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德国近代杰出的诗人、作家、学者和思想家。当今世人公认他为继但丁和莎士比亚之后西方精神文明最卓越的代表。恩格斯称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是“最伟大的德国人”。他一生辛勤写作，在六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完成了大量各类题材和体裁的作品，代表作诗剧《浮士德》更被视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欧三百年历史的总结”[1]，人类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光明灿烂前景的壮丽颂歌，“德国人世俗的圣经”[2]，欧洲“现代诗歌的皇冠”[3]。可是，在1832年《浮士德》第二部问世前，也就是说当他还在世的时候，歌德之为歌德，歌德之享誉世界，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二十四岁时写成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少年维特的烦恼》。
迄于18世纪70年代，德国文学尽管已出了温克尔曼、莱辛和克洛卜斯托克等有影响的理论家和作家，但与英、法、意、西等国相比尚处于落后地位，有人甚至视德国为“没有文学的野蛮国度”[4]。是歌德，具体地讲是《维特》，一举改变了这种可悲状态，使一股强劲的“维特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从此，歌德便作为“维特的作者”而受到世人的景仰，德国文学也提高到了与英法等国并驾齐驱的地位。
这《少年维特的烦恼》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它何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应该怎样解释“维特热”这一表现了它巨大影响的文学和社会现象？它在我国的介绍和研究情况如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为了探讨这几个在今天仍不无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将对《维特》这部世界名著做一个比较系统和概括的分析介绍。
一 《维特》与歌德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任何文艺家的创作，都与他所接触的那部分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体讲，一位作家写什么书，怎样写，往往取决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歌德尤其如此。晚年，他回顾自己一生的创作时说，他的所有作品“仅只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小说，则可算是这些“片断”中极为典型和至关重要的一个。它直接而全面地反映了歌德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而在歌德一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他的青年时代（1770—1775）又有着十分突出的意义。要认识歌德，特别是青年歌德，不能不认真读《维特》，倾听他借青年主人公之口所做的“自白”；反之，要深刻理解《维特》，也必须对歌德的有关生活经历进行足够的了解。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作家，理解作品，而且还能使我们窥见《维特》这部杰作形成、产生和取得成功的秘密。
歌德出生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城。18世纪中叶，在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下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兰克福是一座具有相当自治权的帝国自由市。城里手工业和商业已很发达，但仍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和其他种种中世纪的封建陋习，如规定平民必须穿不同于贵族的服装以防“僭越”，等等。诗人的祖父是一个从外地来的裁缝，后靠经营旅店起家。诗人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年轻时上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曾到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游历。可是，尽管学识渊博，广有家财，他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仍受着城里占支配地位的贵族社会的蔑视，想以不领薪俸为条件在市政府谋取一官半职而不可得，一气之下便花钱从帝国皇帝卡尔七世处买了个有名无实的皇家顾问头衔。从此他被迫赋闲在家，借收藏书画和用意大利文写游记消磨时日，养成了孤僻、抑郁和固执的脾气。后来，他与家境清寒的市长的长女结了婚，婚后便更多地把精力花在对自己年轻的妻子以及子女的严格教育上。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诗人歌德，一方面享受着良好的教养，能过一种无冻馁之虞的悠闲生活；另一方面，也受家庭影响，产生了对腐败的贵族社会和封建等级制的不满。在《诗与真》第6卷中有一段话，很可说明他少年时代所受的这种影响：
对于市里的事，我父亲只能以私人的身份表示关切。他对市政方面这种那种失策的愤慨常常溢于言表。再说，我不是看见他经过那么多钻研、努力、游学和受了种种教养以后，到头来仍得过一种我怎么也不希望过的离群索居的孤寂生活吗？这一切，形成了压在我心灵上的一个可怕重负……[5]
1765年，十六岁的歌德被送往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本人的兴趣却在文学和绘画方面。三年后因病辍学，于1770年4月转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斯特拉斯堡地处德法边境，不仅城郊自然环境优美，而且比德国其他地区更快、更多地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新思潮的熏染，是作家、学者以及不满现状的市民青年的荟萃之所。就在这里，歌德结识了当时已蜚声德国文坛的理论家赫尔德尔，在他的引导下读荷马、品达和“莪相”的诗歌，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哥尔斯密的《威克菲牧师传》（1768）等小说，并协助赫尔德尔搜集整理民歌。特别重要的是，歌德在这儿接触到了卢梭的“回归自然”的理论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他后来在《诗与真》中写道：“对于我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我全部思想方式发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就是斯宾诺莎。”[6]经赫尔德尔和歌德等人共同努力，在斯特拉斯堡掀起了德国自宗教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狂飙突进运动。
1771年8月，歌德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后回到故乡，在父亲督促下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可是他很快地便把事务所丢给父亲经营，自己却常去附近一带的城乡漫游。1772年初经友人麦尔克介绍，他参加了达尔姆施塔特城的一个感伤主义者团体，经常与那些见花落泪、对月伤情的时髦男女一起，沉溺在对于友谊和爱情的幻想中，耽读克洛卜斯托克和“莪相”的哀歌以及斯泰恩的《感伤旅行》（1768）之类的小说。
1772年5月，歌德遵照父命到威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威茨拉尔是座空气陈腐得令人窒息的小城，帝国法院更以办事拖沓而恶名远播。歌德因此把实习的事抛到脑后，终日悠游于景色宜人的乡间，在那儿“研读荷马、品达等人的作品，干他的天赋、他的思想方式和他的心令他感兴趣的事情”[7]。6月9日，在一次乡村舞会上，他结识了天真美丽的少女夏绿蒂·布甫，对她产生了热烈的爱慕。但夏绿蒂已经订婚，尽管她的未婚夫克斯特纳和夏绿蒂一家对歌德都十分友善，他仍因失恋而感到痛苦，终于在9月11日不辞而别，回到法兰克福。
关于歌德在威茨拉尔的情况，克斯特纳曾在同年秋天给友人的信中作如下描述：
……他具有人们所称之为天才的禀赋，想象力之活跃异乎寻常。他的感情是热烈的。他的思想高贵。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喜欢小孩子，很会和他们一起玩儿……他想起什么就做什么，不管旁人满意与否，合乎时尚与否，生活方式允许与否。一切勉强都是他所憎恶的……他很敬重卢梭，但不是卢梭的盲目崇拜者……他不进礼拜堂，也不去领圣体，很少做祷告。因为，他讲：‘我还没有虚伪到这样的程度。’……[8]
回到故乡以后，歌德久久未能克服心头的苦闷，以致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在《诗与真》第13卷中写道：“当时我在床边上总摆着一把精致而锋利的小刀，每晚熄灯前都要拿起它对着自己的胸口，想试一试能否把刀尖刺几公分进去。可我这尝试一直没能成功……于是，我决定活下去。”
谁料差不多就在这时，另一个人却把他几经尝试而放弃掉的事完成了。消息传来，歌德大为震惊。因为，自杀者不仅是他早年在莱比锡上大学时就认识的一个叫耶鲁撒冷的青年，出事地点也正好在威茨拉尔，歌德在散步时还常常与他相遇。而且，自杀的主要原因也同为恋慕他人之妻遭到拒斥。这种种情况，不能不令歌德联想到自身的遭遇，对同病相怜的耶鲁撒冷的不幸感觉着切肤之痛。为了解除自己失恋的痛苦，歌德本已决心作一次“诗的忏悔”，耶鲁撒冷的不幸遭遇刚好为他提供了所缺少的素材。不过，这一决心最后形诸文字，却是整整一年半以后。1774年初，女作家索菲· 德·拉罗歇的女儿玛克西米莲娜嫁给一个名叫勃伦塔诺的富商，移居到了法兰克福。前年，歌德从威茨拉尔返回故乡时，曾顺道访问她家，对她颇有好感。如今重逢，两人都甚为欣喜。歌德在当时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玛克丝——玛克西米莲娜的爱称——仍是一位天使，生活纯朴高尚，使人人都乐于和她亲近。而我对她所怀有的感情，就是我目前生命中唯一的幸福……”[9]
可惜这“唯一的幸福”不久又变成了新的痛苦源泉。勃伦塔诺比玛克西米莲娜年纪大二十岁，已是有五个孩子的鳏夫，除去做生意赚钱以外别无所长，却性情急躁而好嫉妒，自然很快对两个年轻人的交往产生疑忌，以致与歌德激烈冲突。这新的不快，狠狠触动了歌德心灵中旧有的创伤，使他感到更加痛苦。为了彻底医治好自己的伤痛，歌德便终于愤而提笔，开始了《维特》的写作。
关于这部后来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小说的诞生情况，歌德在《诗与真》第13卷中写道：
没过多久，这件事（指与勃伦塔诺的冲突）便使我觉得忍无可忍，一切从类似的尴尬处境中总会产生的不快，似乎都两倍三倍地压迫着我，我必须痛下决心，才能使自己得到解脱。因苦恋朋友之妻而造成的耶鲁撒冷之死，从梦中把我撼醒，使我不仅对他和我过去的遭遇进行思索，还分析眼下刚碰到的这个令我激动不安的类似事件。如此一来，我正在写的作品便饱含着火热的情感，以致不能再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杜门谢客，集中心思，排除一切无关的杂念。另一方面，我又搜索枯肠，重温我最近那段还不曾写出来的生活，把所有有一点关系的材料统统集中起来使用。这样，在经过了那么久和那么多的暗中酝酿以后，我奋笔疾书，四个星期内便完成了《维特》……[10]
年青的歌德可谓完全进入了创作的狂热和忘我境界，“就像个梦游者似的，在几乎是无意识的状态下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以致当他最后拿起手稿来进行修改润饰时，“自己也感到十分惊异”。[11]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们就很容易明白，《维特》一书何以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它的主人公一个个何以如此血肉丰满，栩栩生动。亲身的经历感受，长久的酝酿准备，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火热的情感”，“集中心思”，“搜索枯肠”——等等这些，就是《维特》的产生过程给我们的启示！
