途搬运，所得实在有限。即便是有了粮，也很难尽量、尽快转运。按照左宗棠的精密计算：就关内说来，要花两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的粮。至于关外，要十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的粮，可见运输问题的严重。

从以上所谈，我们可以看出用兵新疆的艰难。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左宗棠认为，自古在西北边塞用兵，决不能人数太多，最好只使用最少的精兵，兵数越少，消费也越少，饷、粮、运就都比较容易解决了。

在进兵新疆已成定局后，左宗棠开始着手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

首先，整顿部队，统一人事权，革黜庸将，整肃军纪。

成禄，早在1867年1月清政府就命令任乌鲁木齐提督的他进驻哈密，为景廉后援，但六七年来，成禄始终畏缩不前，滞留高台，克扣军粮，虚报胜仗，作威作福。1870年9月10日，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新疆形势万分危急，清政府严令成禄出关，增援督办新疆军务的景廉，但成禄置若罔闻，视陕甘总督若有若无，不受节制。左宗棠忍无可忍，严劾成禄。成禄被革职拿问，所部12营经过整顿，并成3营，归景廉节制调遣。

穆图善，1867年曾署理陕甘总督，后领兵督办兰州防务。他人还老实，但用人不当。所部虚额极多，纪律废弛，横虐人民，四处剽掠。1873年，左宗棠上奏请将穆图善所部步队“概予遣撤，以节虚糜”。1875年，穆图善调京供职。

金顺，军功起家。所部号称20余营，按照官兵实数，挑强汰弱，包括整顿后的成禄所部，归并成20营。

景廉，1871年，任乌鲁木齐都统，1874年改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但他只图苟安目前，不求进取，与左宗棠同役而不同心，遇事龃龉掣肘。并且虚报兵数吃空额，师无纪律，士无斗志。因此，左宗棠建议景廉内调，由金顺暂管关外军务，并责令金顺将景廉所部整顿，由原来的所谓34营，最后裁并为19营。

另外，左宗棠在1873年11月4日攻陷肃州后，为了适应西征的需要。对他所指挥的主力湘军也大事整编遣汰，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严禁虚额冒滥。他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一律资遣回籍。既经整编成军，即不准擅离军营，违者重惩。

左宗棠在整顿部队的同时，严肃军纪，他严令所部官兵，不得到处勒索、骚扰百姓，违者严惩不贷。并向官兵宣布，不许官长克扣勇丁粮饷。如遇这种事情，准许勇丁向上级“哭诉”，上级一定代为做主。他言出法随，令行禁止，一遇此种情况，不管官职多高，立即予以惩办。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集训、裁减冗员，既精减了兵力，提高了战斗力，又减轻了军粮、军饷的负担。组成了一只由汉、回、满等民族构成的西征大军。这支军队主要包括刘锦堂统率的湘军25营、张曜统率的嵩武军16营，还有金顺统率的40余营，徐占彪的蜀军7营。后由于兵力不足，左宗棠还先后奏调金运昌部皖军10营、易开俊部湘军7营、谭上连部湘军4营、徐万福部湘军4营等，总兵力为七八万人。

其次，筹措西征饷银，这也是左宗棠急需解决的问题。打仗离不开军饷，而像恢复新疆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当然更需要大量的经费。

