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出家前的生活状况研究

印光大师出家前的生活状况研究

昌　莲

序　说

1.莘野诞生

翻开《高僧传》，记载着不少关于一代又一代高僧诞生之不同寻常的瑞象与征兆，如“异香满室”、“陨星降落”、“神人托梦”、“鹊衔松枝”乃至“山摇地动”等。可是，印光大师的诞生，遍寻诸多史料，并无什么灵异记载之言可见。他的诞生跟寻常百姓家子女的出生并没有什么两样，平淡得出奇，跟白开水似的无色无味，举体清澈透明。但只要你用心去品尝这杯白开水，却会从这淡淡一脉无味中品悟出人生的真谛，耐人回味无穷。原以日用寻常中蕴涵着非同寻常的哲理与深意，大师先天的平凡诞生却谱写了大师后天的天然朴厚之懿德。君岂不见《金刚经》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平常的发起因缘序，不但没有影响说法的内容与形式，反而因此给经文增添了不少色彩，赢得了千百年来人们的青睐。我想，大师平凡的诞生，亦复如是。

依史料可以确定，大师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岁次辛酉夏历十二月十二日辰时诞生于陕西省合阳县孟庄乡（路井镇）赤城东村的一个耕读门第家中，兄弟中排行为三。按十二地支计时推算，“辰时”大约为上午7：00—9：00。这个时候正是每个村落家家起火造饭之时，太阳亦从高山转照谷中。当时景象，应该是原野光芒迸射，碧空异彩缤纷，枝头啼鸟欢声笑语，路上行人熙熙攘攘……一切皆笼罩在烟雾的弥漫中，不料就被一声婴儿坠地的“哇哇”哭声彻底打破了自然界的和谐，敲响了醒世警钟，伟大的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任运诞生了。

合阳，古作“洽阳”。大师在《复卓智立居士书一》中云：“光陕西合阳县人，汝看文钞，岂未见蔚如（名文霨）之跋乎。诗，在洽之阳，即指此也。以县在洽水之南，故名洽阳。水于汉即干，故去水加邑，作合阳耳。在洽之阳之洽字，音合，不可念作狭音，余皆读狭音，不可读合音。合阳乃‘伊尹躬耕’之地，故亦名‘古莘’。”清人许秉简在《洽阳记略》中写道：“颌邑山水之秀，洽阳川为最。洽阳，古莘国地。山有飞浮之异，水有神瀵之奇。大河浩荡，又自龙门环绕之。人烟辐辏，庐舍云屯。花鸟舟航之盛，不殊楚越，盖名区也！以故古帝高辛殡于斯，有莘阿衡耕于斯，三代圣母诞于斯，子夏设教老于斯，达摩西游憩于斯，其它学士、大夫、孝子、贤妇生于斯者，累代不绝。”

合阳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年代，就有先民在合阳土地上繁衍生息，是部落时代有华氏部族聚居之地。夏、商、周时期为“古莘国”，亦名“有莘国”；春秋时期为晋国辖区，战国时归属魏国。魏文侯十七年（公元前429年）在黄河西岸合水（亦称洽水，清初断流）被岸筑城，取名“合阳城”。秦时置“合阳邑”，1964年9月国务院更改生僻地名，称“合阳县”。合阳县，现在隶属陕西省渭南市，地处陕西省关中地区东部，黄河中游西侧。合阳隔着黄河，东渡即到山西省，沿黄河南下，经朝邑县，可至潼关。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区的范围。

总之，合阳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朴厚的风土人情，又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发祥地之一。山川娟秀，风光旖旎，名人辈出。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既然大师诞生在这样一个拥有古老文化历史的名城，自然就会受到前辈伟人的思想节操的启迪与熏陶，再加上幼年的严厉庭训，从小就培养了非凡的毅力，这与他后来的杰出成就和高尚节操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可以想象，之所以古代高僧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登山涉水，游历天下名山胜境，以苦为师，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与悠悠漫长的岁月里消磨自己无始以来之习气毛病，营造非凡的毅力与勇气，这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正如古人所谓的“只有苦中苦，才有人上人”也。

2.姓氏探悉

大师的老家宅院坐落于合阳孟庄乡赤城东村，离路井镇不是太远，距离合阳县城大约有四十多里。据大师《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云：“故前年为合阳赈灾，只汇交县，不敢言及吾乡（吾村距县四十多里）。若言及，则害死许多人矣。今春真达师因朱子桥（近二三年，专办陕赈）来申，与三四居士凑一千元，祈子桥特派往赈吾本村。西村亦不在内，然数百家，千元亦无甚大益。”

从这段文中可以得知，大师所住家乡有东、西两村，东村是赵氏人家，西村为陈氏人家，故此村又叫“赵陈村”。大师为赵氏子，父母取乳名为丹桂，与其长兄折桂、次兄秋桂之名同一“桂”字相贯连。可以想象得到，其父母之所以给三个儿子同以一“桂”字而择名，无非是希望他们个个能科举及第，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也。天下父母同此一心，其最大的愿望无非是“盼子成龙，望女成凤”也。

既然，大师为赵氏子，就应该对赵氏源流作一番探悉。因为子孙之发达与否，与其祖上之血脉流传有很大关系。如《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为千古不易之铁案。故今将赵姓之源流、迁徙、堂号、望郡、名人等一一列举如下，以供来人深思。

