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铜钱存世少之探因

西夏铜钱存世少之探因_文博耕耘录

西夏铜钱存世少之探因

郭晓红

西夏钱币是我国古代货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夏钱币是以铸制工艺精良，汉文和西夏文并用的独特形式，史籍不载和传世数量稀少而称著于世。从19世纪初至今，在宁夏、甘肃、陕北和内蒙古西部的西夏遗址、城址、陵墓和窖藏中均有西夏钱币出土，就数量而言，西夏钱币的存世是比较少的，尤其是铜钱就更少，究其原因，有多个方面，关键与西夏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与西夏周边封建政权的经济发展及贸易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深入研究西夏钱币，对发展我国钱币学、丰富我国古代货币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夏钱币的种类

现存西夏钱币种类繁多，金属货币主要为铜钱和铁钱，同时又有西夏文与汉文之别，均为年号钱。

现按年号的先后顺序分述如下：

（一）最早的为夏景宗元昊称帝建国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公元1038—1048年）时，铸铜质汉文楷书“天授通宝”。

（二）夏毅宗嵬名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年～1056年），铸西夏文铜钱“福圣宝钱”。

（三）夏惠宗嵬名秉常大安年间（1075年～1085年），铸铜钱西夏文“大安宝钱”和汉文“大安通宝”。

（四）夏崇宗嵬名乾顺贞观年间（1101年～1113年），铸铜钱西夏文“贞观宝钱”，元德年间（1119年～1127年），铸汉文楷书“元德通宝”、隶书“元德通宝”和“元德重宝”，大德年间（1135年～1139年）铸汉文“大德通宝”。

（五）夏仁宗嵬名仁孝天盛年间（1149年～1170年），铸汉文铜和铁钱“天盛元宝”；乾祐年间（1170年～1193年），铸汉文楷书铜、铁钱“乾祐元宝”、汉文行书铜钱“乾祐元宝”和西夏文铜钱“乾祐宝钱”。

（六）夏桓宗嵬名仁纯祐天庆年间（1194年～1206年），铸汉文铜钱“天庆元宝”和西夏文铜钱“天庆宝钱”。

（七）夏襄宗嵬名安全皇建年间（1210年～1211年），铸汉文铜钱“皇建元宝”。

（八）夏神宗嵬名遵顼光定年间（1211年～1223年），铸汉文楷书和篆书铜钱“光定元宝”。

西夏神宗之后的献宗嵬名德旺和末主嵬名晛，因蒙古大军兵临城下，难以自保，没有再铸钱币。西夏王朝传承的十代皇帝，除末代的两位皇帝外，其余各代均有铸币的实例。

西夏钱币铸造非常精美。除早期的福圣宝钱、大安宝钱等制作较为粗糙，文字也不甚规范外，后期西夏钱币则轮廓规整，文字清秀、深峻，制作精工。夏荃之在其《退武钱谱》中称西夏钱铜质字画俱精好。清代古钱学者翁宜泉在《古泉汇考》中还认为西夏桓宗李纯枯所铸“天庆宝钱”，比辽天祚帝所铸天庆钱都要精好。现代经济学者、钱币学者均认为西夏钱币的精致绝不亚于被人称颂的宋钱。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郭彦岗在《中国货币史纲要》中称西夏钱制作精致，文字整齐。西夏钱币受到古今钱币家的称赞，充分说明了西夏钱币铸造工艺水平的高超。

二、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

20世纪以来，西夏时期的窖藏、罐藏钱币不断被发现，其出土的地域范围很大，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宁夏、甘肃、陕西和内蒙古等地，所出钱币年代从西汉至西夏，其中以北宋钱为最多，而西夏铜钱出土数量很少。

（一）宁夏地区出土西夏货币状况

1965年在石嘴山庙台乡出土一批西夏铜钱，无一枚西夏货币，主要为北宋钱。

1972年～1975年在银川西夏陵区，出土铜钱一批，有西夏钱汉文铜钱“光定元宝”1枚，其中西汉、唐、五代和北宋钱占50％以上。

1975年在盐池县八道梁出土窖藏钱币，总重75公斤，北宋钱币占50％以上，西夏钱仅为汉文楷书“天盛元宝”“光定元宝”两种。

1979年在石嘴山市贺兰山大风沟内，出土窖藏铜钱33公斤，8599枚，西夏钱币共出土122枚，有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和汉文“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八种，其余为西汉、隋唐、五代、辽、金、北宋钱币。

1980年在石嘴山榆树台，出土铜钱23公斤，5415枚，其中西夏钱只出土22枚，有西夏文“大安宝钱”和汉文“天盛元宝”“乾祐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五种。