西征军官兵七八万人，每年需饷银600余万两，外加出关粮运经费每年计200多万两，一年共需军费实银800余万两。而当时甘肃全省一年的丁粮收入只有20余万两，陕西省也不过40万两。由于地方经济困窘，西征军的饷银要靠各省协饷支应。但由于各省的年成有丰歉，厘金有旺衰，还有各省督抚与左宗棠的私交好坏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到对西征协饷能不能按期递解。从1874年4月到11月，西饷仅收到饷银300多万两，各省拖欠严重。1874年冬，左宗棠上奏说：现在将近年底，总须年底以前力求发出一月满饷；同时，明春应发各军盐菜、粮价、马干等款都无着落。经过反复考虑，他说不借洋商巨款，无以济燃眉之急。清政府由于无力拨解巨款解决西征饷银的问题，只好同意左宗棠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300万两，其欠款和息银由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应协西饷偿还。到1875年下半年，西征军缺饷情况更为严重，欠饷已达2600余万两之多。当时，一部分部队已挺进，另一部分因缺饷，不能进疆。同时部队还继续整编，需大量饷银补发被裁遣的官兵的欠饷和遣送回籍的路费。同时还派员到各路采购军粮，转输新疆，也需饷银。而西征的准备工作，如添购驼、骡、马匹、皮棉衣裤、锣、锅、皮碗口袋、帐篷、旗帜、号褂、应更换的军械、火器、火药等都需饷银才能进行。另外，左宗棠从长远利益考虑，从巩固新疆的后方着眼，要安抚流亡，恢复生产，他命令甘肃地方官大量散发种子、种羊，设立粥厂，发放赈济款项等，这也是一笔不能省的巨大开支。所以，左宗棠向清政府郑重声言：如果各省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及时拨解西饷，那么“现办诸事无项支销，待发诸军无款散给，而前途局势难言。盐菜马干粮、年终满饷，及准假勇夫不能照旧发给，而后局势难言矣！”等到时机已误，然后再议补救之策，则花费更多，恐怕很难争取到像目前这样的局势了。在整个西征过程中，左宗棠不断运用犀利而带感情的文笔，说明“塞防”的艰难，要求清政府催促有关各省迅速递解协饷。

在1876年，西征军欠饷增至2700万两，不得已，左宗棠提出，请允许借洋款1000万两。“仍归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分十年划扣发还……以便迅赴戎机”。虽然李泌鸿章反对借贷洋款，但清政府看到，如果经费掣肘，新疆收复无姜望，足以动摇清政府的统治。特别是一旦西征军因无饷哗溃，关内外将不堪设想。因此，清政府命令由户部在所收海关洋税项下一次提拨200万两，由各省关饷西征协饷提前拨解300万两，由左宗棠自借外债500万两，合计1000万两。对于向洋商借款，虽说是迫不得已，但左宗棠认为是奇耻大辱，深感内疚。在西征过程中，左宗棠为筹饷费尽了心思，排除了各种干扰，终于使西征军度过了军饷的危机。为西征的胜利创造了起码的物质条件。

再次，购运粮料。有了饷银并不等于有了粮。左宗棠早就说过：“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军队要经过浩瀚的沙漠，翻越峻峭的天山，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十分困难。从什么地方采购粮料，从什么路线转运最为经济合算，还有粮价、运费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军费的开支，在当时军饷紧张的情况下，这些都需审慎抉择。所以，尽管左宗棠身为一军统帅，对粮运问题都是亲自过问，慎重运筹。他就各军官兵等人数所需积储的粮食算了一笔细账。步兵每营算勇丁500人，长夫200人，合700人。马队每营算马勇250人，战马250匹，1营马队，抵2营步兵。每一名勇夫口粮，每日净粮一斤十两。每匹战马每口支料四五斤，草12斤。有多少部队，就按这个标准筹备多少粮料。他说：少买不足供食，多买又太累赘。如果转运前去，加上运费，耗费太重，非常不值。所以必须精打细算。尤其是采购粮食，左宗棠颇费心思。他先是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精心考虑，反复权衡，确定采粮地区一部分在甘州、凉州、肃州一带，另一部分在宁夏、包头、归化等地，还有少量在外蒙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采购。这样，左宗棠为了准备出兵新疆而在各地采办粮食，分地储存。截至1876年5月，由甘肃运至安西和哈密的粮食约1000万斤，从俄国境内购粮480万斤运存古城，由哈密运存古城的约400万斤，由归化和包头运存巴里坤的约500万斤，从宁夏运存巴里坤的约100万斤。以上合计共2480万斤。有了粮食，如何转运呢？像这样一批粮食，如果以现代的交通工具来担任运输的话，载重5吨的卡车也需要2400余车次。而且由上述采粮地区经肃州或哈密到达巴里坤前线，路程都在3500里以上，长途转运，车辆的调遣和油料的消耗都非常惊人。而西征军当时都要靠人力或兽力来担任运输，所遇到的困难，是今人很难想象的。主要原因是路程太长，交通工具太落后，途中消耗的粮食太多。比如车运，一车载粮不过600斤，一夫两骡，日需耗粮2斤，料16斤，途程40多天，结果，车未到而粮已用完。驼运耗粮较少，每驼日喂料1升，一夫可以管五驼，每驼可负500斤，日行80里，到达时还有400多斤的余粮。比较起来，当然以驼运最为合适。但蒙古、新疆所产的骆驼有限，为了运输2400余万斤的粮食需要雇数以万计的骆驼，这就非常困难。不得已，只好根据道路情况及水草情况，酌情使用驼运和车运。至于各部队出发，当然都要步行，还要随身携带七八天的粮食，往往都是一袋十几斤的生红薯，饿了吃红薯，渴了也吃红薯，以致很多人见了红薯就恶心。从此也可以得知，用兵新疆运输的艰难。并且由于路程远而运输困难，所需的运输费自然也多。例如在肃州购粮每百斤需银五两五钱，运到安西的运费是十一两七钱，运到巴里坤是十五两。也就是说运到巴里坤，运费为粮价的三倍。所以兵饷的支出相应增多。这也加重了筹饷的困难。