一、寻根溯祖

1.赵姓，原本出自嬴姓，形成于西周，祖先是伯益，具体始祖是造父。伯益为颛顼帝裔孙，被舜赐姓嬴。造父为伯益的9世孙，是西周时著名的驾驭马车的能手，他在桃林一带得到8匹骏马，调训好后献给周穆王。周穆王配备了上好的马车，让造父为他驾驶，经常外出打猎、游玩。有一次，西行至昆仑山，见到西王母，乐而忘归，而正在这时听到徐国徐偃王造反的消息，周穆王非常着急，在此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驰千里，使周穆王迅速返回了镐京，及时发兵打败了徐偃王，平定了叛乱。由于造父立了大功，周穆王便把赵城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族就称为“赵氏”。

周穆王传周幽王时，因幽王无道，造父的7世孙叔带离周仕晋，从此赵氏子孙世代为晋大夫。到战国初年，叔带的12世孙赵襄子联合魏氏、韩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至他的孙子赵籍时，正式获得了周烈王的承认，与韩、魏两家并列为诸侯。公元前222年，赵国为秦国所灭，其王室贵族和平民百姓纷纷以国名为姓，称赵氏。

2.出自他族改姓，如汉朝时有赵安稽，本匈奴人；唐朝时有赵曳天，本南蛮人；五代时有赵国珍，本牂牁（今广西、贵州一带）蛮族人。

二、迁徙分布

秦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任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为南海尉，于秦末兼并桂林、南海、和象三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时受封为南越王。此后，赵佗的子孙繁衍于今广东、广西一带。东汉末年，京师遭董卓之乱，洛阳人赵达避难迁居江东。唐高宗总章年间，中原人赵端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五代时，刘在广州建立南汉政权，洛阳人赵光裔、光逢、光胤三兄弟因此而在南海安家；开封人赵廷隐、赵崇韬父子因仕后蜀而在四川成都定居。南宋初，开封人赵用贤随宋高宗赵构南逃，移居江苏常熟，郑州人赵蕃移居江西上饶。南宋灭亡后，宗室赵氏散逃至澎湖、潮阳等地，后在闽、粤一带发展繁衍。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闽、粤赵氏陆续有人迁居台湾，后又有不少人移居海外，分布于欧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三、郡望、堂号、堂联

1.郡望

天水郡：西汉时置郡。此支赵氏，其开基始祖为赵襄王太子、代王赵嘉。

涿郡：汉高帝时置郡。此支赵氏为颍川赵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西汉颍川太守赵广汉之后裔。

南阳郡：战国时秦国置郡。此支赵氏为天水赵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东汉太傅赵嘉。

颍川郡：秦时置郡。此支赵氏，其开基始祖为赵王迁后裔西汉京兆尹赵广汉。

2.堂号

半部堂：五代后周时，赵普助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宋太祖赵匡胤于是封赵普为宰相。他又提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削减了地方武装，巩固了中央集权，想方设法，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宋太祖就问：“爱卿！你怎样把国家治得这么好的？”赵普回答说：“我不过是靠了半部《论语》罢了！”赵普死后，家人整理他的书箱，果真什么宝贝也没有，只有他活着的时候常读的一部《论语》。

琴鹤堂：宋朝时殿中侍御史赵忭是位清廉爱民的好官，人称“铁面御史”。他当成都知府的时候，一清如水。他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取乐。他养了一只鹤，时常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他穷得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琴一鹤。

赵氏还以“天水”、“孝思”、“谷治”、“萃涣”、“爱日”等为堂号。

3.堂联

后人为纪念两位先贤，氏人以“一琴世泽，半部家声”为赵氏堂联。

四、尘世白描

陕西合阳是辛姓的发源地，而赵氏人家应该是宋代以后迁徙至此地而繁衍兴盛的。大师为赵氏后嫡，理应继承发扬光大祖上之文明道德昭彰于世。赵氏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氏家族有君王、宰相、贤臣、良将，均在各自领域里广有建树。又赵氏有以家规、家训教诲后人的传统，如楼张村赵姓有《家规纪略》。文载：“男自八岁入塾，以三十为率……农时散而归田，农隙即复入塾。越三十，已成名者，或入庠、或中式，各营相当之务；各就其才之所近使任一职，或领农工或智圃事，或料厨事，或守客厅，暇时习书史、业岐黄，家长俱不之问，惟不得玩好无益事业。……事无闲人，人无暇时。有不遵家规者，由家长召集族人共同斥责。若卑幼或有过失，则告于各主，令其约束。”

佛门有幸，在近代史上赵氏门中出了一位世纪高僧，其光辉事迹永载史册。

1.名字诠表

古人给孩子取名字，比现在人考究多了，也比较慎重其事。“名字”一词，在古代包括“姓”、“名”、“字”三个部分，三者各有各自的性能与功用，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体。通常情况下，在古代一个人除了姓和名以外，还有字（表字）、号等。

古人一出生，在三天之内就要取名的，这个时候所取的名字叫乳名；到了入学读书的时候就要定名，这个时候所取的名字叫学名；到了二十弱冠之年，则须冠后据本名涵义另立别名称字。如汉代的班固字孟坚，三国的诸葛亮字孔明。如《礼·曲礼上》云：“男子二十冠而字。”《仪礼·士冠礼》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疏》云：“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其名，故冠而加字。”这样，一般来说，古代一个人则至少须有三个名字，以表示男子不同的成长年龄阶段。所谓的乳名、学名、表字也。

