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说的因果

简体版序　一本小说的因果

李永平

一九七六年秋天，我，来自南洋的一个浪子，结束了在台湾大学的游学生涯，告别栖身九年的宝岛，又动身上路，这回一路漂流到新大陆，机缘凑巧落脚于美国东北的奥伯尼市，看到了生平第一场雪。

顶记得，那是秋末一个傍晚，我拎着书囊，从就读的州立大学文学院走出来，猛抬头，看见天色突然沉黯，纽约州中部平野上蓦地飞起一天白絮，蹦亮蹦亮，好似亿万个小精灵，结伙游荡在空中，只顾互相追逐嬉戏，闹了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纷纷降落到城中户户人家的烟囱上。刹那，整座大学城就给覆盖上了一层瑞雪，白皎皎悄没声。那年大雪来得特早！瞧，城外那一林子枫树兀自展示着浑身的红妆，这当口，仿佛突然被放了一把火，哗啦哗啦火烧火燎，迎着朔风，朝向西天一滩淤血似的残霞，不住招飖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从校门口望去，好不灿烂壮烈。来自赤道的浪子，这下可看呆啦，眺望了好久好久才背起了书囊，迈步走进一镇暮霭炊烟中，踩着满地碎雪，跋涉在放学回家的路途上。市郊住宅区四下阒无人声。橐，橐。浪子边行走边侧耳倾听自己的步履声。霎时间，偌大的一个市镇，仿佛只剩得他一人在外独行。

雪下得密了。整座奥伯尼城给笼罩在漫天飞絮中，转眼隐没，天地间浑白一片，只看得见街道两旁成排枫树梢头，家家屋顶上，柴烟袅袅。不知哪一家传出小姑娘呼唤狗儿的声音：“黑皮不要叫，乖，赶快回家哦！”南洋浪子把夹克领口紧紧扣上了，缩起脖子，顶着刺骨的北风，踩着人行道上越积越厚的白雪，一脚高一脚低，蹭蹬走过布坎南街两旁一幢一幢黯沉沉、驮着雪堆、只阁楼窗口亮晶晶、透出两框子鹅黄灯光的木屋。橐，橐。一路走，不知怎的一路只顾回忆起二十年前，他孩提时代，发生在赤道丛林中的往事。

北美洲满天飘雪中，那圣诞节图画般宁谧、美丽、白皑皑的奥伯尼镇上，鬼魅似的，阴森森色彩绚烂的一个意象，倏地冒出来，浮现在浪子眼前：

南天大海，日头炎炎。婆罗洲那苍苍莽莽地平线上一颗火球下，一个老婆婆，身穿客家妇女黑布衫，耸着满头花发，弓着背驮着个红布包袱，独自个，行走在雨林中一座闹哄哄人头攒动的市集上，从街头走到街尾，从镇内走到镇外，不知在哪里歇息一晌，又顺着原路，穿过巴刹慢吞吞地走回来。日复一日。朝出晚归……

这个孤单的老妇人，怎么会流落在赤道海岛上？她从何处来？往哪里去？她背上那个鲜红的沉甸甸的包袱，里头装着什么东西，隐藏什么秘密？她有没有亲人？

无可考。记忆中从不曾听大人们谈起这件事，仿佛那是一桩罪孽，不可公开谈论。只记得有一回坐在庭院中喝茶讲古，父亲说溜了嘴，提到“刘老娘”和她的儿子“刘老实”，还有一个苦命的童养媳。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那媳妇儿的名字，就看见我妈抛过来的眼色，立刻闭上嘴巴，悄悄回头望了望身后，不吭声了。

小时候住在英属北婆罗洲，沙捞越邦首府古晋市，平日上学途中，或放学后在街上游荡，时不时就和这老婆婆迎面相逢，擦肩而过：有时在市中心的印度街；有时在太阳下血腥弥漫、苍蝇飞绕的河滨市场；有时在市场旁那条——儿童止步！——黑魆魆，人影飘忽，大白天一蕾蕾红灯闪烁，呻吟声四起的私娼胡同；有时在大伯公庙山门前（久违了，慈眉善目笑眯眯的大伯公，客家人的守护神）；有时在市郊那纸钱四下飞扬、孤塚虆虆的华人坟场……