为了转运粮食，左宗棠采取了各种办法。在从凉州经哈密到古城这一段。总共3540里，采用官运和民运并进、节节转运的运输方式。从归化、包头和宁夏到巴里坤，由商驼包运，实装实卸，损害最少。并且左宗棠的所有粮运，都支付相当的费用，决不允许扰累民间，也不许与民争利。这些措施都是实在而有效的。

在筹措军粮时，左宗棠很注意处理好“军食”和“民食”的关系，他说：“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为了节约军饷，当1874年张曜率军进往哈密时，左宗棠立即指示他开荒筹粮。调动军队屯田的积极性。到1875年秋，嵩武军开荒2万余亩，收获净粮大米八九十万斤，足供张曜所部使用2个月。

在兴办军屯的同时，左宗棠还强调搞好民屯，并要求由官府发给百姓赈粮、种子、牛力，秋后照价买粮。使当地人民有利可图。他说：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种子及自家食用外，余粮都可按价收买，何愁买不到军粮？并且，还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输的费用。

除粮运外，在其他后勤供应方面，左宗棠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负责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收集情报；在汉口设立后路粮台，转运上海采购的军需物资，又在西安设立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1873年春，设立了兰州兵工厂（兰州机器局），1875年又建立了兰州火药局。这样，自古以来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后勤供应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于是，左宗棠统率西征军分头向新疆进攻。

五、收复新疆

1876年4月4日，左宗棠从兰州驰抵肃州，展开了对新疆的军事行动。4月26日，左宗棠命令刘锦棠等统率西征军主力挺进新疆。

由于运输能量有限以及沿途水草缺乏等原因，出关部队的行动处处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雎围之内。因此，左宗棠在调查分析了敌我情况的前提下，制定了“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并以此指导整个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所谓缓进，是指当一批部队进占一地后，先用营中的车驼将后方的粮料搬来储存，随后第二批部队跟着驻进，腾出的车驼又可以回去搬运第二批粮料，然后第三批部队又跟着进驻。这样层层递进衔接转运，等到兵员和给养都达到足够的数量，然后才对选定的下一个目标发动攻击。当战役结束后，还要扫荡残敌、抚辑流亡、休整部队等。所以，一个战役结束与下一个战役的发动之间的准备要充分，故而前进要缓。所谓速战，则是因为给养供给不易，所以必须争取时间，以迅速有效的方法集中全力开展攻击，避免顿兵坚城。务必要一举摧垮敌人，迅速解决战斗，之后进占预定的目标，以便继续展开下一个目标的攻击。由于新疆是我国故土，征讨阿古柏、收复新疆是正义行动，兵以义动，师直为壮，因而出关大军精锐勇猛，加上前敌总指挥刘锦棠更以善战著称，所以西征军节节取得胜利。到1876年11月，西征军已先后攻破了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重要据点，肃清了天山北路，使西征军在战略形势上占据了有利地位。这是收复新疆的第一阶段。军事行动到此暂时中止，原因是冬季到来，天气寒冷，作战不便，而且在大战之后，消耗极大，需要较长时间的存储补充和恢复。

西征的第二阶段是收复吐鲁番。自从收复乌鲁木齐后，左宗棠就积极筹备下一步的用兵计划。左宗棠用兵好算、能算，善于料敌决胜，每次用兵之前，必先审定敌情，对自己部队的士气、战斗力，特别是军需的供给了解清楚，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克敌制胜。为此，左宗棠心力交瘁，“每一发兵，须发为白”。

他首先继续整编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在1877年12月，左宗棠上奏整顿裁汰金顺所部40营，裁并成20营，并裁撤了设在宁夏、包头等地的采运机构，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北疆防守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也缩减了饷银开支。