其实，名与字二者之间是有相连关系的，故一般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不同功用，清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谓名是用来区别人我之彼此的，字则是表示为人处世的德行象征。二者性质不同，其用途也就随之大不一样。一般说来，在古代，名是年龄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父母起的乳名，稍长入学堂的时候则称先生所起的学名。等男子成年后有了表字，名也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代名词了。所以，乳名是父母对子女幼年时的昵称，学名是师弟之间的定称，表字是彼此之间的尊称。

在多数情况下，名与字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二者用途不尽相同，但二者之间还是相关的。古人大多是因名取字，名与字的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如三国诸葛亮字孔明，这里“亮”是名，“孔明”是表字，可“孔明”则是对“亮”所作的进一步阐释。又如张飞字翼德，白居易字乐天，等皆如是。

古人之名，赋有父母、先生对其晚辈的种种不同希望，字亦含有自己立德行道的标准与定位。起初，人们取字非常简单，往往只取一字，与“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这些名字中的“渊”、“牛”、“弓”等就是他们各自所取的字。当然，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就只用一字，不加别字作修辞，如陈胜字涉，项羽字籍等。自东汉以后，人名取字则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人们把取字看得相当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就取“士则”、“思贤”、“师亮”等等；有些人则寄托当事人的厚望，取“温叟”、“永全”等。这无不含有深刻的寓意。

印光大师出生于耕读门第，其长兄是当时饱读诗书的儒学大家，在长安从事公务。当然，其父兄对大师的名字应该是煞费心机的。大师乳名丹桂，学名绍伊，表字子任。

从乳名看，应该说是初生时父母随意而起的，弟兄三人乳名皆以“桂”字贯尾。看似平淡得出奇的乳名，却隐含着父母的厚望。而这种厚望，莫非希望大师长大成人后能科举及第、功成名就，以光宗耀祖。

因为大师的长兄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也是家中的唯一掌门人。大师从小没有进过私塾，也没有另拜高师，而是从小就跟随家中的长兄读书的。可以说长兄既是大师的启蒙老师，又是大师最为尊敬的家长。当然对他的教导是严厉有加，良苦用心的了。可以猜想到，他的学名应该是长兄取的，而表字或许是自己取的。

之所以取学名为绍伊，莫非是寄望他能像合阳的商朝名相伊尹一样，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相传任圣伊尹，他曾躬耕于古有莘国，因看不惯夏桀的暴政，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身为奴隶的他，以庖宰之特殊身份随商汤夫人有莘氏陪嫁到了商朝。天生颖悟异常的他，以调和五味为喻，向商汤陈说取天下之道，深得商汤赏识，被委以辅政重任。时夏桀暴虐荒淫，民心积怨；商族崛起，欲向西发展。伊尹深知人心向背关系国家兴亡，辅佐商汤以“修德”为首务，对内清政和民，争取广大民众支持，对外施仁伐暴，促使各方诸侯国、部落归心于商。又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略,剪除夏朝羽翼,使夏处于正面受敌的地位。在此期间,曾奉命两次入夏都探察政情、军情、民情，并离间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削弱其实力。为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出谋停止对夏朝的贡纳，以试探夏桀及各方诸侯国、部落的反应。在鸣条之战中，乘夏桀孤立无援之时，佐商汤率军与夏桀决战，一举灭夏。商汤死后，先后辅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太甲继位，不遵祖法，伊尹放逐太甲，摄行天子事，待其悔过而归政。他辅佐商朝长达八十余年，为三朝元老，享寿一百二十岁左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宰相，卒后被后人尊为“元圣”。知此，可见其父兄对大师的一片厚望之情。

关于表字子任，第一个“子”则是修饰辞，说明是在弱冠之年所取的字。“子”，一般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尊称。那么第二个“任”字，才是大师的表德之字。难以猜想大师当时之所以取此字的真正用意，只能胡乱地摸象而言之。关于这个表字，在《论语·泰伯》中有言曰：“仁以为己任。”又大师在《人字发隐》中说得更为透彻，如文云：“人之德能，大端有四：人者，仁也。仁慈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人者，忍也。忍劳忍苦，担当柱地撑天之事，故名为人。人者，任也。力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俾无所歉缺，故名为人。（此八事，匹夫匹妇皆能为之。此乃参赞化育，继往开来，撑柱天地之大事。若一疏忽，或亡一二，或八字俱亡，则成冒名之伪人，非与天地并名三才之真人矣。若能类推，则希圣希贤，学佛学祖，有余裕矣。）人者，尽也。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人之义，大矣哉。愿一切同伦，各各担荷人之四义，岂独吾国之幸，实天下万国之深幸也。”由是可知，从大师的学名、表字来看，大师从小发愤读书，其志并非在功名途次上，也非在文章学问上，而在于道德的培植与胜任，彻底做一个世间之好人，出世之圣人也。而这正与他平日所倡导的“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深信因果，发菩提心；具足信愿，持佛名号”之十六字箴言相吻合。我想，这才是大师当年所起学名、表字所表诠的真正涵义。

2.家庭成员与背景

从现存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赵家只是薄有田产的佃农，并非拥有百亩良田的大富户人家；又大师在与其信众往来之书信中，亦很少谈及俗家之事。所以，对其家庭成员及背景，只能是略说一二而已。

大师的父亲赵公秉纲，知书达理，仁和德劭，耕读传家，为乡里所推尊之长者；其母张氏，系清初礼部尚书、雍正之师张大有之后裔，读书知理，向善崇佛，慈和淑慎，乡里相敬。查阅大师的书札文钞，并未见谈及家中祖父、母的事迹，想必在大师出生后，其祖辈已不在人间。因为大师为家中之最小者，这是很有可能的。