老婆婆一直低垂着眼睛，望着地，对周遭的事物不瞅不睬，只顾弯着腰驮着她的包袱，走她自己的路。她那干瘪的小身子伛偻着，无声无息，一步一蹭蹬，踽踽独行在酷暑天，艳阳下，古晋市那满城雪似灿白的天光中，一条游魂也似。后来有一日（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吧），她老人家忽然没出现。从此，城中街道上，熙熙攘攘巴刹中，再也不见她的身影和她那个红包袱。整个人，神秘地，被婆罗洲的毒日头蒸发掉了，不知所终。

往后，老婆婆的红包袱就一直潜伏在我心底，冤魂不散，时不时，倏地从我梦境中窜出来，逗弄我一番，随即又如鬼魅般消失不见。如此过了六年。高中毕业了，我离开婆罗洲到台湾升学。就读台大外文系期间，在恩师颜元叔教授鼓励和指导下，我开始学习写小说。《拉子妇》、《围城的母亲》、《胡姬》……这挺青涩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支那人”为主题，在台湾发表，颇受宝岛文坛人士的喜爱和好评。这些充满热带情调、南洋风味的作品写的，全都是婆罗洲的人物和故事，全都跟我的童年记忆有关，奇的是，其中竟没有一篇提到“刘老娘”和她的红包袱，更没有一篇以她为主人翁，讲一则完整独立的故事。仿佛在我心中，我早已忘记这个强烈的、血似鲜明的、在孩提时代曾深深震撼我心灵的图像。

我并没有忘记。

如今回想，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莫非因缘未到？写刘老娘故事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留台九年后，我又“负笈”上路了。这回是前往纽约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深秋的黄昏，背着书包迎着初雪，行走在放学回家的路途上。走着走着，毫无预警地，婆罗洲古晋城的老婆婆耸着一头花发，弓着腰，驮着红包袱，骤然从我内心深处那个旮旯角落蹦出来，静悄悄，现身在离乡万里的北美洲，那风雪夜里，一座圣诞夜般宁谧的城镇。老人家一径低着头，垂着眼睛，拐着一双穿着唐山绣花鞋的小脚儿，蹭蹬在雪地上，好久，没声没息，自顾自地慢吞吞行走在我前方。

“见鬼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突然想起了这个老婆婆？她肯定已经过世多年，在婆罗洲丛林中，化成一摊爬满蚂蚁的白骨了……”浪子心中嘀咕。“待会儿见到琼安，得跟她讲这件童年往事，听听她的想法。”

浪子踩着路上的积雪，朝向琼安居住的托克威尔街，一路跋涉过去，边走边说梦话般喃喃自语：“琼安，班上的美国女同学，聪慧的法文系学生，研究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她听了我的叙述，也许能够从这个孤伶伶，背着个布包，漂泊在南中国海一座丛林岛屿的老妇人身上，有如侦探般，嗅出一些端倪，找到几条线索，甚至看出一则震撼人心的故事来呢。”

那雪下得大了。整座奥伯尼城，沉陷在纽约州十一月这场突如其来的初雪中，白茫茫静悄悄。呜汪呜汪——不知哪里传出狗吠声，嗓子越拉越长，凄凉得紧。走着走着忽地万籁俱寂。风停了雪止了，浪子觉得偌大的北美洲霎时间回归到了太初时期，原野上杳无人迹，跫跫跫，只有他这个来自南洋热带雨林的人，背着书囊踽踽独行。

一路走，不知怎的，他心中一路兀自思念婆罗洲大日头下，白灿灿阳光中，一条幽魂般，驮着红包袱来回行走在古晋城里、大巴刹上的客家老婆婆。

北美洲的夕阳，燃烧了一黄昏，终于坠落在地平线外。枫林中只听得群鸦呱噪。天际那滩残霞，早已凝结成一抹血。天黑，风起，哗啦啦呼飗飗，整个镇甸给卷入了那一漩涡又一漩涡满山遍野追逐、嬉戏的火红落叶中，蓦一看，好似满城下起了血雨。镇尾，州大研究生聚居的托克威尔街尽头，风雪中一盏路灯朦胧。

阁楼窗口，琼安点亮了灯。

*　　　　*　　　　*

“吉陵”是个象征，“春秋”是一则寓言。《吉陵春秋》这本书讲的是报应的故事——那亘古永恒、原始赤裸的东方式因果报应，在我的童年时期，在我出生、成长的那座赤道岛屿，曾经蛊祟一整个支那城镇，造成一镇人心惶惑不安，延续数代之久。

这是琼安给的提示。那晚在北美洲枫林小镇，风雪阁楼中一盏台灯旁。一言点醒迷惘的浪子。于是，那年在纽约州立大学，我边攻读硕士学位，边着手写作“吉陵”系列小说的第一篇《万福巷里》。