的确，仅仅读作品本身，已经“不能再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了，两者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比生活更集中更典型的艺术的真实。只有在把《维特》这部作品与作者歌德的有关生活经历以及其他背景材料做仔细的对比和研究以后，人们才发现：就主要情节而言，小说的前半部（第一编）大致反映着歌德本人在威茨拉尔的经历和思想感情，维特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都与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如能诗会画，热爱自然，耽读荷马，亲近小儿，等等；后半部则主要写的是耶鲁撒冷的不幸遭遇，如在贵族聚会中遭轻侮，在公使馆工作受上司挑剔以及最后自杀身死，等等。而以人物性格论，维特身上既有青年歌德本人乐观、坚毅和热爱生活的特点，也有耶鲁撒冷抑郁、多愁和厌世轻生的倾向。1808年10月，在歌德家做客的法国演员塔尔马问到他与维特这个人物的关系，歌德便告诉客人：“对此问题我总是回答，这是两个人合成了一个形象，两个人中一个沉沦了，另一个却活了下来，以便写出前一个的故事……”[12]也就是说，歌德是把自己和耶鲁撒冷两者的遭遇和性格合在一起，写出了维特的故事，塑造了维特这个形象。
而为刻画女主人公绿蒂，歌德更是“允许自己借助众多漂亮女性的外貌和性格，虽然她的主要特征都是从我最爱的那一个身上摄取来的”。[13]歌德“最爱的那一个”指夏绿蒂·布甫，但她在成为绿蒂后，温柔的蓝眼睛换成了玛克西米莲娜明亮的黑眼睛，性格中也渗进了后者不少活泼愉快的成分。至于阿尔伯特，他在小说前半部是那样清高善良、豁达大度，到后半部却变得碌碌终日、感情冷冰，原因是克斯特纳尔已在很大程度上为勃伦塔诺所取代，身上有了更多的市侩习气。
通过以上简单分析，我们看到歌德是如何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和选择素材，加工构思情节的；如何在概括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抓住主要特征，来塑造典型的人物的。在这两个方面，《维特》这部作品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诚然，无论故事情节或是人物形象，歌德都做了艺术加工，并添进了一些纯属虚构但却合情合理的成分。否则，《维特》也就不成其为小说，不成其为艺术品。可是，就其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而言，《维特》也可以说是歌德本人早年一段重要生活的写照。
那么，《维特》与歌德的关系，是否仅仅表现在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方面呢？
远不止此。
首先，这本“小本”从头至尾，字里行间，无处不打着青年歌德思想感情的烙印，折射着他从时代和社会所受的各种影响。以渗透全书的反封建精神和感伤情调为例，前者显然与他市民阶级的家庭出身和参加狂飙突进运动的经历有关，后者则表现了阅读英国感伤主义文学和在达尔姆塔特城的交往对他的熏染。总之，《维特》全面地反映了歌德的世界观、宗教观、社会观、美学观等等，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小书”是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出自我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思想情感……”[14]在这个意义上，《维特》不啻是一把开启青年歌德的精神世界的钥匙。
其次，穿插在书中的次要场面和人物，不少也间接直接地反映着歌德的经历或者见闻。这儿仅举一例。
维特在1771年7月1日致友人威廉的信中，详细叙述与绿蒂一道访问某乡村牧师家的情景，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一幅田园诗般的宁静生活画面。与此同时，作者还借维特之口，谴责牧师女儿弗里德莉克（请注意这个名字）的男朋友施密特——一个以自己的乖僻和嫉妒折磨自己爱人的男子。这样的情节和人物，乍看起来似乎纯属虚构，其实，仍为歌德认识绿蒂前的两次恋爱经历的曲折反映：一次是他在斯特拉斯堡与布里翁牧师之女弗里德莉克的热恋，后来他抛弃了这个单纯的姑娘，使她抱恨终生；另一次更早，是他在莱比锡时与酒家女凯特馨·薛恩柯普夫的恋爱，他当时很任性，常常无端地猜忌非难他的情人，致使关系破裂。我们把小说的描写与歌德对这两次恋爱的回忆加以比较，便可看出，维特所访问的牧师之家的情景，大体上就是弗里德莉克·布里翁家的情况；维特对施密特的谴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歌德本身在对待他前两位爱人问题上的自责。[15]
这个小例子，也说明《维特》与青年歌德的关系多么密切，多么复杂，多么久远。1774年4月26日，他在完成《维特》后不久写给友人拉瓦拉尔的信中说，他与维特“同行了六年之久而不曾相互亲近。可眼下，我已将自己的种种情感灌注在他的故事中，使之成为一个奇妙的整体”。[16]
“六年之久”，几乎就是歌德的整个青年时代！而在《维特》问世后整整半个世纪的1824年，歌德因魏冈特出版社印行《维特》的五十周年纪念版写成了《致维特》一诗。《致维特》系《爱欲三部曲》的第一首，表现了歌德晚年再经受一次新的维特式的苦恼后的沉痛心情，其中有两句更可算是他对自己与维特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的生动概括：
我被选中留下，你被选中离去，
你先我而去了，却也损失无几……
综全节所述，《维特》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真。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场面以及种种细节，大多是从与作者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得来，经过提炼加工而写成功的。主人公维特的思想情感，基本上就是青年歌德自身的思想情感。这高度的真实性，赋予了《维特》以强烈的感染力，构成了它产生巨大影响的前提。
二 《维特》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意义
《少年维特的烦恼》直接而全面地反映了歌德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是一部以高度真实性为特点的作品。可是能不能因此说，维特就是青年歌德，维特仅仅是青年歌德（或者再加耶鲁撒冷）呢？能不能因此认为，《维特》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主要价值，仅限于它是研究歌德这位伟大作家的重要依据呢？
显然不能。过去那种把维特与歌德等同起来，把《维特》当作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当作“一个意志薄弱者的悲剧”的看法，都不正确。因为，小说主人公尽管有青年歌德和耶鲁撒冷这两个真实的原型，但经过作者天才的笔加工、改造、提高以后，维特已成为一个富于典型性的艺术形象。维特式的追求和烦恼，已不再只是歌德、耶鲁撒冷或者其他某一个人的追求和烦恼。维特不幸的恋爱与社会遭遇，已具有了时代的普遍意义。小说围绕着维特与绿蒂的爱情这条情节主线，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广泛画面，对德国当时的阶级与阶级，同一阶级中不同类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广泛地涉及了政治、宗教、法律、道德以及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问题。
1775年，《维特》问世不久，狂飙突进运动的重要成员J· M·R·棱茨即指出：“《维特》的功绩在于，它使我们认识了那些我们人人心中都暗暗感到，但却无以名之的热望和感情。”[17]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弗朗茨·梅林也说，《维特》“揭开了沉睡在那个时代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18]。近代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讲得更清楚，他说《维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19]所有这些论断，都已强调出《维特》所富有的时代精神。本文则准备进一步探讨一下这种时代精神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如何具体地在作品中得到了表现。
《维特》出版于1774年，其时欧洲正面临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古老的封建制度业已衰朽，资产阶级的时代即将来临。经过启蒙运动，他们的阶级意识进一步觉醒，其中青年一代更是思潮翻腾，感情激荡，对仍然限制和压迫着他们的封建制度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可是，在仍牢牢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的封建势力面前，他们一时尚难直接提出政治制度和权力方面的要求，只好以个性解放、感情自由、恢复自然的社会状态、建立平等的人与人关系等口号，来表达对于一个符合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经济要求的新社会的憧憬。这些口号乃是时代的呼唤，它在法国唤出了1789年大革命的杲杲丽日，在德国也引起了一股持续十余年的思想解放的狂飙。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虽远远落后于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却紧紧跟上了前进的步伐。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便继承和发展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别推崇卢梭关于“返归自然”的理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则构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哲学基础。歌德作为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坚，受卢梭和斯宾诺莎的影响都非常深。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潮中产生的《维特》，它表现的时代精神即是新兴资产阶级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理想，即是个性解放、感情自由、返归自然等等。就德国范围内来说，它则鲜明地、集中地体现着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
《维特》作为一部小说，当然是通过人物的性格、形象和故事情节，来生动而具体地表达思想内容的。下面，我们就结合着分析主人公维特的形象，来谈谈它如何体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以及有哪些思想意义。
（一）述说了新兴资产阶级所怀抱的理想
