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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弯弓而射之

时间:2022-0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现有文献上看,毛泽东最初改写引用《孟子》“越人关弓而射之”等语,大概是1936年底,这也是形势使然。毛泽东改引此语,“越人弯弓而射之”是指日寇进犯,“其兄弯弓而射之”是指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进攻红军。毛泽东根据需要改用《孟子》本章中的“越人关弓而射之”数句,痛切陈辞,申明日寇猖獗,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停止内战携手合作之理。

(引用之四十八)

“越人弯弓而射之”一语,参见《孟子·告子下》第三章: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是一首讽刺周幽王的诗。周幽王先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后又得褒姒,极为宠爱,生子伯服,便废申后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立伯服为太子。于是,放逐太子宜臼,太子宜臼被弃,赋此诗讽刺幽王,叙其哀痛之情。

有个叫高子的学者认为《小弁》是小人之诗,因为太子对父王有怨恨之情。

孟子认为,高子对《小弁》一诗的理解过于偏颇固执。他打比方说,这里有个人,如果越国人张开弓去射他,他可以有说有笑的讲述这件事,这是因为越国人和他关系疏远;如果他哥哥张开弓去射他,他会哭哭啼啼地讲述这件事,因为哥哥是亲人。

周幽王放逐太子,废嫡立庶是关系天下国家的大事,要是对这种大事还无动于衷,只能说是不孝。所以,孟子认为《小弁》的怨愤之情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怨恨之情也可以说是基于对亲人的热爱。

从现有文献上看,毛泽东最初改写引用《孟子》“越人关弓而射之”等语,大概是1936年底,这也是形势使然。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书中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现国共合作的政策。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在陕北根据地扎下大营。

1933年4月,邵力子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936年毛泽东居住的延安正在陕西省境内,用国民党政府的眼光看,也正属于邵力子的管辖范围之内。

由于蒋介石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和红军。在蒋介石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也说一些“剿匪”(指围剿红军)之类的话,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则三缄其口一概不闻不问。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五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无什么大反应。

毛泽东阅报,了解到这种情况,为宣传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同年9月8日,给邵力子写信,说服他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信的全文是: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己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

顺颂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55页)

毛泽东在信的中间部分改写引用《孟子·告子下》第三章的话:“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己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

孟子的原话则是: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

孟子的原意:敌人向我射箭,我“谈笑而道之”,因为关系疏远;亲人向我射箭,我“涕泣而道之”,因为关系亲密。

毛泽东改引此语,“越人弯弓而射之”是指日寇进犯,“其兄弯弓而射之”是指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进攻红军。共产党和红军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言论可谓“垂涕而道之言”。此时斤斤于“剿匪”,却不言及“御寇”,正如那人“其兄关弓而射之”,自相残杀,相煎何急?毛泽东力喻往日之非,追求今日之是,阐明了“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的正确结论。

邵力子先生收到毛泽东的书信以后不久,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邵先生赞成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曾起过有益的作用。抗战期间,邵力子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支持《鲁迅全集》的出版,准予发表《毛泽东自传》,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国家的事情。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邵力子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由于在这次和谈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做出了贡献,时年64岁的邵力子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战败,1949年4月,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谈判。谈判失败,6月中旬,邵力子在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主席团成员。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应该说邵力子在国共两党十年分手后的第二次合作中,是做了自己贡献的,不负毛泽东厚望,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重整《觉悟》旗帜”,认清了天下“分久必合”的历史趋势,不失为识时务的俊杰。毛泽东在信中询问:“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邵先生以后的实践证明,其合作是“有意”的。邵先生不做兄弟“弯弓射之”的卑劣勾当。

毛泽东根据需要改用《孟子》本章中的“越人关弓而射之”数句,痛切陈辞,申明日寇猖獗,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停止内战携手合作之理。在当时敌寇入侵之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则应针锋相对予以还击。而痛心的是自己的同胞(指国民党军队)却倒过枪口,对自己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围剿,进而表达了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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