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左传》是毛泽东读的第一部史书。

早在1906年，13岁的毛泽东在离家七八里的井湾里私塾读书时，塾师毛宇居给学生讲授了《春秋左氏传》，毛泽东很喜欢。毛宇居见他喜欢读杂书，还有意多加些《左传》之类的经书课文，规定要背诵。

在私塾读书期间，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他能背诵出许多名篇、名句，其中包括《左氏春秋》，以至历久不忘，在日后的著述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

他把《左氏春秋》当作政治课本、历史课本和兵法来读。

我们不是宋襄公

毛泽东读《左氏春秋》，很多是因人论事，然后联系时代和社会作叙述和批判。1910年在东山学堂，毛泽东就曾对《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记载的宋襄公与楚的泓水之战作评述。

此篇写宋楚泓水之战及宋襄公之迂腐：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被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犹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毛泽东的这篇评述，取名为《宋襄公论》，与另两篇《言志》、《救国图存篇》一起在同学间传诵，也深得老师的赞赏。此文观点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有所提及的，“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2页）类似的观点，毛泽东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上又作了详细叙述：春秋时期，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还在渡河。宋国有一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军队大败，宋襄公自己也身负重伤，落荒而逃。对待蒋介石，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退避三舍”的政策

毛泽东读《左传》，对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很有兴趣。在城濮之战中，晋国先采取避其锐势、诱敌深入的退却战术，所谓是“退避三舍”。

“退避三舍”和城濮之战的故事，均见于《左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文公重耳出亡楚国时的境遇：

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草，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健，以与君周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名为礼让楚军，实行“退避三舍”战术：

子玉怒，从晋师。

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子玉即楚国主帅成得臣，此战即因他跋扈、骄横，致使楚军一败涂地，自此南方楚国无力，百十年难以问鼎中原。

毛泽东很赞赏晋文公城濮之战“退避三舍”的战术。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两次提到《左传》中“退避三舍”的故事。他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9—130页）5月31日，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就国内形势状况指出：“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89页）

秦穆公说：不怪你们，是我的责任

毛泽东也很欣赏秦穆公和孟明视（即百里孟明视，名视，字孟明）的故事。

秦穆公和孟明的故事，分见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左传·文公元年》、《左传·文公二年》和《左传·文公三年》：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传·文公元年》：殽之役，晋人既归秦师，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苪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左传·文公二年》：“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二月，晋侯御之。”“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敌乎。”

《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阙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1959年6月，在开往韶山的列车上，毛泽东给王任重讲了这段故事：孟明视挂帅伐晋，打了败仗，秦穆公没有责备他，还说由于没听你们的意见，害了你们，是我的罪过，你们没有罪。再次伐晋，又打了败仗仍是重用他。于是孟明视增修国政，富国强兵，又大举伐晋，势不可挡。毛泽东用这个故事说明：自古以来，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打两个胜仗一次败仗，就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啦。又说：如果是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据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回忆，毛泽东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过秦穆公和孟明视的故事：1963年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在讲到对犯错误者的态度时说，凡犯了错误，只要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为此讲了历史上秦穆公的故事：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全军覆没，被晋国俘虏了三位将军。这三位将军因为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位将军放走了。晋王发觉了，派人追，未追回。秦穆公穿着孝衣迎接三位将军，并说，不怪你们，是我的责任。秦穆公照旧任用这三位将军。过了三年，秦军便把晋军打得全军覆没了。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一鼓作气”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曾引用《孟子·尽心下》，称“春秋无义战”。但他对春秋时期充满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颇为赞赏。其中包括齐鲁长勺之战。

毛泽东由长勺之战谈到鲁国的指挥者曹刿。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是鲁、齐交接处的一个小村。长勺之战是春秋初期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多次谈到长勺之战。

1936年3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今志丹）为红军大学演讲关于“军事辩证法”的战略学。据陈士榘回忆：我记得他在讲战略学的战略追击时，专门列举了一些中国古代战例。如春秋时期著名的长勺之战，鲁国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战胜强大的齐国的例子，以及后来齐桓公和军师管仲关于追击战的例子。当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个有名的成语，叫做‘一鼓作气’来自何时呢？来自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第225页）毛泽东讲述的这个例子，后来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说：“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用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毛泽东还全文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中的“曹刿论战”：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

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毛泽东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3—204页）

据李银桥回忆，1953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对两个县公安局长违法乱纪、草菅人命一事的处理报告后，很是气愤。当时李银桥劝他消气。毛泽东说：你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春秋时期，山东有两个诸侯国齐国和鲁国。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鲁国的国王当时是鲁庄公，他当国王当到第十年的时候，齐国发大兵来打鲁国，鲁庄公准备发兵抵抗。有个知识分子叫曹刿的去见鲁庄公，问他打仗会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鲁庄公回答说，我对鬼神很敬重，鬼神必然会庇护我。曹刿说，鬼神的事很难说清楚。鲁庄公又说，我平时有什么东西爱分给大家。曹刿说，那是小恩小惠，没有什么了不起。鲁庄公又说，我对于所有的案件虽然不可能每件都办得十分好，但总是尽量弄清楚，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曹刿说，凭这一点你肯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肯定会打胜仗。结果弱小的鲁国果真打倒了强大的齐国。我不是可惜那两个公安局长，而是怕这样的人一多，我们就会渐渐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啊！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林则徐侄孙林遵谈话时，就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句，当即与林遵解惑：这两句诗出自《左传》，原句是“苟利国家，死生以之”，你叔爷化作古书上的话，化用得好。（《毛泽东挥师渡江纪实》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