在军事部署上，左宗棠认定用兵南疆必须巩固后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指示对巴里坤到古城的粮运要道，要切实保护。

在对待南疆各族人民的问题上，左宗棠高瞻远瞩，超越流辈。他说，此次进兵，应剿对象是阿古柏匪军、白彦虎所部逆匪，至于被裹挟之众，“均应宽贷，亦天理人情所宜”。各部官兵对待各族民众，“如能以王土、王民为念”，申明纪律，恪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民众“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容易成功，也是日后长治久安的基础。

在进攻吐鲁番、达坂的军事部署上，左宗棠决定两路进兵，使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敌军不能互相支援。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步、骑、炮兵20余营，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20日，一举攻下达坂城，炮毙、阵毙敌军数千名，生俘1000余人。缴获战马800余匹、精利枪炮军械1400余件。歼尽守城之寇，杀尽外援之敌，使阿古柏部众一人一骑不返。而西征军阵亡52名、受伤160名。所以达坂城战役极为漂亮。4天之后（24日），刘锦棠又挥师进击托克逊。26日收复托克逊。共毙敌2000余人，生擒百余人，夺获战马数百匹、枪械2000余件，西征军伤亡90余人。与此同时，张曜等部也攻占了吐鲁番，白彦虎弃城逃窜。达坂、吐鲁番、托克逊的攻克，歼灭了阿古柏的主力，使南疆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南八城门户洞开”。5月22日，阿古柏在库尔勒惊惧服毒自杀。

西征的第三阶段是收复南疆。西征军攻取达坂、吐鲁番、托克逊等三城后，敌军已面临崩溃的绝境。而西征军在接连胜利之后，士气旺盛，斗志昂扬。进兵南路已不困难。但左宗棠并不急于马上前进。他认为，第一，进兵南八城，行程四五千里，虽然库车以西是膏腴之地，粮食基本上可以就地采购，但这样长的行军路线，万一军粮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大举进攻前，要办好粮运。第二，这时正值夏天，气候太热，不便用兵。特别是吐鲁番明代就有“火州”之称。吐鲁番的热、巴里坤的冷和安西的风并称“关外三绝”。所以，左宗棠觉得需等秋高气爽的时候，再长驱直入。第三，西征军在连克三城之后，也需要休整，养其锐气。由此，左宗棠认为，进攻南八城，与前两次战役一样，仍是“缓进速战”。

进攻南路的兵力，刘锦棠的湘军为前驱，张曜的嵩武军为后援，徐占彪的蜀军调回巴里坤和古城之间。1877年8月25日，刘锦棠率湘军开始从托克逊出发，西征军开始进攻南八城。10月9日，西征军收复库尔勒，18日，收复库车，21日，不占而下拜城，24日，不占而下阿克苏，11月16日，西征军收复乌什，12月18日，收复喀什噶尔，21日，收复叶尔盖，24日，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西征军收复和阗。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窜俄境。至此，侵占南疆达14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全部被歼，南疆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综括用兵新疆三个阶段的战役，从1876年7月到1878年1月，先后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收复北路不到4个月，收复吐鲁番不到半个月，收复南路，也只有4个半月。可以说是神速。左宗棠认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缓进速战”。“缓进”便是事前有充分的准备，准备没有完成，不妨慢慢地进。而“速战”便是准备一经完成，便选择时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战事尽快解决。这种战法类似于今天的闪电战。虽然我们现今看来收复新疆，历时一年半，但上溯到1874年1月，左宗棠奉命筹办粮饷转运，历时也是一年半，这是左宗棠的准备时间。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相隔2个月，从收复北路到进兵吐鲁番，相隔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到进兵南路，又相隔4个月，在这些时间之内，左宗棠都是仔细地准备、计算。他要算准用多少兵，要从哪里采办多少粮，用多少车驼，运到哪里，供多少时间的给养。还要算准天时和地利，既要避去冰雪封山的时节，又要避开酷日如烧的日子，并且还要考虑到在到达或收复某一地点时，要恰逢那里粮食收获，这样可以就地取得给养。还要算准敌人逃窜的路线，布置下拦截网。在知道敌人有新式武器的情况下，自己也配备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枪炮。还在各地做大量的宣传工作，使民众倾向于西征军。所谓“知己知彼”，就必须在知了之后，做充分准备，知得越透彻，准备得越充分，成功得也就越迅速。左宗棠收复新疆，打破了历代用兵新疆的纪录。