小说主人公维特是个出身市民家庭的青年，他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才识过人，是一代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资产阶级关于个性解放、感情自由、平等与博爱等理想，无不在他的言论行动和待人接物中得到表现，具体化为对于“自然”的无限信仰和崇奉。在小说开头，维特初到瓦尔海姆，我们就看到他热情地讴歌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视自然为神性之所在，以“自然的儿子、朋友和情人”自居，甚至渴望能成为“无所不在的上帝（即自然）的一面镜子”。他亲近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纯朴的村民和天真的儿童，自称“离我的心最近的是孩子们”。他重视自然真诚的感情流露，珍惜他的心即情感之所在胜于一切，说“我的心才是我唯一的骄傲”，因此也同情，不，简直是崇拜那个全心全意爱着自己女东家的青年长工。他主张艺术皈依自然，视“对自然的真实感受和真实表现”为艺术的生命，认为“只有自然能造就大艺术家”。他仰慕来自民间的诗人荷马和莪相，向往荷马史诗和《圣经》中所描述的朴素自然的先民生活与平等和睦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的，就连他对绿蒂的一见钟情，一往情深，在很大程度上也出自于对自然的崇仰。因为，绿蒂“那么聪敏却那么单纯，那么坚毅却那么善良，那么勤谨却那么娴静”，简直像块无瑕美玉似的保持了一个少女全部可爱的自然本性，难怪维特称她是“一位天使”，说他对她的感情不只是“喜欢”，更不是“想占有”，而是“全部知觉和全部感官都充满对她的倾慕”。这样一个少女，就是维特关于自然的理想在人身上的最完美的体现。还有他最后的自杀，也被他视为回归“自然父亲的怀抱”……
维特这种对自然的无限崇仰，淋漓尽致、生动形象地阐发了卢梭和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不仅表现着青年歌德本人的世界观、宗教观、社会观、道德观、审美观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曲折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变革社会现实的要求。因为，拿“自然”的尺度来衡量，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法律道德、教育文化乃至生活习俗等等，没有哪一样是要得的，没有哪一样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歌德曾为其主将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正是以这种对自然的崇仰作为它的思想体系的精髓。
在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几百年历史中，先进的思想家们发起了一次接一次的运动，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口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至于狂飙突进运动——这些运动似后浪推前浪，都不断冲击着封建制度的闸门。人道主义、信仰自由、理性、自然——这些口号也一脉相承，全为着解除封建制度加之于人精神和肉体上的各式各样的束缚。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虽然由于阶级基础薄弱而仅仅局限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没有像法国的启蒙运动似的引起一场政治大革命，但它在倡导人性的解放方面却走得更远。它克服了德国启蒙运动崇尚干枯的理智、抑制个人情感等消极影响，把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狂飙突进的思想家们把人看成是自然最完美的创造，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要求让人的一切自然本性都得到发展。德国学者可尔夫称这种主张为“自然的人道主义”，认为“它是狂飙突进运动的纲领”。[20]
小说《维特》的主人公所向往的，实际上也是能使人的一切自然本性包括感情、欲望、才能、智慧等等，都得到充分表现、充分满足、充分施展。所以，他热情奔放，独立不羁，不愿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所以，他鄙视循规蹈矩、理智冷静、善于克制自己感情和欲望的市民；所以，他反对艺术的一切成法定则，痛恨“及早地筑起堤防来遏止天才的洪流激涨”的绅士；所以，他厌恶迂腐刻板的官吏和矫揉造作的贵族男女……
一句话，《维特》这部小说通过其主人公立身行事的准则和爱憎，把带有狂飙突进时代色彩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即要求人的自然本性全都得到发展的所谓“自然的人道主义”，做了极为生动鲜明和深刻集中的表现。
（二）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
《维特》表达的要求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全面而充分地发展的理想，无疑是崇高而美好的，不仅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有着明显的作用，而且已超出资产阶级的局限。也正因此，它在当时的社会里，根本无法实现。《维特》通过其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清楚地揭示出妨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实现的内外原因。
原因中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腐朽顽固的封建势力对于人和人性的压迫。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除去荷兰和英国，整个都还处于封建奴役的重轭之下。歌德生活的德国更加可悲。在那里，不仅封建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甚至有的地方农奴制依然存在。在那里，任何一个小国的国君都掌握着对其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甚至可以像在席勒的名剧《阴谋与爱情》中所揭露的那样，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出卖给别的国家当炮灰。在那里，任何一个小贵族都可以对出身市民阶级的人颐指气使，不少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得已而沦为他们的秘书和家庭教师，处于相当于他们的奴仆的地位，这样可悲的命运甚至连当时的一些大作家和大思想家如莱辛也在所难免。直到1772年，在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的公共广场上，还重演了一次中世纪的处死“杀婴女”的血腥暴行。在这样的社会里，哪儿容得资产阶级实现其个性解放、感情自由和全面地发展人的自然本性的理想！
维特是个富于自我意识的青年市民，不甘心对人俯首帖耳，自认低人一等，结果在贵族社会中处处碰壁。他虽然卓有才智，却在他当秘书的公使馆中待不下去，因为上司对他的工作、交际以至于写文章的句法、标点等等，无不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他无意间跻身于C伯爵家的聚会，贵族男女便一个个让他饱尝他们那“世袭的傲慢”的滋味，不约而同地要求主人赶他走，然后又把事情张扬出去，闹得满城风雨，使心高气傲的他受到莫大的羞辱和刺激。就连那个除去“一串祖先的名字和可资凭借的贵族头衔”便一无所有的破落女贵族，也以自己的甥女与他交往为耻，使他更是感到痛苦。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无外乎他是个青年市民。难怪他要发出哀叹：“最令我恼火的市民的可悲处境。”贵族阶级的歧视，使维特愤懑不平，以致“曾上百次地抓起刀来，想要刺穿自己的胸膛以抒积郁”。
然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扼杀人性，只是妨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实现的外部原因，市民社会发展本身带来的矛盾，才是注定这一理想必然破灭的深刻内因，对造成维特的烦恼、痛苦和不幸，起着更大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促使了人性的异化。“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奴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远远落后于英、法，但所造成的人性的败坏也很严重。“人”同样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小市民。恩格斯在《德国现状》一文中，把当时的德国形象地比作“只不过是一个粪堆”，而德国的资产者“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21]这些身处“粪堆”而感到舒服自在的德国资产者，哪儿有心思和能力去追求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呢？哪儿能支持和容许他们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去实现这种理想呢？歌德以至于整个狂飙突进运动的可悲处境就是如此。
小说《维特》用了更多的篇幅，从日常生活中揭示主人公理想破灭的这个阶级内因。
首先我们看到，心性高卓的维特不只被贵族阶级目为异己，就在市民社会中也是个孤独者，处处遭人冷眼、白眼。一班庸俗小市民更对他心怀嫉恨，骂他妄自尊大，对他在贵族聚会中受辱一事津津乐道，引以为快。就连他的好友阿尔伯特和另外两个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对他的思想言行也不能理解，难怪他经常对阿尔伯特抱怨说：“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稍有自由的、高尚的、出人意表的言论行动，你就会听见人们在背后叫‘这人喝醉了！’说‘这人是个傻瓜！’这真使我受不了。可耻啊，你们这些清醒的人！可耻啊，你们这些智者！”
实际上，维特骂的“清醒的人”，都是些苟且偷安和猥琐昏愦的小市民；他自己，才真正是个觉醒者。
其次，再看市民的生活和相互关系，更是庸俗虚伪透顶。他们有的心安理得地为贵族阶级效犬马之劳，有的不知羞耻地冒充贵族，逢人便讲自己的“高贵血统和领地”。他们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抢夺着健康、荣誉、欢乐和休息”，“成年累月所盘算和希冀的只是如何在聚餐时把自己的座位往上移一把椅子”，或者在乘雪橇郊游时走在头里。面对着这些现象，维特不禁惊呼：“这些人真不知怎么成其为人！”
但是，对人性造成更严重败坏的，却是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强的对于金钱的贪欲。在维特周围的人们中，由于争夺财产而相互猜忌、欺骗、坑害以致酿成不幸和仇杀的事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前面我们说过，《维特》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不过是爱情构成了这部小说借以表达思想的主线情节，却毫无疑义。因此，我们也只举爱情和婚姻方面的几个例子，来说明人性如何为金钱的贪欲所败坏。
例一：绿蒂曾护理过一位重病的女友。女友临终前当着绿蒂的面向丈夫承认，她曾长期从丈夫开的店里偷钱以补家用。原因是丈夫虽富有却悭吝，婚后三十年再未增加给妻子维持家庭用度的钱，尽管他明知一年年家大业大，那点钱早已不够开支。结果，夫妇之间的信任、忠诚和情爱全部荡然无存。
例二：维特与一个青年长工很接近。青年长工热烈而真诚地爱着寡居的女东家，而她对他也非全然无意。但由于她那觊觎她财产的胞弟从中作梗，一对有情人便被拆散了。绝望之下，青年长工杀死了自己的情敌。于是，“从爱情和忠诚这些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中，滋生出了暴力和仇杀”！
例三：维特与绿蒂的爱情之所以不成功，主要固然是碍于礼法，因为绿蒂已先由母亲许配给了阿尔伯特。但是，在绿蒂方面，却也不无出于实利的考虑。她认为，阿尔伯特的“稳重可靠仿佛是天生可以作为一种基础，好让一个贤淑的女子在上面建立幸福的生活；她感到，他对她和她的弟妹来说真是永久都很重要。”所以，她虽明知自己与维特更加情投意合，失去维特“定会给她的生活造成无法弥补的空虚”，却仍放弃爱情而保持“幸福”，甘为庸庸碌碌、感情冷冰的阿尔伯特之妻，结果也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这个情节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恋爱和婚姻之间的矛盾。维特呢，也因目睹婚后绿蒂实在不幸福，或者不如他想象的和他在一起那么幸福，因而增加了心中的郁闷和痛苦。