这桩奇妙的、带着些许灵异色彩的因缘，我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记述过。^[1]如今，趁着《吉陵春秋》在大陆出版，再次回溯这本书的创作历程，有一件事依旧让我困惑不解。

《万福巷里》的初稿写得极快速。那光景，就好像我心头的一根“闩”，飕地被琼安拉开了。多年来孕育在我内心，却一直被禁锢在阴暗角落、见不得天光的那个故事，登时便如同一潭决堤之水，哗啦啦汹涌而出：吉陵镇有一条后巷叫“万福巷”，住着开棺材店的刘老娘母子。阴历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诞辰，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迎神赛会上，刘家小媳妇，美丽的长笙，在一镇百姓和香客注视之下遇劫，当晚上吊死了……

一连三天，通宵不寐，我坐在宿舍窗下一盏灯前，面对窗外一轮皓月下，奥伯尼城那白雪皑皑、宛如圣诞平安夜的景色，边喃喃自语，边发狂似地书写。完成了万把字初稿，得意洋洋，将三十张四百格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摊开在灯下，朗声诵读一遍。

我愣住了。

这便是我要写的南洋故事吗？

这个“吉陵”，我在小说中描写的城镇，和镇上那条“万福巷”，我的女主角遇劫的地点，怎么看，可都不像我的故乡婆罗洲呀——不像我在孩提时代，目睹一个白发老婆婆背着红包袱，日复一日，来来回回，独自行走在毒日头下的那座丛林城市，古晋。咦？“马华作家”笔下的热带情调，南洋文学中必会出现的蕉风椰雨、甘榜巴刹和纱笼女郎，在我这篇小说中，怎么全都不见了踪迹呢？

说也离奇，我笔下的吉陵镇，和居住在镇里的那群“吉陵人”，他们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情感，倒让人联想到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南方某省、某县的一个村镇——我这一辈子还不曾回去过的“唐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龙应台女士评论《吉陵春秋》的文章，便是以《一个中国小镇的塑像》为题目。^[2]）这是怎么一回事？从一开始，我就打定主意，要写一则曾让我刻骨铭心的童年往事呀。那是发生在婆罗洲烈日下，闹哄哄巴刹中，阴魂般一路追缠我，跟随我来到万里外的北美洲，现身在风雪夜里的一桩冤屈。

写作过程中，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以致阴差阳错，这个南洋故事竟变成了一则古老唐山传说。

当下，我的错愕和困惑可想而知。

于是那一整个漫长的冬季，有如一条游魂，我时时背着书包，踯躅在奥伯尼城的茫茫雪地上，搔首苦思，口中呢呢喃喃，试图给这个诡谲的创作现象——书写过程中某种神秘、不知缘由的蜕变——找出个道理来。只是，百思不得其解。情急之下我甚至发起狠来，拿支红笔，把整篇小说彻底修改三次，将遗失的蕉风椰雨、甘榜纱笼等热带意象，一古脑儿，塞回故事中，费了老大的劲，给刘老娘的媳妇长笙在迎神夜遇劫的悲剧，添上浓浓的赤道海岛风情。然而，却不知怎的，改写后的《万福巷里》读来总觉得不对劲。初稿中那股强大的力道——那赤裸裸、不经修饰、近乎原始的东方式因果报应——经过蕉风椰雨一洗礼，莫名地被冲散掉了大半。长笙的冤屈和吉陵镇的罪孽，于是，变成了一则浪漫凄美、充满异国情调的南海传奇。

无可奈何，我只好厚着脸皮又去找我的美国同学琼安，请求再次指点迷津。

琼安听了我的诉苦，只笑一笑，问道：“永，你写这篇小说是不是出于真心？”

“是的！”我望着灯前琼安那两只湛蓝的眼瞳，使劲点头，“百分之百的真诚。”

“好。你就遵照你内心的指示，大胆、放心写吧。不要管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婆罗洲，还是在中国——你口中的‘唐山’——甚至是在美国。你要写的是一则具有宗教意味的道德寓言，一个永恒的报应故事。永，对不？”

好琼安，一言点醒痴迷人。

是的。写小说没啥秘诀。真诚就是力量。

当下告别琼安，我冒着那年冬末最后一场大雪赶回宿舍，拿出《万福巷里》的二稿、三稿和四稿，丢进壁炉里，一把火烧掉。刘老娘婆媳俩的故事，恢复了本来的阴暗悲惨面目。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吉陵”。