南疆虽已收复，但是新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原因是1871年7月4日，沙俄乘中国多事之秋，出兵侵占伊犁。以保卫其边境为借口，声明等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即将伊犁交还中国。但是，在中国军队收复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并全歼阿古柏匪徒收复南疆后，沙俄仍旧占领伊犁不肯交还。对此，左宗棠认为，伊犁是中国故土，在整个新疆具有重要地位，必须收回。他主张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就用军事手段来收复失地。1881年6月22日，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办理收回伊犁及中俄新约事宜。崇厚庸懦无能，在不体察西北形势的情况下，从海道前往俄国，在俄国人的软硬兼施之下，糊里糊涂就签订了一个《瓦里机亚条约》，收复伊犁既花费500万卢布的代价，又在分界条款内划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山南的特克斯流域大片中国领土，使中国在名义上虽收回了伊犁，但只是孤城一座，事实上还是不能守。此外，在通商条款内，也平添了许多不能允许的权利。消息传来，朝野大哗，左宗棠更是激烈反对。他指出，俄国居心险恶，如不急起力争，“新疆全境将日蹙百里之势”。甘肃、陕西、河北边防，也将因之危急，那时再议筹边“正恐劳费不可惮言，大局已难复按也”。最后，左宗棠提出反对沙俄侵吞伊犁的方针：“就时势次第而言，先折之以议，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也就是先通过外交途径的谈判来解决，解决不了的，应不畏强暴，与俄国兵刃相见，以战争的手段来收回伊犁。与此同时，左宗棠已开始部署边境防务，准备抗俄，认为只要军饷应手，内外一心，胜利是有把握的。在主战爱国力量的督促之下，1880年2月，清政府命曾纪泽重新去与俄人谈判，并命左宗棠统筹战守事宜。左宗棠决定分三路进兵，以武力收复伊犁。

1880年5月26日，年已69岁的左宗棠，为了在大军西进时就近指挥，从肃州率亲兵出了嘉峪关，前往新疆的哈密坐镇。临出发时他让亲兵抬着一口黑漆棺材，庄重告诉部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即成仁，黑漆棺材便是成仁的归宿地，显示了与俄人决一死战的决心。由于伊犁地区属于中国，世所共知；加上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沙俄如果同中国开战，胜利的希姜望极为渺小；还有曾纪泽的硬顶软磨，迫使俄国与中国在1881年2月24日订立了《中国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条件》，争回了不少权利。这是晚清外交史上仅有的一次胜利。这一方面是由于曾纪泽杰出的外交才能，另一方面左宗棠在新疆积极备战所显示的实力后盾，对此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所以，主战、备战和外交谈判才使伊犁得以收归中国。左宗棠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一部晚清的历史，几乎都是吃败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记载，读来让人极为气愤，唯一令人值得兴奋的就是左宗棠在西北的作为。

左宗棠对巩固西陲的赤诚之心，还表现在他坚韧不拔地主张新疆建置行省。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一方面制定战略战术，调兵遣将，指挥每次战斗，另一方面，也注意战后的政治、经济建设。他制定了一系列安辑流亡、恢复生产的政策。并在没有郡县的地方（如南疆），每收复一个城池，都设立一个善后局，专办这种工作。在经济上，他开渠凿井，兴修水利，兴办屯田，提倡种稻，推广种棉和织布，贷款牧羊，大规模倡导蚕桑业，发展生产。在教育上，左宗棠兴办书院，如奖助兰山书院、添设新书院、恢复旧书院、并兴办义学，不但在省城扩充义学，还在外县创办，为回民专设义学；并刊发书籍。在财政上，左宗棠重新制定征收田赋的办法，还整理盐务、茶务、厘金，整理币制，改铸新疆制钱和银圆。为了改变西北的荒凉面貌，左宗棠还注意修路筑城。在西征过程中，左宗棠一面进军，一面筑路，路旁种植柳树、榆树等，规定部队开到哪里，马路筑到哪里，柳树也种到哪里。只是从陕西长武境界起到会宁县止，600多里间，连年种活的树共有264000多株。这就是有名的“左公柳”。1879年，杨昌浚应左宗棠之约西行，见道旁之树，即景生情，吟诗一首：

