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印度及中国的关系

孩提时起，我便从外部熟稔印度的气韵，我的外祖父、母亲和父亲都曾长期生活在印度，会说印度的语言（马拉雅拉姆语、卡纳达语、印度斯坦语，外祖父还懂梵语），我们家里有许多印度的物件、衣服、织物、图画，等等，不知不觉中我已汲取了如此多对印度的认识。让我尤为难忘的是母亲讲述的她在印度度过的那美好动人的时光。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传教士，外祖父在印度传教几十年。但是他们三人都不是那种普通的传教士，他们喜欢印度的语言和灵魂，并且颇有研究。我记得父亲有一本手抄的书，里面记录着他在印度期间写下的许多东西，我特别记得，书中有许多佛教的祷告词，是父亲翻译的，有的译成德语，有的译成英语，他偶尔会读给我们听，看得出他对这些祷告词的虔诚和诗意饶有兴趣。

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很喜欢印度，也非常乐意去了解印度，然而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他们的障碍，他们肯定印度和印度的思想，不过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只有耶稣的教导才是神圣并且有决定性的，就如他们也敬重歌德和其他西方的智者，却始终带有那种让我不快的保留。

自从离开祖宅，我再没有接触过与印度有关的事物，那时的影响全然留存在潜意识中。二十七岁左右，我开始研习叔本华时，才再次接触到印度的思想，随后几年中，我经常碰到一些探求者，他们的思想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带有神智学色彩，我通过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近印度的本源，了解了《薄伽梵歌》的译本，从那时起开始熟悉印度思想。很快，我又接触到诺伊曼翻译的《法句经》以及奥尔登贝格著的《佛陀》，后来又读了多伊森翻译的著作。

我当时的哲学思想是一种虽然成功，却备感疲惫并且生厌的生活哲学，我把整个佛教理解成顺应天命和苦行，理解成遁入空门，无欲无求。这种观念持续多年。

我的东方知识和思想因中国人而充实并且得以修正，这些中国人是我通过卫礼贤的译著逐渐认识的。之前我已经从父亲那里对老子有所了解，父亲又是从蒂宾根的格里尔教授那里得知老子的（格里尔自己也翻译了《道德经》）。父亲一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始终在探索并且绝不恪守教条，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深入研究老子，并且经常把老子跟耶稣进行比较。我自己则是几年之后研读老子，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带给我最重要的启示。

在其他方面，例如在从一些心理分析学说得出的结论中，我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一种我心目中的智慧典范，看到那种对综合思维的认识，一种双向的，而非单一的思维。简短的文字难以阐明我这一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虽然我的人生经历越来越沉重，并且带给我巨大的痛苦，但是顺应天命却越来越远离我的思想，我自己有时也把这一思想转折称为从印度到中国的转折，也就是说，从苦行的印度思想转向接近生活的、“肯定式的”的中国思想。

对我而言，重要的东方书籍有：《薄伽梵歌》、《佛陀语录》、多伊森翻译的《吠檀多》和《奥义书》、奥尔登贝格的《佛陀》、《道德经》（我读过所有的德语译本）、《论语》和《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