按理说，大师受其父母之言传身教是不浅的，从大师的为人敦厚平实亲切处可窥见其父母之德行节操之一斑矣！可以想象得到，其父是闾里有德望的长者，其母是有相夫教子之女流师范、贤良慈仪者也。

大师自己也曾在《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说：“至于吾家，则光绪十八年有同乡由京回家，敬奉一函，仰彼亲身送去。否则无法可寄，此时未有邮局，而且不在大路。（今虽有邮局，若无人承转，亦无法可寄。）次年来南，消息全不能通。至民十三年一外甥闻人言，遂来山相访，始知家门已绝，而本家孙过继。（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以故亦不与彼信。”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大师对自己父母的嘉言懿德是何等的崇拜与景仰，是予以十分的肯定。这也无疑道出了大师对于如何继续先祖的遗愿，完成先祖未完成的事业，乃至如何发扬光大先祖为人师范的知恩报恩的本怀；这也更加坚定了大师一心一意地以“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毅力与绝志。所以，他对家中的绝嗣是没有一点惋惜的，这也同时说明了他的二位长兄的修养、品质也是非同一般的。大师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孝亲思想是慈悲与智慧的自然流露，是出自佛法熏陶的伟大人格与优良品质的结晶，是对自己父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与赞叹。真可谓是：惟有非常的父母，才能培养造就出非常的子女。观大师一生之节操，诚然如是。

大师家中多男少女，父母只生了三个男丁。在传统的中国农村，一家能有三个男子出生，这势必意味着当时家中的人丁兴旺，也说明了祖上积有阴德。

大师在家中排行第三，自然是父母所娇惯宠爱的“晚来子”。长兄名折桂，字从龙；次兄名秋桂，字攀龙。大师的长兄是当时村中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自合阳老家往返于长安从事公务，究竟干何公务，亦未能详悉。自古长子有辅佐、代替父亲担当家中经济命脉的责任，是家中的主梁骨，大师的长兄亦不例外，里外一切事务皆由他料理，在光绪七年前一直奔波于长安。其次兄则主要料理家务、兼顾农事，似乎生来就缺少读书的天赋，再加上家中缺少劳力的缘故，就一直死守在家中种庄稼。而大师却恰恰因年纪最小，上有父母的宠惯，下有二位兄长作臂膀。所以，他因天生颖悟异常，又因从小疾病缠身，既不事生产劳动，也不操持家务，便以读书而自任。家中也把扭转家族命运的希望全寄托在了大师身上，希望他能够将来科举成就，仕途畅达。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缘故，才在当时家中经济并不景气的情况下造就了苦读十年寒窗的大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家中父兄给了他早年的求学机会与生涯，也奠定了他后来的以“文字三昧”弘宣佛法的基础，问根寻源，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父兄。

3.生甫病目

红颜命薄，天才寿促。大师既非红颜，又非天才，然而大师命运却几多坎坷、数番挫折，并非一帆风顺。或许，这也正说明，凡是一代伟人的诞生，必将伴随着比其他平常人更为不幸的遭遇与磨难。惟有在这饥寒交迫的艰苦境遇里，方能铸造出超乎常人的卓越智慧与顽强毅力。可谓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一般来说，刚出生的孩子在三天内是没有奶喂的。在大师出生的那个时代里，一般普通人家刚刚出生的孩子，是请不起奶妈的，大多都是吃邻里附近别人家孩子的奶的。如果村里没有喂养孩子的妇女，就只能是熬点甘草汁当奶喂了，因为甘草汁有股淡淡的甜味，并且还能冲洗婴儿口中的杂秽痰唾。那时没有现在的奶粉，如果做母亲的十天内还不下奶的话，就只能炖炒面汤汁喂养了。但因为炒面汤汁里拌有糖，往往容易导致婴儿闹肚子。所以，刚出生的孩子总是啼哭不止的，这哭声意味着要奶吃，往往引不起父母的重视，这是司空见惯的了。

大师在《文钞》中，并未谈及自己当年是怎么度过初生的三日的。想必也是比较艰苦的，因为那时大师的家境不是十分宽余的。但大师曾多次谈到，他一落地就哇哇哭声不止。他往往以此警告行人说，之所以初生小孩啼哭不止，是说明人来这个世界受生苦不堪忍。应以此为端的而深悟身为苦本，领会佛说四谛法的真实意旨在于“知苦断集”、“慕灭修道”。知此道理，则自当专修净业，厌离娑婆，欣求极乐。

大师的童年应该是很不幸运的，病魔一直缠绵着他，也使他的性格从小变得孤僻好静，不愿与人往来、交游。而这种不同常人的好静性格，却为他后来潜心研读探悉浩瀚的佛典增上因缘。特别是在大师出生六个月后，即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视，久视即模糊不能见物。在大师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扰着他，这对终日必须与书本文字为伍的读书人而言，的确是沉重的打击。

然而，是否还有其他的疾病？在现存的资料中，并未发现。但他在《复邵慧圆书》中云：“光乃犯二绝之苦恼子，二绝者：在家为人子绝嗣；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此二绍也。言苦恼者，光本生处，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者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从这“厌厌多病”一语中，可以猜测到目疾等种种病患都一直困扰着他，使他深刻地体悟到“吾有大患，因吾有身”的哲理，从而促发了他对“生死”二字的思考。