青年男子哪个不渴望着爱，
妙龄女郎哪个不渴望被爱。
爱情是我们最神圣的欲望，
啊，为什么竟有惨痛飞迸出来！[22]
为什么？上面的三个例子，已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回答。爱情，这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和欲望尚且遭到了亵渎和践踏，其他一切更可想而知。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革命导师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一些有名论断。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在资产阶级中“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不会有别的动机了”。[24]上面举的《维特》中的三个例子，不正好可以作为革命导师这两段话的注脚吗？
除去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以外，《维特》中还揭露了市民社会其他方面的许许多多虚伪和丑恶的现象。而正是目睹着这些现象，维特心中一天天增加了破灭之感，以致更加厌世轻生。如果说，贵族阶级的歧视和压迫，曾使维特愤懑不平，一度想“抓起刀来刺破自己的胸膛以抒积郁”的话，那么，对市民社会的厌恶和失望，更令他痛心疾首，真的“提早结束了生命的旅程”。
《维特》一书对扼杀人性的封建制度的揭露，无疑是尖刻而有力的，但对败坏人性的市民社会的剖析，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因为，通过这种剖析，人们可以看清资本主义与生俱来而随其发展还越加严重的痼疾；通过这种剖析，《维特》的意义和影响才未仅仅局限于半封建的小诸侯专制的德国，才使“那些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的人们，从维特的命运中也立刻体会到：tua res agitur（拉丁语：这讲的就是你）”。[25]诚如卢纳恰尔斯基在为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做的报告中说：“歌德的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已开始看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内在矛盾。”[26]《维特》对德国市民社会的剖析表明，歌德其实早对这种矛盾有了察觉，只是尚不能像晚年那样站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认清它的实质，而仅能一般地把它理解为“人生的局限”罢了。
综上所述，《维特》揭示了妨碍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想实现的内外原因，揭示了这一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主人公维特以及同时代的所有进步青年的烦恼和苦闷，都产生于这种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即是恩格斯所说的“横跨在市民的现实和（维特）自己对这个现实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间的鸿沟”。[27]
德国学者可尔夫认为，整个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学都产生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揭露这种矛盾，构成了狂飙突进阶段的所有作品的“中心题材”和“基本主题”。《维特》在市民阶级的日常生活中，深刻地表现了这一“基本主题”。正因此，它成了狂飙突进文学中最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一部杰作。
（三）对妨碍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实现的德国社会进行谴责和抗议
恩格斯在谈到青年歌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指出：“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28]尽管恩格斯只举了歌德《葛兹·封·柏里欣根》和席勒的《强盗》作为这些杰作的例子，但《维特》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一部渗透着叛逆和反抗精神的作品，只不过它叛逆反抗的性质和方式，与前述两部杰作不同罢了。也就是说，维特不只是个觉醒者，还是个叛逆者。他虽不能像葛兹和卡尔·穆尔似的拿起武器来与社会抗争，却在广泛的精神领域里对社会发起了挑战。
与迂腐顽固的贵族男女和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相比，维特是一个新型的人，有着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价值观。贵族阶级的尊荣，资产者的金钱，公使秘书的前程，统统为他所鄙弃，他所一心向往的只是“自然”。他蔑视社会既成的上下尊卑关系，对他的上司公使不肯俯首帖耳，在贵族阶级面前毫无一般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之态。他蔑视社会的法律准则，在总管和阿尔伯特面前公开为犯了罪的青年长工辩护，并要求总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帮助罪犯逃跑。他蔑视社会的礼教规范，在绿蒂婚后仍挚意爱着他。他蔑视公认的宗教信条，不承认天父和人——自然和自然之子之间存在一位所谓救世主耶稣，甚至认为宗教信仰只是“虚弱者的手杖”，并非人人必须。最后，他明知自杀是一种“叛教”行为，却偏偏在圣诞节前夕自杀身死……所有这些，都是维特对妨碍他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的反抗和叛逆。
关于维特的自杀，历来争论很多，《维特》和它的作者歌德都因此受到了很多的指责。这个问题对于评价《维特》一书的意义，认识主人公的性格，都极为重要，本文因此也准备略加探讨。
自杀之对于维特，主观上乃是一种解脱。在他看来，世界是座“牢狱”，社会是个“囚笼”，人生充满了局限，劳劳碌碌、辛辛苦苦而毫无意义，唯有回到天父的怀抱——自然的怀抱中去，才能得到安适。所以，他“必须怀着美好的信念，宁静的决心，去走这一步”。青年歌德本身也有这样的信念，也有这样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因为，在当时腐朽的德国社会里，对于他“除了死亡，再也没有别的门路通往自然”。[29]晚年，歌德仍时时产生这种消极情绪。1786年，他在写给封·施泰因夫人的一封信上说：“我正修改《维特》，并总是觉得，作者在写完这本小说后没开枪自杀是很失策的。”[30]1816年3月26日，他在写给友人泽尔特尔的信中也讲：“我真不明白，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觉得世界如此荒谬，却怎么能坚持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了四十年。”[31]1824年，他在《致维特》一诗中又哀叹：“你先我而去了，却也损失无几……”
但是，维特的死对于社会来说，客观上却是一种谴责和抗议。马克思在1846年发表了一篇叫《珀歇论自杀》的文章，内容是从巴黎警察局档案管理员珀歇的回忆录中所做的有关自杀问题的摘录，以及马克思对它的评注。文章指出，自杀乃是社会机体不完善的症状，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期，“这种症状更加明显并具有流行病的性质”。[32]维特这样一个卓有才智、心性高尚而原来又十分热爱生活的青年，他的自杀本身就说明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不合理。从小说的情节发展可以看出，维特是被社会现实一步步逼着走向死亡的。死亡成了他“最后的出路和希望”，是他逃出那个“牢狱”般的世界的唯一方法。但尽管如此，他在自杀前思想上仍充满矛盾斗争，因为他预感到，在死的帷幕后边“只有我们一无所知的黑暗和混沌”。
此外，书中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明显地强调出了维特自杀包含的反抗意义：
一、维特自杀前夕读了莱辛的市民悲剧《艾米莉亚·迦洛蒂》，说明他是把自己的行为与那位为保卫市民的荣誉和反抗暴君而亲手杀死自己女儿的欧托阿多相比的。
二、更重要的，是维特早在一年多以前与阿尔伯特进行过的一次谈话中，已把自杀与“一个在暴君残酷压迫下呻吟的民族终于奋起挣断枷锁”的果敢行动相提并论。
当然，维特或者说歌德这种对于自杀的看法，我们今天不能同意。这与他多愁善感、耽于幻想、悲观厌世的性格和心理一样，都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毫无以实际行动反抗社会的软弱可悲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德国当时的情况下，维特的愤而自杀还表现了他作为资产阶级中的觉醒者的其他性格特征，即眼光锐敏、头脑清晰、愤世嫉俗以及宁折不弯，等等。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不能和不愿像庸俗的小市民似的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而宁可一死，与腐朽丑恶的社会彻底决裂。应该说，跟那些身处“粪堆而感到温暖的德国资产者”相比，维特的行动又是勇敢的、高尚的。与歌德同时代的启蒙主义作家尼柯莱不明白这个道理，为纠正歌德的“错误”而写了一部《少年维特的欢乐》，[33]给维特用以自杀的枪中装了一泡鸡血，让阿尔伯特在维特鸡血喷头后主动把绿蒂让给了他，使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果皆大欢喜。读了尼柯莱的这部小说，歌德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两句诗：“仁慈的上帝呵，保佑我们别经历维特的烦恼，尤其别让我们‘享受’他的欢乐吧。”[34]
这两句诗表明了歌德的一个看法，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窝窝囊囊地活着，是比死去更可悲的事。
卢卡契认为：“维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丝毫不肯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理想，在理想这类问题上不肯作任何折中妥协。他悲剧中的这一宁折不弯的精神，赋予他的死一种美丽的光辉；就是这种光辉，今天构成此书永不凋谢的魅力。”[35]卢卡契还认为，维特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死，是与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们为了同一理想而慷慨就义一样地悲壮。笔者觉得，卢卡契对维特自杀的意义似嫌估计过高，因为自杀本身毕竟就是一种有悖自然的消极行为，在今天的读者眼中已不能也不应构成《维特》一书“永不凋谢的魅力”。构成这种魅力的，应该说是维特所追求的全面自由地发展人的一切潜能这一理想本身。
但另一方面，笔者也不赞成把维特的厌世轻生简单地斥为“病态”、“颓废”等等。因为，正如哈姆莱特的装疯和贾宝玉的出家一样，维特的自杀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反抗行动。
较之尼柯莱，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卫道士们的嗅觉更加灵敏，他们从《维特》主人公的思想言论、立身行事以及最后愤而自杀中，发现了强烈的反叛精神。英国德比郡主教勃里斯托勋爵“骂《维特》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遭天谴的书”，说歌德“不该让人走向自杀”。[36]因与莱辛论战而恶名昭著的正教牧师哥泽更认为，《维特》一类书乃是杀死亨利四世的拉瓦雅克和刺杀路易十五的达米安似的弑君犯上者之母。[37]
