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超功利观和文学贫困说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用笔做武器，创作抗战文学。但是，沈从文却从另一方面提出了问题，发表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抗战文艺作品没有“独创性”，内容都“差不多”；

抗战作品为着“宣传”而显得“一般”，都是一些“抗战八股”；

文艺同政治结缘，成为政治的工具，造成“堕落倾向”，现在要发动“文学运动的重造”，把文学从政治“玷污”中解放出来。

这三点，都具有煽动的效果，是把抗战文学拉到脱离政治，脱离抗战的一边去，主张文艺的自由发展，这自然会遭到批判。现代文学史家是把沈的意见看作文学的超功利观加以批判的，而巴人则把这作为“文艺领域反个人主义斗争”提出。

关于“差不多”

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指陈新近出版的文学作品，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他认为造成这种普遍现象的原因，“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们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

文章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文艺界的普遍关注，《大公报·文艺》于1937年2月21日组织了“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沈从文又在上面发表了《一封信》：“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

沈从文的关于文学创作中“差不多”现象的普遍存在，得到了文艺界部分作者的认同。光寿先生于1937年3月10日在《光明》2卷7号发表了《谈“差不多”并说到目前文学上的任务》，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了巨大的进步，文学方面也有新成果，但是，文坛上“差不多”的现象还存在着，表现为“对于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机械上，表现在题材范围的狭隘上，表现在作家对于社会，人，生活的理解的肤浅上……”文章还探讨了“差不多”的来源及克服的意见。

茅盾等却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在1937年7月5日发表了《关于“差不多”》（载《中流》2卷8期），指出：他没有从新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研究“差不多”的现象，二十年中，第一期的作品“差不多”全以知识分子的学校生活和恋爱事件为描写对象；第二期，主人公主要还是知识分子，但生活范围扩大了，从学校到革命阵营，从家庭到十字街头；第三期，则工人、农民、小市民、最近是义勇军，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新文艺发展的这一条路是正确的；作家们应客观的社会需要而写他们的作品—这一倾向也是正确的。”炯之先生只见了“差不多”的现象，“抹煞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步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的弥天大罪，这种‘立言’的态度根本不行”，“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设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

对于茅盾的批评，沈从文于1937年2月作出回应，发表了《再谈差不多》（载《文学杂志》1卷4期）进一步表述了自己的“差不多”问题的意见：“近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要从一堆内容外形差不多的作品达到成功，恐怕达不到”。文章还以鲁迅为例，说鲁迅的“伟大何在”，就在于他“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他接连在两篇文章中，涉及这个问题。

1938年2月19日，在广州《救亡日报》上，他在《对于文化人的希望》一文中，说：“‘差不多’并不要紧，反而是值得欢迎的现象，假使抗战的理论，四万万五千都说得来差不多，那正是我们的宣传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

6月20日，他在《自由中国》第3号发表的《抗战与文化问题》，又谈及这个问题：“近来听说又有人在鼓动着‘反差不多’的论调了，主旨是嫌抗敌理论过于单纯，而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半年，反正都‘差不多’，因而便激起了一些‘反’感。抱着这种‘反’感的君子，朝好处说，自然是过于高尚了一点，朝坏处说，实在是于不知不觉之间犯着了为虎作伥的嫌疑。这种想念在我们文化人自身是应当彻底克服的”。

巴人于1939年4月16日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是把沈从文的反“差不多”的口号和“抗战八股”的说辞，作为严重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来指责批判的。文章在罗列了个人主义的种种言论表现，指出它的发生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由后，说“在文艺领域上，早先反‘差不多’的口号的提出，基本上，是打击集团主义的文艺思想的；但主要却是打击彼时甚嚣尘上的国防文学—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揭起的文学运动”。今天，有若干人痛骂抗战文艺为“抗战八股”，明白地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这里所说的反“差不多”的口号，是为了打击“国防文学”而提出的，指的是1936年文艺界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希望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全国的作家、艺术家们，团结起来，创作国防文学作品。这一口号，开始为全国绝大多数作家们所认同。沈从文大概认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国防文学”的旗帜，集团主义的行动，其结果，必然是文学作品“差不多”，失去了文学自身的个性和特殊性。所以，巴人说“我们所谓‘集体主义’，决不是排斥个人的个性或特殊才能的发展的。恰恰相反，我们要在集体主义的行动中，更大量地帮助他那个性与特殊才能的发展”。巴人说：“个人却非参加文艺运动—与政治动员相配合的文艺运动—即不能本质地把握这运动的现实”，“我们必须在抗战第一原则下，广泛地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使每一个作家，在集团的行动下贡献其所优长的，为抗战服务……我们在大原则下，决不侵犯个人的思想自由”。