他在《复郭汉儒书一》中又云：“光宿业深重，生甫六月即病目，经六月之久，目未一开，除食息外，昼夜常哭。以此因缘，目不如人。”又在《护国息灾法语·自叙》中云：“印光乃西秦百无一能之粥饭庸僧，宿业深重，致遭天谴。生甫六月，遂即病目。经一百八十日，目未一开，除食息外，昼夜常哭。承宿善力，好而犹能见天，亦大幸矣！及成童读书，又陷入程朱韩欧辟佛之漩涡中，从兹日以辟佛为志事。而业相又现，疾病缠绵。深思力究，方知其非。”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知道大师一生最痛苦的就是目疾的困扰与缠绵，这种病魔一直伴随到大师往生西方。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师曾经在普陀山法雨寺隐居三十余年，足未出户一步，朝夕遍阅三藏十二部经典，从未懈怠。特别是在最后数十年如一日的弘化时期，他是昼夜不息地为信众回复书信，解答疑难，还帮人校对各种书籍，作序写疏题辞，编辑《四大名山志》，重刊《净土十要》等书。往往是回复书信至三更天，只能是晚课与早课一起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目力始终是能够支撑得住的，要不怎能有今天一百二十万余言的《文钞》刊行于世呢？当然他是在手、眼二镜，或三镜的帮助下回复书信的，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师平时从不戴眼镜，除非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才用。他生甫六月就病目，但至晚年依然丝毫看不出目有病相，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双目炯炯有神，慈光奕奕。关于这一点，张觉明居士在《印光大师画像记》中有详细的一段记录，今摘录如下：

“自民国廿三年春皈依大师后，屡思赴苏叩聆教诲，而久未如愿。廿五年春，忽梦有人导行赴苏礼师，见上坐者法相庄严，祥光四照。醒而怀疑，以为大师年逾古稀，且素有目疾，决不似所梦之僧丰颐广颡，目光奕奕也。后有同仁十八人，嘱介绍皈依大师座下，是时小疾未愈，懒于握管，稽迟数日，犹未禀闻。乃在六月晦日，又梦大师，常服立檐下，手握念珠，庄容诏余云：‘明日可介绍来。’乃于七月朔日力疾作书，末复详述二次梦境之奇，并询二次梦中瞻仰师容，何以均见双目无病。盖当时尚疑梦境难凭也，乃蒙大师覆谕云：‘明居士鉴：所言以文字书画音乐，接引初机，入佛法海，乃菩萨大愿。然须自审有不随境缘所转之定力，则于己于人均有大益，否则一味向外事上用心，恐于了生死一着子弄得难以成就也。（中略）学佛之人，必须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为真佛弟子。《净土五经》，须于前后两序注意，自知净土法门之广大微妙，庶不被他种知识所摇惑。所言做梦，乃汝诚心所现，非光能为人现身于梦中也。光博地凡夫，然每有言梦见或有训饬者，此皆由彼之诚心，感观世音菩萨应机为现，正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菩萨尚现山河大地、楼台殿阁、桥梁道路、什物器具，况人乎哉？光目无病相，祈慧察！’”

古德曾有言曰，疾病苦难等逆因缘，亦可作修道的有力增上缘。看来真是如此。大师自生甫六月病目，后来虽则治愈，而又屡发不止。如后来在陕西兴安县（今安康）竹溪寺受戒期间，因书写过多而导致目肿发红；又后来因在灯下校书过多而伤目。就这样，过度的用目劳累而使大师的目力一天不如一天，最终导致他后来不得不用手、眼二镜、或三镜而笔耕。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始终以炯炯有神之熠熠目光示现世人，毫无病目之破绽。我想，这是大师“竭诚恭敬”地专修净业的感应与明证，也是他警告世人修学佛法的秘诀在于“竭诚恭敬”四字。

4.幼承庭训

大师幼年时期，因生甫六月的病目及其后来的“厌厌多病”故，其性情犹若闲云野鹤般之孤僻、娴静，爱幽独处之习惯养成了他后来的天然禀性。其喃喃自若、兀兀独坐之举动，已是出尘脱俗之预兆。

或许，正因为大师从小不愿与人来往的缘故，再加上体弱多病。其父母未将大师送进私塾去读书，而是留在了自家跟随长兄读经识字，乃至广阅诸子群书，向未从塾师读书。关于这点大师在《文钞三编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也说：“光未从师，始终由兄教之。”大师这种特殊的求学生涯是值得探讨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那个时代，乡下的私塾不比现在这样普及。穷人家的孩子是很少读书的，女子读书的则更为少见。一是因为穷人家购买不起书本，因为那时的书是极其昂贵的，连田产都没有的佃农是不考虑让孩子们读书的。二是因为那时农村缺乏劳力，一般来说男子是要兼顾农事的，子女多的家庭不能个个都入私塾去读书，而更重要的是帮助父母耕田劳作。大多数男子，都是跟随父亲边种地边读书识字的。也就是忙时下地耕种，闲时温习书本。当然，这种情况必须是父亲识字才可教孩子读书，否则是不可能的。不过，那时即便是没进私塾读过书的人，只要有文才照样是可以参加乡试的，一视同仁。

当然，在那个时候，富贵家庭的子女也是不进私塾去读书的，一般是请位先生在自己家里教孩子们读的。但大师的家庭并非富裕，仅有薄田而已。按理说，在自己家里是给大师请不起先生的，只能送进私塾去读，大概是因为大师的长兄学问渊博的缘故吧，或是因为其父母担心大师的病体，而不忍心送进私塾。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师一直是跟随在自己的长兄身边读书。这个暂且不论，今就只从这种教育子女的成效来谈谈。