综全节所述，维特不仅是时代的觉醒者，而且是社会的叛逆者。通过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思考、言论行动，不仅述说了法国大革命前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怀抱的理想，揭示了这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且对妨碍它实现的社会进行了谴责和抗议。所有这些，都使《维特》一书具有了鲜明而强烈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以及巨大而积极的思想意义。
三 《维特》的艺术特色
作品的思想内容，决定作品的形式；但只有有了恰当的形式，内容才能得到充分表现。《维特》这部作品的成功，证明了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辩证关系。
论内容，《维特》既无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无离奇曲折的情节，写的多半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以及主人公对这些现象和事件的思考和反应。论格调，《维特》重在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抒写他的情感：或欢欣陶醉，或苦闷不满，或憧憬追求，或愤懑绝望，主观色彩是较重的。这样的内容和格调，显然既不宜于采用擅长表现外部动作和冲突的戏剧与传统小说的写法，也不宜于采用以抒写内心情感见胜、但却无法描写琐屑的生活现象的抒情诗形式。青年歌德恰到好处地选取了第一人称的书信小说的写法，让主人公像对自己的知心朋友一样，把他的经历见闻和思想情感直接诉诸读者，很好地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协调统一。
诚然，书信体小说这种形式并非歌德首创，而是他从当时在德国很流行的理查生的小说《克拉莉莎》（1748）和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学来的。在他之前，德国女作家德·拉·罗歇也已采用过。问题只在于，歌德把这种体裁用得异常成功，充分发挥了它的优点，而且还有某些发展创造。[38]
歌德把主人公维特致友人威廉和绿蒂的近百封书信以及日记片断，巧妙地编排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在书前冠以“编者”的引言，中间穿插进若干条注脚，结尾再添上一大段“编者致读者”，把一个原本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信中时而叙事，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针砭时弊，大发议论，但都声情毕肖，各尽其妙，读着读着，我们仿佛就变成收信者，眼前出现了主人公的音容笑貌，耳际听见了他的涕泣悲叹，思想感情不由得与他产生强烈的共鸣。至于歌德的同时代人，他们的感受就更深得多了。诗人弗斯说：“我觉得维特的痛苦就是我自己的痛苦。”[39]约·格· 封·齐默尔曼讲：“读完第一编就使我激动不已，全部心弦都被它拨动而共鸣起来，以致我不得不休息十四天，然后才鼓起勇气去一口气读完第二编。”[40]如此强烈的感染力，显然只有在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完美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取得。
下面具体谈谈《维特》这部书信体杰作的两点主要艺术特色。
1．强烈的情感，浓郁的诗意，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
略去前后的“编者说明”不计，《维特》的内容纯系年轻主人公一个人的书简和日记片断，而不像一般书信体作品那样是两个以上人物的相互通信——如《新爱洛绮丝》等就是这样，因此也可看成一部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单这种写法特点，就决定《维特》是一部以心理刻画见长的小说。在信中，维特有时冷静地直接进行自我解剖，比如关于他那颗“心”，他就告诉我们：它如何“时时地战栗着”，如何“变化莫测，反复无常”；他如何“把它当成个病孩儿似的迁就，对它有求心应。”他毫不讳言，他的心“是软弱的，很软弱的”，他自己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这颗心；但尽管如此，他却视它为自己“唯一的骄傲”。
通过这样的自白，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主人公是个何等多愁善感、心高气傲的青年？不是已经预感到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这敏感而脆弱的心难免破碎吗？
但更经常地，歌德是让主人公把自己心中热烈的情感尽量倾泻于读者面前。如在1771年5月10日的信中，他一开始便欢呼：“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了我的整个灵魂，甜蜜得就像我专心一意地享受着的这些春晨。这地方恰似专为我有同样心境的人创造的，我在此独享着生的乐趣。我真幸福啊，好朋友！”于是，一种置身于美好大自然中的欣喜、温暖、充实、幸福的感情，顿时跃然纸上，感染着读信的人。反之，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断断续续写成的绝命书，一开头便悲怆沉痛地宣告：“已经决定了，绿蒂，我要去死……当你捧读这封信时，亲爱的，冰冷的坟墓已经掩盖了我这个不安和不幸的人的遗骸。”接着又表示对生活和爱人的眷恋，恳求绿蒂，“在美丽的夏日的黄昏，你再登上山冈时可千万别忘了我呵，别忘了我也是常常喜欢上这儿来的；然后，你要眺望那边公墓里的我的坟茔，看我坟头的衰草如何在落日的余晖中摇曳不定……”真可谓愁肠百结，哀婉凄绝。仅这两段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维特》感情浓烈的特点和书信体小说能直抒胸臆的妙处。
歌德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间接表现主人公的情感，揭示他的内心。尤其是维特对绿蒂的一片衷诚，书中的描写更为生动。如舞会被突然袭来的暴风雨打断后，绿蒂带领青年们围成一圈做报数游戏，谁报错了就得吃她一记耳光。我们的主人公打心眼儿里高兴的是，绿蒂给他的两下子“比给别人的还要重一些哩”。一句话活画出了一个痴情少年的内心世界！
再如他每次一接到绿蒂的信就放到嘴上吻，结果弄得满口砂子，以及每次出门和回家都向绿蒂的剪影像道别、问好等等细节，也胜过万语千言，表现了维特对绿蒂的衷心爱慕。书中有不少类似这样缠绵悱恻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西欧文学中放纵感情的习尚，未必值得我们今天欣赏和仿效。我们举这些例子，只说明歌德如何善于用生活细节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情感罢了。
《维特》中自然景物的描绘也异常成功，全书一开始对大好春光的赞颂尤其富于感染力。可尔夫认为，德国文学是在《维特》中才真正有了“春天”；与其头几页充溢着春的气息的“图画”相比，包括克洛卜斯托克和Ch·E·克莱斯特在内的所有人做的春天颂歌都显得黯灰失色。[41]而且，《维特》的写景状物同样起着烘托情感，宣泄内心的作用。请看，维特初到瓦尔海姆正值万物兴荣的5月，离开和再回来时已是落木萧萧的初秋，在他行将谢世时更到了雨雪交加的仲冬——这时序的更迭与自然景物的变化，与主人公由欢欣而愁苦以至于绝望的心理发展过程，有多么吻合。
还有荷马史诗和“莪相”哀歌的情节、意境，也恰到好处地安排、穿插在故事的发展线索中，前者的宁静、朴素、明朗，后者的感伤、朦胧、诡奇，都有力地渲染了小说前后两部分不同的情调和气氛，主人公的心境变迁也因此而更明显。“春风呵，你为何将我唤醒？……可是啊，我的衰时近了，风暴就要袭来，将刮得我枝叶飘零！”“莪相”的这几句哀歌，由行将永别人世的维特念出来，不正是他自己凄怆心境和悲惨命运的写照吗？
上述所有手法，直抒胸臆、冷静自白也好，细节描写、景物烘托也好，都不仅起到深刻细腻地刻画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作用，而且赋予了《维特》这部小说以浓烈的感情、沛然的诗意，使书中的山川草木（比如维特一再提到的那座井泉）都蒙上了奇异的感情色彩，呼吸着馥郁的诗的气息，显得神奇非凡而引人遐思。人们常称赞《维特》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看来很有道理。
2．灵活的结构，精当的剪裁，含蓄有力的语言
《维特》名为长篇小说，实际只有一百多页，容量不过一个长一点的中篇。但是，它除去写了维特个人不幸遭遇的始末和内心变迁，还展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贵族阶级到市民社会的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此多的内容，倘使没有适当的结构形式，显然很难装进像《维特》这样一本“小书”里去。
《维特》的结构非常灵便。它以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把近百封书信串了起来，信与信的内容不一定衔接，写信时间的相隔也有长有短，每封信的内容更可少可多。这样，情节就跳跃式地展开，既省却了许多过渡性的笔墨，也留给了读者以驰骋想象的空间，无形中增大了作品的内蕴。在那些较长的信中，却又不乏对社会生活如实而生动的描写，如维特为农家小孩画像的场面，维特眼中所见绿蒡分面包给弟妹们的场面，乡村舞会和青年男女在一起做游戏的热闹情景，乡村牧师家的宁静生活，维特与绿蒂的月夜林中话别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还有对于世态人情鞭辟入里的揭露，那个克扣自己妻子的吝啬鬼的故事，那班腐败发霉的贵族男女聚会的场面，维特与一个妄图在大冷天的野外采到鲜花的疯子的对话等等，莫不如此。前者宛如一颗颗晶莹圆润的珍珠，后者恰似一粒粒尖锐锋利的金刚钻石，一样地都那么美不胜收，悦目耐看。它们彼此虽然并无直接和紧密的关系，但一经主人公的遭遇这根情节主线的金丝串联起来，便疏密有致，交相辉映，构成了一件臻于完美的艺术杰作和精品。《维特》的这种结构实在是灵活巧妙，既重视了线，又照顾了点和面。
《维特》的剪裁极为严格、经济，大至一个事件、一个场面、一个人物，小至一个细节、一泉一石、一木一草，都是为刻画主人公的性格形象和阐明主题思想服务的。且以维特书信中最长的一封和最短的一封为例。
前者是他1771年6月16日给威廉的信，全长不过六七千字，却详述了维特对绿蒂产生爱情的全过程：从素不相识到略有所闻，从略有所闻后无动于衷到产生好感，从产生好感到热烈爱慕以至于神魂颠倒。可谓层层深入，细腻动人。而且还顺带描写了绿蒂的家庭情况，年轻人聚会的活泼场面，暴风雨突然袭来和雨过天晴的壮丽景色，等等。这封内容丰富的信，是全书情节的基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它长，只是相对而言。
书中最短的一封信写于1772年6月16日，“碰巧”——这种表现了作者匠心的“碰巧”远不止此一处——在写那封最长的信一年之后，它全部只有一句感叹，一句诘问：
不错，我仅仅是个世间的漂泊者，仅仅是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可你们不也如此吗？
这一叹一问，道出了维特的多少苦闷、辛酸！宣泄了他对人世的多少绝望、不满！联系前边那封充溢着生气的长信来读，更可看出维特一年来的变化有多么得大啊！
这同一封信，可说明歌德语言的含蓄精炼。不过，叙事行文简洁含蓄的特点，却更集中地表现在“编者致读者”的冷静纪实中。例如，对维特最后一次离开绿蒂后的痛苦情状，书中仅有如下粗线条的交代：
他走到城门口。守门人已经认熟他，一声没问便放他出了城。野地里雨雪交加，他一直到深夜11点才回家叫门。佣人发现他头上的帽子不见了，也不敢多问，只侍候他脱下全部湿透的衣服。后来，在临着深谷的悬崖上，人们拣到了他的帽子。
这一段百来字的白描，看似平平淡淡，实则内涵丰富，留下了很多让读者自己用想象去填补的空白，比用一大串诸如神思恍惚、痛不欲生、雨夜在危崖深涧狂奔、回到家中面色怕人之类的刻意描绘和渲染，更加形象，更堪玩味。
又如，全书结尾写维特死后下葬的情形，更简洁含蓄到了无以复加：
老人和他的儿子们走到维特遗体的后面，阿尔伯特没能来，绿蒂的性命让人担忧。几名手艺人抬着维特的棺木，没有一个牧师来给他送葬。
寥寥数语，隐藏着无数的潜台词，我们读完禁不住会向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把维特与来送葬以及没来送葬的各种人的关系都思考一遍，以致咀嚼回味全书的内容，直到悟出这个似乎漫不经心地写出的结尾的深刻含义。有学者认为，这几句话“就像榔头敲击棺木似的”咚咚有声，“歌德从此以后再不曾写出像这么沉重有力的句子”。[42]