大将筹边姜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由于左宗棠的努力，使新疆建省初具规模。

新疆建省，远在道光年间，魏徵源和龚自珍早就有此主张。林则徐在1850年与左宗棠相见时也曾告诫：“欲求数百年之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一时战功。”所以，在用兵的同时，左宗棠极力主张新疆建省。1877年，左宗棠肃清吐鲁番，清政府命左宗棠统筹全局，左宗棠就上奏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至省费节劳，为新疆长治久安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这是左宗棠第一次正式提出新疆建置行省。1878年和1880年左宗棠又三次上奏，建置行省，并提供了一个建置的轮廓。1882年10月，已离开西北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仍然不忘新疆建省之事，第五次上奏，请求中枢，核令新疆建省问题。1884年11月，清政府终于宣布新疆开置行省。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虽然这时左宗棠已于9月去世，来不及目睹，但他生前的主张，终于得以实现，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左宗棠在新疆的经营，正像陕甘总督杨昌竣所评价的：左公用兵新疆是展“霸才”，而主张新疆建省是行“王道”。收复新疆与建设新疆可以说是左宗棠一生的壮举。

六、福州抗法，鞠躬尽瘁

1881年10月下旬，年已70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次年2月到任。赴任之前，左宗棠曾请假一月回湘省墓。就当时名位而论，左宗棠治军20年，自陕还朝，授军机大臣，任两江总督，出将入相，衣锦荣归，自然非常得意。他曾在一天宴饮时，对女婿说：两江有名的总督。湖南有三人，一为陶文毅公（陶澍），一为曾文正公（曾国藩），一为我。但他二人都不及我，“文毅时未大拜”（未任宰相）。“文正虽大拜。但未尝生还”（卒于任所）。但我亦有一事不如二人，“则无长须耳”。

左宗棠上任两江总督后，恰逢法国侵略者又在西南边境起兵，战火从越南逐渐逼近中国的广西、云南边境。对此，左宗棠极力主战，他说：我是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辖两江地区及东南各省海口。法国进犯越南，企图侵犯滇、桂边境，岂能坐视！一旦开衅，两江地区首当其冲，尤应加强防务。所以，左宗棠在两江任内，一方面同投降派斗争，另一方面在两江总督辖境内整军经武，准备打仗。他首先增强沿海、沿江的防务，并订立作战赏罚章程，用以统一上自总督、下至官兵的行动。深得全体官兵的拥护。同时还在江苏沿海大办渔团。其次，左宗棠还命旧部王德榜回湘募勇10营，组成恪靖定边军，开赴前线。1884年1月，王德榜率恪靖定边军陆续开赴广西。3月，法军发动猖狂进攻，北宁失守，桂军全线崩溃，纷纷逃亡，桂边吃紧，形势岌岌可危。王德榜出关后，经苦心筹划，稳定了前线战局。但7月2日清政府命“关外各军限一月撤回内地”，恪靖定边军第一次出关半途而废。1885年2月23日，法军占领镇南关， 3月，王德榜与冯子材并肩作战，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1884年，法国在侵略西南边陲的同时，8月23日，又挑起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福州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东南震动。在朝野的反投降、主战的声浪中，9月7日，清政府仓促应战，起用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率领恪靖亲军去支撑东南危局。9月16日，73岁高龄的左宗棠，顾不得疾病缠身，左眼失明，慷慨成行，冒暑数千里，前往福州前线，肩负抗法的艰巨任务，12月14日到达福州。“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书‘恪靖左侯’，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人，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堂堂相貌……主将左宫保也。再后青蓝顶、亮红顶武弁道随，不计其数。所过街坊各铺户均排设香案迎迓。盖榕垣当风声鹤唳之秋，经此一番恐怖，一见宫保，无异天神降临，所以敬礼如此也”。福州人心渐安。