中国的传统教育源远流长，早在周朝的时候，就特别重视胎教，故周朝三太有“相夫教子”之美名流传。古人最初要将五六岁的孩子送入太学读书，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学文作诗，而主要是为了学习做人的礼仪，故其教学大纲主要是“洒、扫、应、对”。这是古人的教育启蒙之作。可是，到了后来把这些都废除了，人们送孩子入私塾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希贤希圣”，而在于科举及第，功名成就。也可以说是，送孩子入私塾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扭转家庭贫困的面貌，其根本在于仕途。这的确是有违于古人最初的教学意旨。

大师自小多病，但天生颖悟，有读书的禀赋。父母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就在家中专门为他设一学堂。七岁至十四岁的时候，随兄在合阳家中开始耕读。十四岁至二十岁的时候，则随长兄至长安攻读，想必这是为了弱冠时的乡试而作的闭户攻读吧！

在家的一段时期，是非同小可的时期，因为这个时候正值大师幼年的教育，对以后成长有其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家中父母，则是大师的榜样，二位哥哥又是辅佐，并且是边习农作边读书的。习农作则有利培养坚韧的毅力与顽强的意志，读诗书则能陶冶情操、开启智慧。这样，既使大师从小就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并且亦使大师深深地体悟到了“惟有苦中苦，才有人上人”的哲理，使他更加发奋读书，见贤思齐。

又大师的父母是乡里有德望的人，其父年高德劭，其母素有“相夫教子”之天职，为人慈和淑慎。二老皆为乡里所推敬。《印光大师言行录》云：“岁壬申，合阳旱灾。办赈诸居士访村中父老，犹有能述师家庭旧德者。盖关中土厚水深，素敦古处。师家世德相承，尤为乡人所乐道云。”父母的一举一动是大师的模范，兄长的一言一行是大师的榜样。就这样，在父母道德的感化和兄长的学问熏陶下，终于造就了大师后来的嘉言懿行，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惟有伟大的父母，才有非凡的子女。不知家中之所以如是安排大师始终跟随父兄受业，长期在自家中闭门深造，这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与思维？但从大师日后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养和渊博知识，可以断定是相当有效的学习。大师一生之弘法，藉文字为媒介者多，其雄辩、流利，为古今僧人所罕见，家庭的长期熏陶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可见其家中父兄之道德与品行非同寻常，故大师之幼承庭训毋庸赘言，便以《言行录》之文结尾如下：

“幼受业于父兄。读书之外，躬洒扫，习农作，胥有定程，惟虔惟谨。承勤俭朴厚之家风，养肃恭仁让之素质。出家后，德隆一世。虽自有夙因，而律己之严，作事之审，为道之笃，利人之宏，得自庭训者殊多。故师之立言，特重家庭教育。尝云：‘欲子弟成人，需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始。盖幼时所禀受，乃言之谆切如此。’至垂老仍亲洒扫；其洒扫之仪，师自言犹是长兄教。兄教不敢废，父教可知。盖师于幼时庭训，终其身未之敢忘。自昔过量高人，固无不从忠信笃敬中奠其基也。”

5.尊儒辟佛

古人读书，一方面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与学问；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科举及第，以扭转家庭的贫困面貌。大师的读书亦不例外，其父兄让大师在家中学堂潜心读书，无非是希望他能仕途坦达，一帆风顺。

中国的科举选拔制度自隋唐以来，皆遵“八股取士”之风，明、清两代更甚，有明文规定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为考试范本，用八股文体作文章。这势必就要求凡是为赶考求取功名的芸芸学子，务须要学“八股文”。

八股文，又叫“制艺”、“时文”、“八比文”等，文章题目全出自四书五经，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规矩。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破题用两句话破题意，承题用三句或四句；破题、承题作进一步说；起讲是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是起讲后的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是全篇文章的重心；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合八股，故叫“八股文”。

在大师读书的那个时代，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因为大师出生于1861年，而中国的科举制度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被迫废除。可是，大师对于“时文”一点不感兴趣，惟独对“宋明理学”特感兴趣。他的父兄开始对此很不满意，但因他十四五岁时的“厌厌多病”故，就苟且允许之。如他在《复卓智立居士书一》中说：

“幼随家兄读书，初则值乱，担搁两年。次则多病，学无所成。初生半岁即病目，六个月未曾开眼。除食息外，镇日夜哭，不歇息。后好，尚能见天。十余岁时，见韩欧辟佛之文颇喜，兼欲学理学，故于时文俱不愿为。家兄以其长有病也，任之。”

这段文字里，透露出了三点消息：其一，是眼疾的长期折磨；其二，是战乱的困扰；其三，是宋明理学思想的误导与侵蚀。这都说明大师在幼年之时有着种种不同寻常的苦难与熬煎，其命运之坎坷可想而知。

大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时，寂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卯时，世寿八十，僧腊六十”。在其八十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一直都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因为外国入侵、清廷卖国、辛亥革命的不彻底等等，致使战争不断，土匪强盗横行，社会风气一坏再坏。而与此同时，陕西地区是最为封建的理学思想的根据地之一，理学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样兵荒马乱的成长环境和无比守旧的观念，便不可避免地给印光大师种下了“尊儒辟佛”的因，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以韩愈、欧阳修等为首的理学家都大力辟佛，作掩耳盗铃之笑柄。恰恰大师“十余岁时，见韩欧辟佛之文颇喜，兼欲学理学”；而对时文一点不感兴趣。