那年春天，给吉陵小说的第一篇定了稿，也给整个系列的风格定了调，心中再无犹豫，便着手写作系列第二篇《日头雨》。水到渠成。这回可是文思泉涌啊！完成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学业后，我转往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进入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功课繁重，只能挤出一点点时间，写了三篇吉陵小说。一九八二年，结束在美国的六年留学生涯，回到台湾，到高雄市中山大学任教，边教书边写作。一九八六年，终于完成这一系列——四卷十二篇——环环相扣，以“红包袱老婆婆”为中心人物所发展出来的寓言小说，在台北结集出版。书名叫《吉陵春秋》。

想不到，这本书问世后，在台湾文坛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一时间学者纷纷为文，对它赞美有加。譬如哈佛大学教授、现代中国小说专家王德威博士，就特别欣赏《吉陵春秋》的艺术结构，称它为一个“小规模的奇迹”^[3]。譬如龙应台女士。那时她刚从美国学成回来，意气风发，右手写杂文，痛陈台湾社会种种怪现象，出了一本《野火集》，以燎原之势烧遍宝岛；左手写文学评论，将当时台湾所有叫得出名字的小说家和重要作品，逐一点名批判，撰写一系列文章，汇集成《龙应台评小说》一书，文笔之凌厉，针砭之不留情面，引起文坛大师一致侧目。说来也是缘分，龙女士却独独钟情于《吉陵春秋》，为它写一篇专论，开宗明义就说：“总算盼到了一本真正好的小说。《吉陵春秋》像一颗坚实灿烂的宝石，在一大堆玻璃珠、塑胶珠中沉静的闪着幽光。”^[4]

还有余光中老师。他以诗人身份，破例为一本小说写序，将《吉陵春秋》比喻为一朵“十二瓣的观音莲”^[5]。对当时台湾流行“恶性西化”的中文，感到痛心疾首的余老师，特别表扬这本小说的文字：“《吉陵春秋》的语言最具特色，作者显然有意洗尽西化之病，创造一种清纯的文体，而成为风格独具的文体家……李永平的句法已经摆脱了恶性西化常见的繁琐、生硬、冗长……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长短相宜，活泼而有变化……他的语言成分里罕见方言、冷僻的文言、新文艺腔，却采用了不少旧小说的词汇，使这本小说的世界自给自足地定位于中国传统的下层社会。”^[6]对一个初出道、年方三十许的小说家来说，文字能得到台湾诗坛祭酒的赞许，可是一个大大的鼓舞呢。

更让大家惊讶的是，这本出自一个“侨生”之手的小说，竟一举夺下当时台湾两大报的文学奖：《日头雨》获《联合报》小说奖首奖；《吉陵春秋》赢得《中国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后来还闯入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着实风光了好一阵子哩。

《吉陵春秋》，在台湾文坛被看成“一个异数”的小说，^[7]问世迄今二十五年了。作者也由一个惨绿少年，迈入“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暮年。这个年轻时自我放逐、栖身宝岛倏忽四十年的南洋浪子，盼啊盼，总算盼到两岸关系解冻，开放交流，他的作品终于可以正式的、堂堂的在神州大陆——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心中念兹在兹的“唐山”——出版了。国内的读者，初次接触这本出自一个华侨子弟的手笔，讲一则南洋故事，却使用纯粹的中国语言和象征，充满浓浓的“唐山”风味，读起来，既陌生又熟悉的小说，想必会有一番不同于台湾读者的体会和感受吧！

为了保持这本书的本色，大陆简体字版的排印，完全依据了一九八六年九月的台湾修订版，一字不改（除了几个印错的字），以纪念当年，浪子在北美洲一个风雪小镇上写作《吉陵春秋》时，所发生的那一桩奇异的、美妙的因缘。

二○一一年十月

写于台湾淡水镇观音山下

【注释】

[1]见《迌——李永平自选集一九六八——二○○二》自序《文字因缘》，台北，麦田出版社，二○○三年，页二七——四七。

[2]《当代》杂志第二期，台北，一九八六年六月，页一六六——一七三。

[3]王德威《小规模的奇迹》，《联合文学》二卷一○期，台北，一九八六年八月，页二二九。

[4]同注2，页一六六。

[5]余光中《十二瓣的观音莲》，序李永平《吉陵春秋》，台北，洪范书店，一九八六年，页一。

[6]同注5，页七。

[7]同注5，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