歌德曾对爱克曼说，《维特》包含着他“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43]从《维特》的结构严谨、剪裁精当和行文含蓄看，歌德这话并非夸大。
上述两方面的优点，再加上丰富多彩的典故、生动新奇的比喻等等，就使《维特》这部“小书”的形式十分恰当和成功，因此具有了格外巨大的艺术魅力。
四 《维特》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
《维特》写成于1774年初，同年秋天在莱比锡匿名出版。现在一般流行的是1786年的修订本，与原本相比较，修订本增加了那个不幸的青年长工的故事，把前此显得庸俗而冷酷的阿尔伯特的形象改得和缓了一些，加强了对绿蒂矛盾心情的揭示，对语言也做了一些润饰。[44]
诚如歌德所希望得那样，他通过写《维特》摆脱了痛苦而狂乱的心境，自称“像办完了一次总告解一样，心里又感觉愉快而自由，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生活的权利”。[45]有人说“维特救了浮士德”[46]，我以为不妨讲维特救了歌德。试想，要是歌德不曾克服他早年的精神危机，又哪儿来日后的伟大成就？
可是《维特》这本“小书”产生的空前巨大的社会影响，却是作者万万不曾料到的。
《维特》问世后当即风靡了德国和整个欧洲，“一夜之间，主人公维特便成了几代人崇拜的偶像”[47]。人们不仅争相读它，而且纷纷模仿主人公的言论思想、风度举止、穿戴打扮，青衣黄裤的维特装于是风行一时。原本冷冷清清的耶鲁撒冷的墓地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成了维特的同情者和崇拜者们凭吊和聚会的场所。而“拒不为维特送葬的牧师”，则遭到了千千万万人的唾骂。人们对维特的故事深信不疑，甚至“有几个傻瓜忽发奇想，趁此机会也开枪自杀”[48]，而且在这样做时还把《维特》翻开来摆在桌子上，精心地模仿着小说主人公自杀时的姿势……
但对《维特》的问世最感欢欣鼓舞并真正理解它的，却是当时积极参加狂飙突进运动的青年作家们。弗·亨·雅可比一口气把它“反反复复读了三遍”，施托贝格夫人“很快就背熟了我的《维特》”，威廉·洪堡读它“彻夜不眠”[49]。进步诗人舒巴尔特在一篇评论里写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坐在这儿，心口怦怦直跳，狂喜而痛苦的泪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淌，因为——我告诉你吧，读者——我刚刚读完我亲爱的歌德的《维特》……读吗？不，吞噬！我想评论它吗？要是我真这样做了，我这人就没有心肝……我宁肯终身贫困，一辈子睡干草，饮清水，吃草根，也不愿失去体察这位多情善感的作家的心曲的机会……”[50]
是否只有青年一代才这么如醉如痴地读这部小说呢？不是，在它的推崇者中，还有德高望重的德国大诗人克洛卜斯托克，还有瑞士神学家拉瓦特尔和德国教育改革家巴塞多夫，以及法国叱咤风云的拿破仑一世皇帝。特别是后者，读《维特》竟达七遍之多，并于1808年在埃尔福特会见歌德时与他畅谈这本书达数小时之久，足见他对它的喜爱与重视非同一般。
反之，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形形色色的卫道士则站在反动立场上，视《维特》为大逆不道，诬指它为“淫书”、“危险的书”、“不道德的书”、“该遭天谴的书”等等。牧师们从布道的讲坛上猛烈攻击它；德国的一些地方和丹麦都禁止它发行；它的意大利文译本一出现在米兰，即被教会搜去全部销毁。甚至维特装也变成了危险之物，直到1825年，莱比锡还明令禁止穿这种“奇装异服”招摇过市。
尽管如此，仍阻止不了《维特》的流传和产生巨大影响。在德国《维特》不到两年便重印了十六次，各种各样的模仿、改编和戏拟之作也大量涌现，并且搬上了舞台。在民间和市集上，还流传开了一些讲维特故事的说唱、歌谣和俚曲。[51]而在英法等国，情况也一样，甚至还有过之。
以上所述，就是文学史家和歌德的传记作者们历来津津乐道的所谓“维特热”。现在，本文则准备探讨一下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即：“维特热”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罕见的文学和社会现象？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维特热”的产生，原因应该说是复杂多样的。但归纳起来，大致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维特》一书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顾名思义，“维特热”乃是它的成功与影响的表现，那么，《维特》又凭借什么取得成功的呢？海涅认为是“由于它的题材”。[52]威廉·洪堡则说：“既不是他的爱情，他的感伤情调，他的绝望心情，也不是归根到底对他的命运的同情深深吸引着我；吸引我的，是他用以包容一切的感受力和思想，他对人类、生活和命运所做的品评，还有美妙的自然描写，直截了当闯进心中来的真情实感，最后再加那不容模仿的表现手法，细腻入微的性格刻画，以及那如此真实、如此纯净、如此动人、如此富于魅力的语言……”[53]所有这些论断，都有一定道理。
笔者认为，《维特》取得成功的凭借，可以概括为：（1）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和思想情感的高度真实性；（2）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时代精神；（3）精湛高超的艺术处理。正是这三者的和谐结合，赋予了作品以震撼人心的巨大威力。很难设想，这三者中有任何一点缺少了，《维特》还会成为一件杰作，还能引发席卷欧洲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维特热”。第二，《维特》取得巨大成功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本身充满了《维特》中所表现的矛盾和危机。歌德在《诗与真》中讲得好：“这本小册子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轰动一时，主要就因为它出版得正是时候，如像只需一点引线就能使一个大地雷爆炸似的，当时这本小册子在读者中间引起的爆炸也十分猛烈，因为青年一代身上本已埋藏着不满的炸药……”[54]
的确，如果没有时代和社会的内因，“维特热”可能根本不会产生，或者至少不会来得这么猛烈和持久。因此，对于引起“维特热”来讲，在《维特》这部作品本身的上述三个特点和优点中，它所表现的狂飙突进的反抗精神，所包含的全面自由地发展人性的人道主义理想，又是主要的。正是这种反抗精神和理想憧憬，道出了时代的心声，在千千万万渴望个性解放、感情自由和不满社会的限制和压迫的一代青年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至于应该如何正确看待“维特热”这个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问题，我们在分析其产生原因时似乎已做了回答。
有人称“维特热”是一种“时代病”或“世纪病”，其实呢，它只是那个时代所患的严重疾病的一种病征。病根存在于社会的肌体内，《维特》只是起到了把病征引发出来的作用而已。
有人说“维特热”表现了一种“颓废倾向”，甚至称代表这种倾向的维特为“垮掉的一代”的先驱。笔者认为，“维特热”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不能一概斥为“颓废”，而且就在某些消极的形式里面，也隐含着不满现状的积极内容。以争穿维特装为例，赶时髦者固然大有人在，借此向社会抗议和挑衅者却也有的是，不然统治阶级不会明令加以禁止。
以上对于“维特热”这一文学史上著名的现象的探讨，可以给我们几点有益的启示。首先我们看到，一部文学作品要真正取得成功，要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就必须做到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三者的和谐统一。一切缺少真实性的文艺，一切脱离时代、没有思想的“为艺术的艺术”，一切艺术力量贫乏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统统不会真正取得成功，遑论引起巨大的震动。
其次，我们认识到，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在影响特别强烈时就会表现为“热”。因此，作家在写作时，完全有必要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维特》刚出版，莱辛就认为书后“还必须有一篇简短、冷静的结束语，以使这部热情的作品多带来些好处，少造成些祸患”。[55]也出于同样的认识，1775年《维特》再版时，歌德才在第二编前加了一节序诗，劝人们勿步维特后尘，而要“做个堂堂男子”。这些，都是作家考虑社会效果的先例。
但是，“维特热”也表明，一部作品产生多大的影响和怎样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和时代方面的原因一般说来更为主要，文学作品往往只起着“引线”的作用。这作用固然万万不可忽视，但也不宜夸大。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分析，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本末倒置，视“引线”为“地雷”，当“病征”作“病根”。
最后，作品的客观效果不一定总符合作家的主观意图，“维特热”之于歌德就是明证。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来判断作者的“居心”和评定其功过的做法未必可取。
随着欧洲进入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高潮，广大青年变成了举着“剑与火”进行斗争的战士，“维特热”也就逐渐消退了。海涅1842年写的《倾向》一诗间接反映出，当时的激进青年已不愿“再像维特那样呻吟，因为他的心只为绿蒂燃烧”。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更直截了当地称维特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傻瓜”。[56]年轻的恩格斯在1847年初写成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也把维持仅当作一个“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
但尽管如此，《维特》这部作品却远远没丧失其意义和价值；不论在歌德一生的创作中，还是在德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它都占着一个显要的地位。
歌德一生的重要作品，几乎都与《维持》有着内在联系。在体现狂飙突进的反抗精神和矛盾这一点上，《葛兹》与《维特》被称作是“同一枚银币的两面”。[57]雅·米·莱·棱茨认为维特乃是“被钉上了十字架的普罗米修斯”，因为他也是一位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失败了的英雄。[58]歌德曾称《塔索》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却又同意塔索是“提高了的维特”，因为在《塔索》中更尖锐地提出了《维特》的各种问题……到于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与《维特》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两位主人公的形象乍看起来似乎存在天渊之别，事实上维特与浮士德是一对“孪生兄弟”。[59]浮士德也有着维特的烦恼，也感觉他生活的环境无异于一座牢狱，也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维特则是个浮士德型的人”[60]，也有着浮士德式的憧憬和追求；维特渴望“成为无尽的自然的一面镜子”，浮士德更进一步，决心“把握住无尽的自然”。