1981年在灵武市崇兴乡高台村，出土铜钱150公斤，有西夏汉文钱“天盛元宝”和“光定元宝”数十枚。

1984年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滚钟口，出土铜钱125公斤，29506枚，有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和汉文“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八种十枚。

1985年在盐池萌城，出土铜钱100公斤，有西夏文“福圣宝钱”“大安宝钱”“天庆宝钱”和汉文“天盛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七种八枚。

1988年在中宁县石空镇出土铜钱约100公斤，有西夏文“天庆宝钱”和汉文“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四种。

1984年～1986年在灵武陆续出土铜钱523枚，有西夏“天盛元宝”4枚，北宋钱占85％以上。

1988年在平罗县贺兰山小耶和沟，出土铜钱2558枚，仅有西夏汉文楷书“光定元宝”一种，其余多为北宋钱币。

1989年在贺兰山小水沟，出土一批铜钱，有西夏汉文“天盛通宝”一种。

2000年在西夏三号陵西碑亭，出土唐宋钱币17枚，含13个品种，无一枚西夏货币。

（二）甘肃地区出土西夏货币状况

1805年在武威发现贮钱小瓶，西夏文铜钱有“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和汉文铜钱“元德重宝”“天盛元宝”“光定元宝”。

1827年在武威城关发现铜钱，有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和汉文“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

1955年在永昌河西堡，出土铜钱4521枚，有西夏汉文钱“天盛元宝”6枚，“皇建元宝”1枚。

1958年在兰州市城关，出土一批铜钱，有西夏汉文钱“天盛元宝”1枚，“皇建元宝”1枚。

1979年在武威城关，出土一批铜钱，有西夏汉文钱“天盛元宝”。

1984年在武威城关，出土铜钱500枚左右，有西夏汉文钱“天盛元宝”和“光定元宝”各1枚。

1986年在武威大坝场出土窖藏铜钱100斤，有西夏文“天庆宝钱”和汉文“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四种。

1999年在固原头营乡张崖村出土约10公斤，有西夏汉文钱“乾祐元宝”1枚，北宋钱币占了95％。

（三）内蒙古地区出土西夏货币状况

1958年在临河高油房出土一批钱币，有西夏汉文铁钱“乾祐元宝”。

1979年在鄂托克旗二道川出土铜钱65斤，有西夏汉文铜钱“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和“光定元宝”五种。

1982年在包头沙尔沁出土200斤铁钱，有西夏汉文“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铁钱，数量占了一半以上。

1986年在乌审旗陶利出土窖藏几十万枚铜钱，北宋钱占81％。西夏钱有西夏文“福胜宝钱”“大安宝钱”和汉文“元德通宝”（隶书）“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四种。

（四）陕西地区出土西夏货币状况

1985年在定边县堆子梁出土窖藏铜钱42公斤，北宋钱居多。西夏钱有汉文“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和“光定元宝”三种。

从总体上来看，西夏钱在出土货币总量中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钱或旧钱。这说明在西夏社会经济中，流通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所铸西夏钱币非常少。

三、西夏钱币存世少的原因探析

西夏铜钱存世少与其社会经济的落后密不可分，认真分析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一）与辽金等占据了一些农业区而发展农业不同，西夏的国内商品十分贫乏，需要与周边地区进行贸易来补充经济的不足，特别是与中原北宋王朝的经济联系最为密切，这主要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西夏处于中国的西北腹地，这里除黄河沿岸的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适宜农业外，其他地方均为草原荒漠区，只能发展畜牧业，因此，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西夏是一种半农半牧的经济，许多原料物品自己不能生产，只有依靠与宋、辽、金进行商品之间的贸易交换，对外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对此，宋朝司马光就曾说过“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退其余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敌人，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才彩百货所以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哺乳之。”更有学者分析：“唐天宝以后，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大中虽复河湟，而名存实亡；流传五代，以及于宋，而河陇为西夏所居，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为国，是以亟亟屈服。盖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犬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这对西夏经济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分析得鞭辟入里。

即便是到了金朝，西夏与金朝交换的仍然是生活物资，这还曾引起金世宗的不满，说：“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由此可以看出西夏经济的依赖性，始终阻挠着西夏自立的政策，虽然对周边政权都有取胜的战绩，但是最后依然不得不乞和以求互市贸易。

这种互市还经常受到来自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影响，时断时续。如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建夏国以后，宋廷决定中断与西夏互市，到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宋夏议和后，在元昊的请求下，才重新开放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榷场。但是，到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因为西夏人与宋人在耕地方面发生了冲突，宋廷下诏禁止陕西四路与西夏进行民族贸易。直到宋神宗即位以后，宋朝与西夏之间的榷场才又恢复正常。