关于这点，大师在好多书信中都谈到了，不胜枚举。如《复邵慧圆居士书》中云：“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又在《致广慧和尚书》中说：“入塾读书，又受程、朱辟佛之毒。幸无程、朱之学问，否则，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又如在《息灾救国法会序》中云：“及成童读书，又陷入程、朱、韩、欧辟佛之漩涡中，从兹日以辟佛为志事。而业相又现，疾病缠绵。深思力究，方知其非。”总之，大师自小的颇以理学自居，而又不喜时文，偏爱韩欧辟佛之文的缘故，酿成了大师早年的辟佛之因。但可幸的是十四五岁后的多病，而又无程、朱之才学，终未铸成终身之大错。反而以此而深思力究之，这辟佛之因却反而成了他后来反省、忏悔、惭愧的学佛入道之有力增上缘。

6.因病反思

大师的读书不同于别人的读书，他的目的在于“希贤希圣”，以效法古人而提高自己的修养与品行，并非看重科举功名以求取人生富贵。他又不愿习作“八股文”，而颇爱韩欧辟佛之文。再加上合阳当地浓重的宋明儒学气氛，“个个皆辟佛、人人都尽儒”的先例，大师亦例辟佛之行。正如他在《复邵慧圆书》中说的那样，“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

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大师当时的辟佛心情是何等的激烈，又可以看出大师的性情孤高非常人之所能比。在这样的情况下，酿成大师早年的辟佛之端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据说，大师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为了竞作辟佛说之先烈，夜以继日地写了好多篇辟佛的论文，很自以为是。好像是不驳倒佛家歪理邪说绝不罢休似的，那股盖天覆地的决志与毅力可谓是不可思议。

但事实往往并不是那样，当大师辟佛还未得意之时，便迎来了十四五岁的“厌厌多病”，险些夭折性命。可幸的是，大师生来就是个善于思维型的人物。按大师当时的常理说，大师当时的尊儒辟佛说之杰作是替天行道的，应该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却怎么是落得了一身病苦折磨。这一病，引发大了师内心深处的反思，扭转了大师的生机。

据有关资料记载，他从进入私塾读书的时候起就深受韩欧程朱等人的辟佛感染，总以捍卫理学正义为己任，坚决与释老作对。如《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中说：大师“幼随兄读儒书，颇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议”。大师在《致广慧和尚书》中说：“入塾读书，又受程、朱辟佛之毒。幸无程、朱之学问，否则，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

大师又在《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发刊序》中说：“光宿业深重，受生佛法断灭之乡。出世半年，又遭六月闭目之痛。入塾读书，屡受盗匪兵戈之扰。稍开知识，复中程、朱辟佛之毒。所幸学识全无，不能造生陷阿鼻之业；设或才智等伊，必至作十虚莫容之愆。由此意恶，长婴病苦，数年直同废人。一旦始知错误，于是出家为僧，冀灭罪咎。”

又在《净土决疑论》一文中，印光大师说：“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印光大师是颇具高人手眼的，他大胆地怀疑古人，他大胆地向权威挑战，他大胆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足见印光大师是善于思考的人。那时的印光大师就是从自己的“厌厌多病”而开始反省自己了，开始怀疑自己的辟佛之异端。从自己命运的坎坷中，通过反思自己所作所为的是与非，他终于发现了程朱之学不足效法。

大师的因病反思是值得后人学习与效仿的，他的反思使他萌生了探讨人生真谛之心，是迈向更高境界的人生理想之端的。老子因悟得“吾有患，因吾有身”后，作《道德经》一部，宣扬“无为”、“谦退”之旨意。大师却因病而反思人生真谛、生死大事，终于因自己不断的反思、探索而步入了空门。

7.读经转捩

或许，人们都会问大师是怎么从辟佛谤法的一“阐提”而成为一代高僧的呢？似乎觉得甚为奇特。在此期间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感悟，才使他得以洗心革面，转迷为悟，放弃理学而归投佛门的呢？

从大师的《文钞》中可以得知，大师扭转机捩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从小的目疾一直困扰着他，看书一多眼睛就会发红，这对一个嗜书如命的莘莘学子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这势必使他早年就感悟到了“人生是苦”的熬煎与滋味，其孤僻不喜与人往来的性格便是他寻求出离的先兆。其二，自他入私塾读书后，在其父兄的教导下却偏偏以理学而自任，以辟佛之韩欧程朱等人为自己效法之榜样与模范。长年来以发誓驳倒释老而扶危匡正，满以为自己辟佛有功。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因此而招来的十四五岁的“厌厌多病”，因病而悟得身为苦本的真谛。这两点是大师扭转机捩的最初原由。如《印光大师言行录》中云：“师幼读程朱书，受其辟佛之影响，寻婴重疾，始悟前非。渐究内典，知佛法广博精深，圆赅世出世法，彼辟佛者特别门户之偏狭之见耳！”

据有关资料说，大师因病反思后，之所以彻底放下辟佛之知见，开始怀疑宋明理学之掩耳盗铃之说，主要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读佛经。当时大师所读究竟是何书，有人说是莲池大师所著之《竹窗随笔》。从此便顿悟前非，返邪归正。

这么说，真正使大师扭转机捩的是读《竹窗随笔》的功劳了。莲池大师德高望重，智慧卓越，文殊菩萨也曾化一小童前去斗智，互不相让。他著的《竹窗随笔》也曾挽救过藕益大师的辟佛谤法之过愆。可见此书之不可思议处，学佛人不得不读。