左宗棠抵达福州后，就开始采取措施，积极抗法。首先，他派兵增援台湾，稳住了台北局势。其次，整顿闽江防务，创办渔团。从而使福建、台湾的防务大为加强，法国舰队再也不敢闯进闽江、不能逞凶于东南沿海。在中越边境，这时中国军队也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但是，清政府下令停战撤兵，1885年6月9日，李泌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清政府以军事上的胜利换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成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件奇闻。左宗棠闻之悲愤之极，本来有病的身体，更加恶化。就在这重病垂危之中，7月29日，左宗棠还向清政府上了一个《请专设海防大臣》的奏折，提出了全盘规划、统一领导指挥以加强海防建设的七条意见，设计了一幅海军建设蓝图。同时，他还特别关心台湾问题。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奏请将台湾开置行省。他说：“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地，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孤峙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以形势而论，台湾不能不开置行省，设立重臣，妥善经营。建议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原有公事，改归闽浙总督办理。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命令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台湾置行省。这时左宗棠却看不到了。1885年8月，朝廷准左宗棠回籍安心养病。但未及上路，就病情恶化。在神志不清时，还经常喊：“娃子们，出队！我要打仗。”不甘屈和却又无可奈何的左宗棠，临终前，自知不久于人世，但“恶气未吐”，壮志未酬，于是口授遗疏书：“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1885年9月5日，74岁的左宗棠满怀悲愤和遗憾，在福州与世长辞。当时，正是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惊雷震撼，仿佛苍天也在痛悼左公的逝去。“江南江北居民，奔走痛悼，如失所亲”，福州城中百姓“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失一长城”。

七、用兵、为政、用人的风格

左宗棠一生，事业非常辉煌，在用兵、为政、用人上也具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

左宗棠用兵非常精细谨慎。在这一点上，自比诸葛亮的左宗棠可以说和诸葛亮一样。一般人可能以为像左宗棠这样雄才大略、性格高傲的人，用兵会粗心浮躁。但实际上，左宗棠的用兵始终主张和实行一个“慎”字。每次用兵，他都要做到：注意当前敌将，先要察看他的性情，清楚他的力量，再和他开战。注意认真侦察，对于敌人一举一动，都要透彻和准确地了解，不许丝毫放松。注意前路后路，前路要搜索得绝对没有敌人埋伏拦截，后路要防护得十分周密稳妥，使敌人没法包抄袭击，才肯前进。每次作战时，他都要提醒前敌将领“慎之又慎”。这种文字在左宗棠的函牍批札中常可见到。像前面我们谈到的在西征过程中粮料的转运，左宗棠方方面面都计算得清清楚楚。每次用兵，左宗棠都要把许多有关系的问题，逐一考虑解决，所以他常说“耽迟不耽错”。宁可事前做得稳当，以后干得快，“以速补迟”。在没有完成部署之前，决不轻举妄动，就是清政府催促责备，左宗棠也决不迁就。但左宗棠用兵并不呆板，而是十分灵活，在遇到时机时，他往往用十分灵活敏捷的手段来迎合、利用这个时机去取得胜利。这并不是行险侥幸，而是他的一切筹划布置，真正达到了周密境界。过去许多将帅收复了一个失地，往往不久又失掉，给老百姓造成许多痛苦。但左宗棠的这种谨慎用兵，却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成绩。只要收复的失地，决不会再失掉。每收复一失地，左宗棠都马上办理善后，恢复地方秩序，使百姓安居乐业。

另外，左宗棠治军为官非常清廉，并且乐善好施。对待部下，他像历史上的一些名将一样，与士卒同甘共苦。他在行军时，从不住公馆，都是和士兵一样住营帐。他常穿件布袍，在一张白木板桌上料理军书。在西征过程中，不管气候多么恶劣，风沙、冰雪，还是炎荒，60多岁的左宗棠都始终坚持住营帐。当时左宗棠最宠爱的大儿子孝威去西北探亲，他也叫儿子同住营帐。因孝威历来体质较弱，帐篷有风吹入，从而受寒致病，也不敢对父亲谈，以致落下病根，回家后，英年早逝。