“差不多”问题的提出，是一个实际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抗日的现实内容是作家所关注的，所要把握的，这些内容，往往在抗战的一个大的主题之下。但是作家如果获得了这些材料而处理不到位，反映到作品里，就可能雷同，就是“差不多”。抗战初期的作品，往往着眼于一个个战争的壮烈场面的描写，企图说明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勇敢，认识与希望等等，但是因为许多作者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体验去构思，因而作品往往写事多，写壮烈事件多，写人少，写战士少，因此造成了作品的单调、雷同与贫乏。从这个角度去谈抗战作品，沈从文的关于“差不多”的意见就不是没有意义的。郭沫若作为一位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其意义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他的意见的表述似乎轻率了些，对“差不多”不做本质意义的揭示，说些“‘差不多’并不要紧，反而是值得欢迎的现象”之类的话，对抗战文艺的发展，是没有益处的。

关于“抗战八股”问题

沈从文于1939年1月22日在昆明《今日评论》发表《一般与特殊》，说：抗战以来，许多地方的“文化人”忽然多起来，他们只记着“宣传”两个字，知识实在又很贫弱。因而制作了“一般”的抗日作品，这种作品实在可称之为“抗战八股”。但是，另有少数“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的“特殊性的专家们”，他们的作品，“与战事好象并无关系，与政治好象并无关系，与宣传好象更无关系”，但却“与这个民族此后如何挣扎图存，打胜仗后建国，打败仗后翻身，大有关系”，这作品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

这是对全国许多地方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表现出莫大的轻蔑，而对远离抗战现实，在“历史和科学”中进行所谓探索的人，表现出莫大的赞许。这就从根本上暴露了沈从文这个文化人在抗日救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巴人认为：《一般与特殊》是一篇高妙的文章，比梁实秋“直白的要求，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沈从文认为“中华民族要抬头做人，首先得靠特殊的专门家‘埋头苦干’”，而“一切一般化的努力，不是中华民族抬头之道”的荒谬论旨，“无非要造成一批误国的文人”！文章在揭露了沈的谬论的本质的同时，深刻地分析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指出：“真正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工作，必须是从一般化这一基地上生长的。在作家作为一个宣传者而出现于民众之前，战线之上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一般的；然而由于战斗的实践，他将懂得更多，见得更深，他的生活经验是一天天地深化了；这就造成他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否认：生活经验是文艺作家创作的生命力，那么，这生活经验的不断积蓄，正也是他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工作之一。我们又何用抛开这战斗的动的现实，到坟墓里去‘埋头做事，沉默苦干’呢？墓中的骸骨，特殊是特殊了，但将来是无法变为一般的，因为他已经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郁达夫于1939年5月5日在新加坡《新洲日报·晨星》发表《略谈抗战八股》。说抗战八股，这种“固定的形式化……不但是抗战文艺中会有，就是其它的文艺，以及一切事情上，都可以有的”，“所以，我以为抗战八股，也未可厚非；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等作者们成熟之后，观察深刻，视界扩大，具象化的能力（艺术手法）增强了的时候，这作风当然会改变过来的”。在今天，抗战八股“‘有’还胜于‘无’”。

郁达夫于5月15日在《新洲日报半月刊》发表《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

罗荪于1940年1月15日在《文学月报》创刊号发表《抗战文艺运动鸟瞰》，其中抨击了攻击抗战文艺为“八股”，以及抹杀一般化的文化工作的论调和企图。

关于“文学运动的重造”问题

1942年10月25日，沈从文在《文艺先锋》1卷2期发表《文学运动的重造》，认为：自1926年前后，文学先和“商业资本结了缘”，稍后“又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文学作家又成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作家被政治看中，成为政治工具后”，则变成了“趋时讨巧”的工具。结果“作品由‘表现人生’转而为‘装点政策’”，文学出现“堕落倾向”则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因此，为“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就必须“努力把它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再不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这就要发动“文学运动的重造”。

同一天，沈从文在《世界学生》1卷10期发表《小说与社会》，也谈到有关问题：“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有些作家，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的写他的作品。又有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况下写作，索性放下写作去弄政治”。还说：“其次是文学运动过去和商业关系不太好”，国内的作家，不能“养家活口”，所以，“只好搁下不干，另寻生活，或教书经商，或做官办党”。这自然更是国家的损失。

“文学运动的重造”是说，文学自1926年以后，先和商业结缘，稍后又同政治发生了关系。弄得文学不成为文学，成为装点政策的工具。要阻止文学这种堕落倾向，就必须把它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实行“重造”，使它成为“学术一部门”。沈就此有一个设想：“若说在抗战时期，一切人力物力都可由国家集中运用，则在文学运动方面，宣传部和政治部所可运用的，应该不只是些会‘热闹’而无‘实力’的分子，必须有更合理的设计，来取得国内多数优秀作家的合作。否则到战后，凡是本身站得住的作家，‘不合作’‘不承认’的倾向，所能引起的问题，是可想而知的！”沈给当局设计了一个方案：宣传和政治方面用些只能“热闹”而无“实力”分子，由他们去呼叫、折腾，政府则要合理地设计，把多数的优秀的作家吸引过来，跟政府“合作”，否则，战后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直接对沈的观点予以批驳的是杨华，他就是文艺理论批评家叶以群，笔者翻拣了全套的重庆《新华日报》，发现他在1943年2月，用杨华的笔名在《新华日报》连续写了5篇《文艺时评》，批驳沈从文、梁实秋、陈铨的错误观点。这些文章是：2月16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文艺时评之一》；2月17日，《文学底商业性和政治性—文艺时评之二》；2月18日，《文学与真实—文艺时评之三》；2月26日，《“抄袭”论和“奉命”论—文艺时评之四》；2月27日，《“拿货色来看”和“文学贫困”论—文艺时评之五》。