总之，歌德的所有重要作品，包括抒情诗和两部《威廉·迈斯特》在内，全部通过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与《维特》联系在一起，即都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渴望使个人从社会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同的只是，青年歌德在《维特》中追求的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理想，在现实社会里根本无从实现，只好让他的主人公含恨自戕。晚年，他让浮士德借助于神秘的外力，在幻想的大世界里进行更勇敢的追求，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智慧的结论”：
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和自由，
才能获得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这就是说，人类只要自强不息，坚持斗争，就能在那个生活着自由人之民的“自由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因此不理解《维特》这部书，便不能深刻理解《浮士德》，不能全面理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歌德及其创作。
《维特》是狂飙突进运动最成熟的果实，它的出现给了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运动以极大的推动。
在德国和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上，《维特》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莱辛和克洛卜斯托克的努力，德国的戏剧和抒情诗在歌德之前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小说的创作成果却非常贫乏，即使有也多为消遣性的流浪汉小说和“漂流记”式的小说，格里美尔豪生的《痴儿西木传》（1669）虽然比较出色，但卷帙浩繁，且长期被湮没。与歌德同时而稍长的维兰写的长篇小说不少，却几乎都用的是东方异域的和古代的题材。他的代表作《阿伽达》（1766—1767）和格勒特的《瑞典伯爵夫人》（1764）一样，都写得冗长乏味，远离现实，充满了说教气。因此，《维特》可称是第一部直接反映德国现实生活而富于真情实感的长篇小说。它把理查生和卢梭热情奔放、长于心理刻画的特点，与菲尔丁和哥尔斯密对社会生活做现实主义描写的特点结合起来，开了德国近代长篇小说的先河，使欧洲长篇小说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揭露社会矛盾和针砭时弊这点上，卢卡契更称《维特》为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的“问题文学”的前驱，认为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等小说大师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它的传统。在德国，受了《维特》影响和启发的小说更多不胜计，其中最重要的是荷尔德林的《徐倍利昂》（1797—1799）、J· M·棱茨的《林中兄弟》（1779）、蒂克的《威廉·罗维尔先生的故事》（1795—1796）和伊默尔曼的《一个隐士的纸窗》（1822）……直到托玛斯·曼的《绿蒂在魏玛》（1939）等等。在本文引言中，已提到《维特》对于整个德国文学发展的划时代意义。卢卡契甚至认为：“《维特》问世的1774年，不只在德国文学史里是一个重要年头，在世界文学史上亦然。”
由于《维特》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德国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虽然短暂但意义异常重大的霸主地位，以及法国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暂时丧失，才第一次明显地表现了出来……[61]总之，《维特》这本“小说”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那反映了它巨大影响的久已消退的“维特热”，时至今日也仍在世界上一些地方掀起余波。20世纪，法国还三次把《维特》搬上银幕。1973年，东德出版了现代版的《维特》——乌利希·普伦茨多夫的中篇小说《青年维某的新烦恼》，在当时的两个德国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到目前为止，东方的日本已有《维特》译本四五十种之多。[62]
五 《维特》在中国
相传早在《维特》问世后五载的1779年，就有德国人在一艘商船上看见几幅中国绘画，画着维特的故事。又有人自称在中国皇帝的宫中，亲眼见过一些绘有维特和绿蒂肖像的瓷瓶。这些传说本身虽未可置信，但是，从17世纪初德国已派传教士来中国，18世纪便设立了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机构，传教士和商人们在传教与做买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德国并为歌德所接触到等等情况看，中国人反过来了解一点德国文学，听到一点在德国乃至欧洲家喻户晓的维特的故事，也并非全无可能。至于后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歌德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讲的情况，就比较可靠了。他写道：“……在广州地方，特别为外国人预备瓷器，所谓客货那类东西，上面的图画是照欧洲人的嗜好绘的，所以画上作维特与绿蒂等人的像……”[63]据冯至教授讲，他1980年赴瑞典讲学时，就在博物馆中见过类似的中国古瓷。总之，歌德在生前已听见他的维特远游中国的消息，不仅深信不疑，而且引以为自豪，为之神往。下面四句歌德写于1789年的诗，就间接反映这个情况：
德国人模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
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憔悴的客人；
可对我又有何益啊，甚至中国人
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画上镜屏……[64]
维特来到中国文字可考的最早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903年）。当年七月，上海作新社译印了一本《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亦名《德意志先觉六大家列传》），其中就有一篇《可特传》（《歌德传》）。译述者为赵必振，所据原书系日本大桥新太郎于1893年所编。《可特传》除较详细地介绍歌德生平和著作外，也谈到了《乌陆特陆之不幸》。这位乌陆特陆并非别人，就是我们的维特。《可特传》中称《乌陆特陆之不幸》为一篇“传奇”，说“其用材料概自（歌德）自己之阅历而来”，并略述了《维特》的成书始末和巨大影响，最后感叹道：“可特之势力，不亦伟哉！”
在与《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出版的差不多时间，我国著名诗人马君武已译述了贵推（歌德）的《威特之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一个片断，题名为《阿明临海哭女诗》，收在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诗稿》中。译者介绍歌德说，“贵推为德国空前绝后之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笈者皆知之。而《威特之怨》一书，实其自绍介社会之最初杰作也。”紧接着便节译，或者说节写了维特与绿蒂一起读“莪相”之诗的情景，以及诗中阿明哭女的一段。
《维特》在我国真正产生影响，是在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了一本《三叶集》，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影响。集中收着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1920年初的通信数十封，集前由三人各写了一篇短序。田汉的序说：“此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Werthers Leiden（《维特的烦恼》），Goethe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Wertherfieber（维特热）大兴！Kleeblatt出后，吾国青年中，必有Kleeblattfieber大兴哩！”[65]宗白华序说：“刊行这本书的动机，乃是提出一个重大而且急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简括言之，就是‘婚姻问题’；分开言之，就是：（一）自由恋爱问题；（二）父母代定婚姻问题……”其实，书中还谈了很多文学和哲学问题，如关于诗歌，宗白华和郭沫若都认为诗人应“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就从上面这些，已可看出《三叶集》的作者们从《维特》中汲取了多少营养。此外，郭沫若在1920 年1月18日致宗白华的信中，表示要对歌德的著作“尽量地多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胁迫时代’（狂飙突进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
这样，在时代的召唤下，我国终于在1922年出现了《维特》的第一个全译本——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尽管是在问世后整整一个半世纪才来到中国，却仍于正进行着反对封建旧礼教斗争的一代中国青年中找到了知音。不少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与维特同病相怜，被他的故事感动得涕泪交流；一对对决心走自由恋爱之路的情侣，更以《维特》互相赠送，以示自己爱情的忠贞。一时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的诗句，在广大青年中流传不息，汇成了一片对封建礼教的示威和抗议之声。据老一辈的人回忆，二三十年代我国确实也兴起过一阵小小的“维特热”。
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谈到外国小说的翻译对我国“起于戊戌”的“文学的革新”的推动，具体举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说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66]
在《维特》全译本问世后十年，茅盾便把它写进了小说《子夜》里。一本读得破旧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花——这是女主人公吴少奶奶送给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雷鸣的定情之物——先后三次出现在小说第三章、第六章和全书结尾，对揭露大资本家吴荪甫家庭关系的虚伪和刻画吴少奶奶的软弱性格，起到了重要作用。《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这块碑上刻着《维特》的名字，也证明了歌德这部“小书”在中国发生的影响。
除郭沫若的译本外，我国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还陆续出过黄鲁不、罗牧、付绍先等的十个左右译本，译名全叫《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所有这些本子中，仍以郭译流布最广，最受欢迎。仅据1932年一个不完全统计，十年间郭译《维特》已由不同书店重印三十版之多。
以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重译、重印次数之多和影响之深之广论，《维特》恐怕是无与伦比的。那么，我们过去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情况又怎样呢？