（二）西夏境内铜少，原料缺乏，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铜禁，并严禁私铸，致使铜铸币稀少。

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六对此事做说明道：“自茶山铁冶人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暗指宋朝）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宝(有学者考定‘永’当为‘元’)钱，与金正隆元宝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

为了防止铜钱外流，西夏采用法律条文和各项措施来加以限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诸人不许去敌界卖钱，也禁止将铜铁运往他国。钱币毕竟是一种流通货币，仅用法律来规定是很难奏效的。我们发现西夏铁钱多分布于内蒙古包头、东胜一带，这里是夏、金交界的边沿地带，铜钱则主要发现于西夏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铜在当时属贵重金属，宋朝为防止铜的流失，将四川、陕西划分为铁钱区和铜钱、铁钱并用区。西夏铁钱多发现于夏、金交界地带，可能是西夏仿宋制，为防止铜的流失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尽管西夏有自己的钱监铸造钱币，所出土的北宋钱达85％以上，而西夏钱仅占百分之一强，这说明境内流通的主要是宋钱。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知道西夏虽然铸钱，但其境内流行的主要是北宋钱，从这一方面也反映出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北宋的依赖。

（三）熔化铜钱制作兵器。

关于西夏熔铜钱制作兵器，在北宋史籍中多有记载，实际上这也是宋朝禁止铜钱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北宋很早就注意到铜钱流入西夏的问题，早在开宝三年，就发布了禁止铜钱从西部外流的禁令，“开宝三年诏曰：铜钱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盐铁使王明上奏：“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党项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太宗批准。

到了嘉祐年间，宋朝政府出台旨在防止铜钱外流的《嘉祐编敕》，具体内容是：“一将铜钱出中国界者，河北陕西河东不满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一年，没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其中陕西和河东部分地区是专门针对西夏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每年因为贸易流入党项地区的铜钱很多，除了部分用做货币外，大多被熔化制作兵器等器械是其主要用途之一。

（四）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朝代更迭不断，引起社会动荡，钱币窖藏十分普遍，这是西夏铜钱存量少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北宋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的“靖康之变”中被金朝灭亡，后高宗迁都到临安，建立南宋。因此，考古发现，北宋晚期窖藏钱较多。西夏也是如此，1205年以后，蒙古汗国从北边进攻西夏，引起西夏社会的不安，1227年被蒙古汗国灭亡，在现经发现的窖藏钱中，多为西夏灭亡前铸造的“光定元宝”。“发现窖藏钱的增加与战争或王朝灭亡有密切的关系，这说明由于战争引起的社会不安，是埋藏钱币的原因。”

（五）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西夏境内普遍存在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

自唐朝始，党项族迫于吐蕃的压力，陆续迁入内地，当时生产普遍以畜牧业为主，商品经济不发达，长期存在的是以物易物，物物交换。如唐人记载唐朝商人“远近商贾赍杂缯诸货，入其部落，贸其牛马”。代宗大历五年二月的诏令说：“通商之法，自古明规。但使处流行，自然不烦馈运。委边镇宜切抬引商旅，当使如归，除禁断兴器外，任以他物于部落往来贸易。”仍然表现的是这种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在不断与周边民族的交流过程中，党项民族的商品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

实际上西夏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兴庆府及河西地区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活动频繁外，广大农牧区还是相对闭塞落后，仍然处于自给自足或实物交换状态，在很多地区，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张一直用于充当支付手段。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不大，其商业活动无法与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业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服务，对货币的需求量本身并不大。

西夏建国发行钱币和使用他国钱币，自身仍然存在着物物交换的现象。如《西夏文天盛廿二年（公元1170年）卖地文契》中，黑水城一名妇女将自己拥有的22亩土地出卖“价凿全二骆驼，一双峰（骆驼），一御体（代步骆驼）等四”说明价格为四匹骆驼。有的学者从研究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存在“比物交换”、“本物交换”等词语，认为这种交换是市场货币短缺的一种表现。

西夏铸造的货币，特别是西夏文铜钱，与辽、金等王朝对比十分鲜明，辽朝虽然有契丹文的货币，但是发行量相对辽朝汉文钱都是小的，而且有浓厚的纪念意义。而金朝从来没有发行过女真文的钱币。西夏则不然，西夏使用宋钱并铸造货币，铸造钱币大多只是作为突出其民族性的一种象征的方式，这与西夏建国初期，元昊所采取的一系列保持民族特征的政策相吻合，同时，对照辽、金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更具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