“文艺时评”之外，杨华于3月19日和20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学的“自由”和“统制”》、《关于文学与“人性”》。前一篇是批判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一文中的有关意见，后一篇是批判梁实秋和陈铨的“人性”观。

“文艺时评”针对沈从文的《文艺运动重造》的基本观点，批驳说：沈先生希望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变成为学术一部门”，我们是同意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里，要求文学作品不带商业的性质，是不可能的。这，只有求之于未来的新社会”。“纵在将作品当作商品的社会条件之下，也不完全妨碍了忠实的作家产生比较优秀的作品。”同样，沈先生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着一个不小的误解，即“他将以外在的政治力量限制作家底写作和作家自发地在作品中表现政治意识这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混为一谈了”，世界文学史上，“找不出一个真正在政治上‘超功利’的作家，一部所谓‘纯粹’的文学”。作家生活在社会里，对人对事，“怎能无爱无憎，无同情，无反对，无见解，无辨识呢？”作家将这些表现在作品中，不是最自然的吗？“而这就是文学底思想内容，文学底政治意识”。

杨华在作了这样一番批驳后，又在“文艺时评之三”中，集中批驳了沈从文的文艺的“超政治性”、“超阶级性”的论调，指出“一个艺术家，只要他忠实现实，对现实有一定的见解，一定的看法，那么他也一定能接近当代最进步的政治的真理，而与当代的前进的政治家有着共同的关于社会的认识和见解”。“因为真实的艺术底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对于现实的忠诚—不掩蔽现实，不粉饰现实，而以表现现实底真实为自己底任务。”所以，即使一个艺术家出身于旧社会，带着旧社会的偏见，但只要他忠于眼前的现实，就“必然能逐渐地改变他底世界观之一部或全部，而使他完成违背他底阶级利益和阶级成见的反映社会真实的作品”。同时，一个艺术家观念感情的转变，由诀别旧世界到创造新作品，“必须经过一段艰苦的长途—这是必须从生活的磨练中去解决”。“历史艺术底史实早已证明：文学艺术是决不能脱离政治，超越现实，而孤立独存的。”

施蛰存于1942年2月17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学之贫困》，指责抗战以来没有好作品：“在这个贫困的纯文学圈子里，也还显现一种贫困之贫困的现象。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是的，我也读过不少的诗歌和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田间先生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用纯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抗战文学，指责抗战文学只有数量而不重视质量，是对抗战现实的无知。

杨华在《“拿货色来看”和“文学贫困”论—文学时评之五》的文章中，先行驳斥了梁实秋攻击“普罗”文学“拿不出货色”的论调，随后着重就抗战文学“文学贫困”问题，进行论辩：“田间式的诗歌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不想论及，我要问的是：在抗战以来的文学中，除了‘田间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之外，就一无所有了吗？不知施蛰存先生读过几节诗歌，看过几部话剧？据我所知，抗战以来不仅并不缺少比较优秀的诗歌和剧本，而且除此之外还有着不少的优秀的长篇和短篇的小说。它们底收获，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为丰富。只是施蛰存先生到底写出了些什么不是‘田间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的作品呢”。他和梁的论调“异曲同工”，但是，他们“不论说得如何巧妙，在文学现实之前总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无情的”。

白尘也在《读书随笔—文学的衰亡》（载《文艺先锋》1卷6期）中说：施先生在抗战开始就“隐起来了”，他“隐居了三年五载，伸出头来便向人要伟大作品，似乎还过早一点。因为抗战前那十多年中间，连今日隐士在内，又产生过多少巨作伟构？—不过，我们可以保证的是：‘抗战文学的收获’，‘数量’既然‘不少’，即使是‘贫困得可怜’而将来伟大的作品，必然是在这些‘不少’的，‘贫困得可怜’的土壤中萌芽出来。因为这些‘贫困得可怜’的东西到底是在抗战中和人民的鲜血一道生长起来的。它已经获得了生命”。

郭沫若在《文学的本质》（载《艺丛》月刊创刊号）中，批评施蛰存“只显露得脑筋的‘贫困’”。“抗战已经五年了，田间总还有些诗，剧作家总还有些剧”，而他“却只有‘文学的贫困’，‘贫困的贫困’”。

沈从文、施蛰存、梁实秋等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没有能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站到同一战线上，仍然抱着他们的文学不放，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写作与抗战无关的小说诗歌与随笔，这虽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对抗战文学实施的无端指责，却是不能容忍的。抗战文学，在他们的眼中，虽然不是什么“纯文学”，但是，它是战斗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不可或缺的战斗的武器。他们对抗战文学的种种责难，不仅仅是一种偏见，更是面对民族危难时刻的一种立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