解放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已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分析评介《维特》的文章，如宗白华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67]以及柳无忌撰写的《少年歌德》一书和其他歌德传记的有关章节。它们大都详细地介绍了《维特》的产生经过、主人公在生活中的原型、书信体小说的特点和作品的巨大影响，但把主题思想往往错误地解释为“心与脑”的矛盾、“感情与理性”的矛盾，因而认为《维特》是“悲剧人生之表现”，是一部“人格的悲剧”等等。倒是郭沫若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序引》，指出了书中体现的泛神思想和狂飙突进精神的几个方面，虽说概略，却也中肯。
解放后，关于《维特》的著述更少了，只在德国文学史和一些介绍歌德的文章中附带地谈到这部世界名著。与解放前相反，论者大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作品的社会意义，正确指出了它反映的是觉醒的资产阶级青年与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矛盾。
在革文化的命的年代，郭译的《维特》自然成了宣扬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观念的禁书。但随着我国1978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歌德和《维特》的译介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重视。从1981年至今，又陆续出版了四五种《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新译本，其中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武能译本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侯浚吉译本最受欢迎，十多年来几乎年年重印，总印数都早已突破100万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名著重译成风，固然也有一些可敬的同行兢兢业业地推出了有特色、有质量的新译本，但粗制滥造乃至“抄译”即剽窃的情况也时有发现。迄于今日，加上解放前的旧译和在台、港等地出版的周学普等人的新译，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在中国总共已有译本粗略统计已有三十几种，远远超过近年来被国内翻译界炒得很热的《红与黑》的译本数量。[68]
总的来看，我国学者已为帮助读者理解这部世界名著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与《维特》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相比，尽管译本已经很多，研究却还是初步的、分散的，也不够深入。本文就是试图在总结前辈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充和系统化的工作，并在《维特》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以及“维特热”的产生原因和性质这几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结 语
综全文所述，《维特》是一部在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三方面都取得了高度成就，达到了三者和谐的优秀作品，曾经在欧洲及我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部作品连同表现了它巨大影响的所谓维特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研究它们，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认识，对文学作品与其社会效果的关系的认识；可以促进我们对于伟大作家歌德的了解，对于德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的了解，对于中德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情况的了解。
《维特》和“维特热”是一个值得文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那么，对于我国今天的广大读者，这部小说是否也有某些意义和价值呢？
有的。首先，书中所宣扬的要使人的全部潜能、全部自然本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于我们并没有过时。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实现“四化”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目的，不就是要创造能使每个人的全部潜能都得到发挥的社会条件吗？其次，《维特》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18世纪德国和欧洲的社会风貌，了解当时一代青年的感情、憧憬和苦闷。“五四”时期，《维特》曾深得我国处于反封建斗争中的知识青年的喜爱，通过它，我们也可以间接听见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心声。总的看来，《维特》这部作品的格调是比较高的，只要注意不受其感伤厌世情绪的熏染，读一读不无好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维特》这部世界名著可称一个小小的艺术宝库，深入进去，我们定能采到不少珍珠宝石，获得巨大的艺术享受。
【注释】
[1]冯至等编《德国文学简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3页。
[2]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3]《弗朗茨·梅林全集》第10卷，迪茨出版社，1961年版，第59页。
[4]范存忠《歌德与英国文学》：“在十八世纪以前，英国人几乎谁都不知道德国是有文学的。哲学家休谟竟把德国人与俄国人并举，认为野蛮民族。”杨丙辰《歌德与德国文学》：“英国讽刺诗人斯威夫特（Swift）曾骂德国人为‘最愚蠢之民族’，法国人简直地断定德国人是无文学上的天才的。”（两文均收在宗白华、周辅成编《歌德之认识》一书中，南京钟山书店，1932年版。）
[5]《歌德选集》第9卷，汉堡，1964年版，第240页。
[6]同上，第10卷，第35页。
[7]《同时代人通信中的歌德》第1卷，柏林，1979年版，第35页。
[8]同上。
[9]《歌德选集》第6卷，第520页。
[10]《歌德选集》第9卷，第587页。
[11]同上，第588页。
[12]《歌德选集》第6卷，第533页。
[13]同上第9卷，第593页。
[14]《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
[15]歌德惯于借作品的人物做自我谴责，浮士德、范斯林根、克拉维歌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16]《歌德选集》第6卷，第521页。
[17]《歌德选集》第6卷，第528页。
[18]《弗朗茨·梅林全集》第10卷，第54页。
[19]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20]可尔夫《歌德时代的时代精神》第1卷，莱比锡，1957年版，第3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3页。
[22]1775年《维特》再版时，歌德于第一编前加了这么节序诗，但在以后各版中没再使用。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8页。
[25]卢卡契《歌德和他的时代》，第46页，柏林，1953年版。
[26]卢纳恰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第5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
[29]卢纳恰尔斯基《论文学》，第574页。
[30]转引自汉斯·波姆《歌德》，第66页，柏林，1950年版。
[31]转引自H·恩默尔《歌德作品中的世界和厌世情绪》，第9页，魏玛，1957年版。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00～317页。
[33]弗利德里希·尼柯莱（1733—1811）是柏林的一位出版家和启蒙运动参加者，他的《少年维特的欢乐》出版于1775年初。
[34]见歌德1775年3月致F·H·雅可比的信，转引自《歌德选集》第6卷，第526页。
[35]卢卡契《歌德和他的时代》，第55页。
[36]《歌德谈话录》，第218页。
[37]卢卡契《歌德和他的时代》，第50页。
[38]勃兰兑斯认为，《维特》“包含了《新爱洛绮丝》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任何缺点。”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第22页。
[39]《同时代人通信中的歌德》第一卷，第73页。
[40]同上，第97页。
[41]可尔夫《歌德时代的时代精神》第1卷，第29页。
[42]弗里登塔尔《歌德的生平及时代》，第164页，德国袖珍丛书出版社，1977年版。
[43]《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第17页。
[44]这方面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的“编者致读者”中。
[45]《歌德选集》第6卷，第588页。
[46]可尔夫《歌德时代的时代精神》，第259页。
[47]R·勒陶《少年维特的烦恼》，见《时代文库一百题》，第100页，苏尔坎普出版社。
[48]《论浪漫派》（张玉书译），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9]《歌德选集》第6卷，第522页、第526页、第531页。
[50]同上，第524页。
[51]在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里，就有一个裁缝边走边唱一首叫《小绿蒂在维特坟头》的歌谣。此外，歌德还写过一首叫“Zelebritaet”的诗，谈到维特的故事在波希米亚一带如何广为流传，“没有哪个年市不表演他的事迹，没有哪家酒馆中不挂着他的画像。”
[52]《论浪漫派》（张玉书译），第23页。
[53]《歌德选集》第6卷，第531页。
[54]《歌德选集》第9卷，第580页。
[55]《同时代人通信中的歌德》第1卷，第74页。
[56]裴多菲《旅行书简》第9封信，1847年7月6日。
[57]保尔·莱曼《1750—1848年间的德国文学主流》，第139页，柏林，1956年版。
[58]格尔兹《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第96页，雷克拉姆出版社，1972年版。
[59]《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第139页。
[60]汉斯·波姆《歌德》，第54页。
[61]卢卡契《歌德和他的时代》，第52页。
[62]高桥健（Kenji Takahashi）《日本的歌德研究》，《日本歌德年鉴1978》。
[63]宗白华、周辅成编《歌德之认识》，第257页。
[64]这四句诗系《威尼斯警句》第34首中的一段，全诗的主旨在于表达对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感激。
[65]Kleeblatt德文原意为三叶草，此处指三个朋友之间的通信集，即《三叶集》。《三叶集》的性质与影响都很难与《维特》相比。事实表明，在中国并未产生什么“Kleeblattfieber”（三叶热）。
[66]《蔡元培选集》，第28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67]此文收在《歌德之认识》中。
[68]关于《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我国译介及产生影响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拙作《歌德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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