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慰饴的《思考，但别忘了文学……》一文，对刘心武的两篇小说提出意见，指出他的小说存在着“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和完整的艺术形象”的毛病，是值得注意的。但李慰饴把概念化归咎于作者的“思考”却可以商榷。
文艺创作，有一个对生活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要求作者对生活现象加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如果没有这种理性的思考，那大量感性材料尽管生动，富有个性，也不过是一堆表面、片面的孤立现象，不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也不能使作品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
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同时又总是一个思想家，他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作品“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答案告诉读者。”李慰饴把这一点作为刘心武“把小说的作用一般地简单化了”的根源，也是缺乏分析的。作品的优劣不在于作者是否把自己的思考答案告诉读者，问题是如何告诉？是用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来表达，还是通过作者外在的议论？如果是前者，那不仅允许，而且往往是一部小说成功的基础。
我们从刘心武作品中也可看到，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塑造出谢惠敏、宋宝琦、亚梅、彭晓雷等艺术形象，从全国文艺创作界来看是比较早，而且也是比较成功的。这正是作者认真观察，分析了生活中大量的谢、宋之类的原型，并把这些人物作为一种社会典型来加以剖析，考察他们的社会意义，指出他们身上的病根，所有这一切，不都是思考的结果吗？
我并不讳言刘心武的某些小说确实存在概念化的现象，但这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由于离开了生活实际，或者违背了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这一点，李慰饴恰恰没有谈到。作品的概念化，往往是作者对所写的生活缺乏深入具体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从一些抽象的理论出发，来图解生活，编造人物；或者离开了生活实际情况，从主观愿望出发，塑造一些想象中的完人。刘心武小说中的这种毛病，也正是因为没有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继续深入地思考下去，没有从现实生活的本身去寻找正确的答案，而是靠虚幻的形象来图解。概念化较严重的是《爱情的位置》中孟小羽和陆玉春的恋爱。作者接触了大量像亚梅这样的人物，有感于这种“只讲结婚，不讲爱情”的社会现象，思考了青年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爱情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就表现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对于问题的答案，作者却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大量青年男女的实际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态去概括（这本身就是一种思考过程）。他既想解答这个青年们关心的问题，又唯恐让他的爱情“样板”沾上可恶的世俗气，结果只能虚构出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如果作者能继续深入思考下去，他一定会想到：这种凌驾于物质基础之上的虚无缥缈的爱情，圣洁自然是无话可说的，可又能在生活中激起多少青年的共鸣？又有多少青年能仿效？这篇小说揭示的问题是尖锐的，能吸引很多青年注目。可是回答问题却又如此苍白无力，这不正是由于他没有彻底、深入地思考的缘故吗？
从刘心武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倾向。一方面作者对现实生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严肃、认真地思考着许多社会现象和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这种思考导致他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构思人物和情节，成为他小说中最能激动人心的一部分。可另一方面，他为了避免自己的作品被人说成是“暴露黑暗”、“伤痕文学”，因此极力用一些四平八稳的模式套住自己锋利的解剖刀。人们看《班主任》，感到震动的是他刻画了谢惠敏和宋宝琦，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但这两个生动的形象始终被藏在一个并不生动的张俊石的背后；在《爱情的位置》中，人们感触较深的是亚梅和魏师傅两种各不相同的对爱情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可是对这两种态度的艺术分析却又被孟小羽的大段说教挤在壁角里。这样，挑剔是没法挑剔了，可文字不得不变得冗长和不自然，影响了作品的效果。
这么说，自然不是不要作者塑造英雄形象或正面人物，问题在于从有限的篇幅中塑造出饱满的形象，必须从生活的实际出发，表现出有血有肉的个性来。这正是刘心武小说的不足之处。
总之，刘心武的小说的主要成就，来自于他的思考，思考与文学并不对立，文学创作本身需要思考。而我认为作者所要警惕的，倒是：“思考，可别离开了生活。”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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