西征中，军饷拖欠很严重，士兵生活非常艰苦，忍饥挨饿并不少见，但部下都甘心和左宗棠一起过穷日子。之所以能取得将士的谅解，就是因为左宗棠“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与部下同甘共苦，甚至从自己养廉项下，拨款充军饷。有时连自己家人生计都受影响。同时，左宗棠对于部下也非常爱护。在《楚军营制》中，明确规定：“凡为统领、营官、哨官，总要体恤兵勇、长夫，视如一家之人。”如有勇夫受伤、患病，都应照护好。派人服侍汤药，使伤病者不受亏苦。对于打仗特别奋勇出力的勇丁阵亡，家庭贫苦的，左宗棠还常常在官家的抚恤外，再自己掏腰包，贴补他们的家庭。对于将领更是如此，例如当左宗棠的老部下和助手刘典在兰州去世后，左宗棠深知刘典平日“刚明耐苦，廉公有威”，而身后萧条，所以他自己负担了刘典身后的一切开销，从年俸中划去6000两银子交给刘典家属，赡养其87岁的老母和抚养其子女。这种乐善好施并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沽名钓誉。左宗棠在家做寒士时，就经常尽一家之力来救济别人。家乡两次水灾，左宗棠捐出他教书的收入，甚至典去夫人的衣饰散米煮粥，配药施医救助难民。到左宗棠得意后，依然乐于帮助亲族、帮助师友、帮助僚属、帮助地方，义举如捐款修筑城墙，捐款书院膏火费，赈济湘阴水灾（一次捐1万两）。这样，就常耗去了他廉俸收入的九成以上。左宗棠做了20多年的督抚，作为一名封疆大臣，共有余廉2500两银子、一块墓田、一所在长沙不很大的住宅。这在清末官场中是很少见的。传给四个儿子的财产，每人只有5000两银子。而住宅还是当初在湖南巡抚幕府时，胡林翼看见他家眷在本乡，照顾不便，和骆秉章一起凑了500两银子买来送给他的。后来他的二儿子花了千把两银子扩建，还受到左宗棠的严厉批评。他在家信里多次教子要勤俭忠厚，不失寒素之风。

左宗棠平素制军非常严格，但他也经常自找乐趣，调节单调的生活。比如在哈密军营时，他自辟菜园20亩种菜，同时也提倡士兵种菜。这样一可以使士兵饭菜就地取材，二可以增加点额外收入，三还可以防止士兵闲暇时想家。他还喜欢下象棋，喜欢吃家乡菜辣子鸡，他还喜欢在晚餐后与幕僚讲故事、说笑话，有时引吭高唱湘剧《定军山》，有时踱出营帐，见勇丁在吃饭，就和他们一起吃，随便谈笑。传说，左宗棠在西北时，一天与幕僚谈及诸葛亮，喜不自夸，幕僚冷讥说：“借东风、破曹操，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失街亭、斩马谡，此葛亮之所以为猪也（诸猪同音）。”又一花匠说：“诸葛虽是三国人才，然六出祁山，六次失败，其才有限。”左宗棠听后大受刺激，从此在致友人的信中，再也不用“小亮”名字落款。虽然这是趣谈，但也可以看出他与部下的融洽关系。

左宗棠在用人方面，基本上和他的做人标准“廉耻信义，刚明耐苦”相似。他的用人标准就是“廉干”，既要廉洁，又要能干。廉洁是就性行心术而说，能干是就本领而言。左宗棠曾把用人比作做菜，他说：“厨丁作食，肴果都是此种，而味之旨否分焉。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凡用人：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常令其喜悦；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矣。”谈到用人过程，左宗棠曾说：“吾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此中自谓稍有分寸也。”从中可见左宗棠对人才的认识。大体来讲，左宗棠有心愿求人才，有眼光识人才，有本领用人才，只是缺少气度容人才。《湘军志》作者王闿运这样评论湘军的首领：胡林翼能求人才而不识人才，曾国藩能用人才而不求人才，左宗棠能识人才而不容人才。

左宗棠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特别是他晚年在西征时，由于年近六旬，加上身患腹泻之症，还数度咳血，自觉“食少事烦”。但是，强烈的责任心使他尽心竭力，不敢稍图安逸。从1860年督师出山，左宗棠没有回过家。他在西北时期，他的四女婿和女儿、夫人周诒端、二女儿、侄儿和二哥、大儿子和大媳妇，一个个先后在长沙亡故，连续演成生离死别的惨剧。但是他身在边疆战场，无暇想家，只能把悲痛埋在心里。直到新疆军事告一段落后，才有机会想回家的问题。

综观左宗棠的一生，由于左宗棠自比诸葛亮，所以我们用秦翰才先生的评语来结束全文：“左宗棠的军功，大于诸葛亮，左宗棠的政绩，不如诸葛亮，左宗棠的忠和介的美德，至少和诸葛亮相当。”

（赵慧珠）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清史列传》卷五一，《左宗棠传》；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董蔡时：《左宗棠传》；左焕奎：《左宗棠略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书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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