纵观世间，从迷入迷者多，从悟入悟者少，故我佛设教之意在于为令行人从迷入悟，当下成佛而已。而大师正是因读《竹窗随笔》之点示而痛改前非，从迷入悟，可谓是世间“作已能悔”、知错改错之健儿也。大师的扭转机捩，亦是为世间泛泛悠悠之人、知错不肯痛改之徒的最好榜样；这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明证。

痛改前非，需要决志与毅力，并非人人皆可做到。关于这点大师在《复周智茂居士书》中说：“凡夫在迷，信心不定，故有屡信屡退，屡修屡造之迹。亦由最初教者不得其道所致。使最初从浅近因果等起，便不至有此迷惑颠倒也。然已往之罪，虽极深重。但能志诚忏悔，改往修来，以正知见修习净业、自利利他而为志事，则罪障雾消、性天开朗。故经云：‘世间有二健儿：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悔’之一字，要从心起；心不真悔，说则无益。譬如读方而不服药，决无愈病之望；倘能依方服药，自可病愈身安矣。所患者，立志不坚，一曝十寒；则徒有虚名，毫无实益矣。”

从大师的扭转机捩来看，大师是非寻常之人可比的，原以大师贵在知错能改。其悔改之决心与毅力，更不待言矣！这使人联想到祖师所谓的“不怕妄起，就怕觉迟”的警策。为人不怕犯错，就怕知错而不肯悔改。世间之人之所以沉沦五趣，永无出头之日，就是因为不肯当下承当、彻底掀翻自己之错谬知见，痛改前非之所致。可大师却恰恰相反，他的痛改前非“九牛莫挽”。正因为他幼年无知而辟佛谤法之罪愆，而终身背负“惭愧”二字，拳拳服膺，“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具足信愿，持佛名号”。以其毕生之精力，鞠躬尽瘁，以儒阐佛，以佛释儒，力挽狂澜于当时，绝弘正法于将来。

佛法广大无边际，摄尽世间一切善人，但绝不摄世间之一恶人，原以恶人与佛之慈悲相违背故。为了挽救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五逆十恶之徒，佛曾以无上之慈悲度鸯掘摩罗之杀人魔王弃剑于路侧，归投于佛陀。也曾说《观经》，开示净业三福与十六妙观挽救五逆十恶之人的堕落，令其痛改前非，至诚忏悔，得蒙弥陀之慈悲摄受而往生西方。大师之所以能扭转机捩，贵在能反思前非，知错就改，惭愧毕生也。

8.同州赶考

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即公元1874年，大师时年十五岁，适值大师读书的黄金时光。大概是因其长兄长期寄居长安的缘故，亦是为了不耽搁大师的锦绣前程，不得不在长兄的亲自教导下读书，故其长兄便偕同大师一起来到了长安。就这样，大师七岁至十四岁是在合阳家里读书的，当然在这期间因关中战乱而辍学两年。十五岁至二十岁是随长兄在长安潜心攻读的。

在长安一住就是整整六年的光景，大师的长兄既是大师的伴读，又是大师的启蒙老师。在其长兄的督学与严教下，使大师长期以来闭户潜心史典，遍阅诸子百家之书，不但造就了大师深厚的文字功底，并且丰富了大师的知识，开阔了大师的视野，还培养了大师的浩然正气与高尚节操。要知其长兄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皆是大师的榜样与模范，一切教诲大师都是惟命是从的，不敢有半点的懈怠与不遵。

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再加上时局的不安，环境的喧嚣，使从小孤僻爱静的大师激起了思想上的波澜，心灵上的寻求解脱。说来也不奇怪，因为大师生来命运几多坎坷，俱生以来的病魔缠身与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这种种因素不得不引起大师善于思维的天赋与灵感。内心澎湃如潮的反思，终于成为大师寻求出离生死的发端。

因为大师在长安读书的时期，不比在合阳家中那样独尊理学，而是在兼读儒书的同时，还不断地涉猎佛教内典，毕竟长安的儒学风气不比合阳那么浓厚，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新颖。并且长安乃“九朝古都”之地，处处名胜古迹多是佛教塔寺，其悠悠清钟自能触发大师尘点劫前于无量佛所所种之善根，不能不引燃大师内心深处的幽微难见之佛性的使然。长安离合阳家乡四百二十余里，往返不甚方便，因为那时关中交通工具不是很先进。大师一住便是六年，就在二十岁那年，即大清光绪六年，适值同州乡试。其长兄便令大师报名投考，以冀大师先能考中秀才，然后才能有资格进京赶考。

这次乡试，大师奉其长兄之命报名投考，可是大师的心思却不在考取秀才上。同州即是指今天之西安市，但紧挨长安。究竟这次乡试大师参加考试了没有？到底考中秀才没有？现存资料没法考证，大师书信中也未曾言及。

就在去同州参加乡试之时，不料大师的思想却发生了质的改变，竟然只身投奔同州城外西郊的雁塔寺，拟以出家。其长兄几经周折才找到他，再三良言相劝，而大师却不以为然地说道：“举人、秀才能怎样？为官那有好下场！……到头来，大祸临身更悔煞！”说得其兄哑口无言，无奈只好硬扯回去。

大师这次突如其来的出家之举，实在令其曾经饱读儒学的长兄无法理解，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大师出家的。只好放弃投考功名秀才的念头，将大师强行硬扯回住处，以家法而制裁之，令其不许妄动出家念头。可是，大师就在这乡试之关键时刻，只身投奔寺院而拟出家，这也实在是值得后人深思的，足见大师读书只在“希贤希圣”之德行，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境界与为人品质，并非在功名利禄上。

（昌莲：苏州寒山寺文化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