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领域，由于伯明翰中心被男性控制，女性学生“发现参与伯明翰中心团体极端困难，并且感到她们不能参与到这个团体中，而男性控制了它的思想成果和成果得以实现的环境”^〔34〕。这种不满导致女性学生成立女性研究小组，她们对于伯明翰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伯明翰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三点异议：首先，她们认为，女性虽然不是青年亚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但是仍然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女性嬉皮士、女性时髦东西和女性朋克等虽然是从属性的，但在她们各自的亚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对伯明翰中心忽视女性亚文化行为的抗议。其次，她们还质疑伯明翰中心亚文化研究的阶级维度。她们认为，青年女性往往用某种特殊行为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这种特殊行为不能从阶级角度来解释^〔35〕。再次，男性研究者仅仅关注男性亚文化，不仅忽视了女性经验，而且隐瞒了性别和她们进行活动的场所之间的关系。为此，女权主义者将研究的关注点从亚文化转向了女性的家庭生活，比如阅读浪漫文学，看肥皂剧，消费化妆品，买衣服，听音乐等。进而，她们研究了这些家庭生活与媒体的关系。她们认识到，女性通过媒体比如观看电视节目，来克服她们在家庭中受压迫的状况，但最终她们对这些节目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女性观看和收听的节目，与她们拒绝的节目一起，加强了兴趣领域的性别划分，这种兴趣既被她们在家庭中的位置所决定，也被妇女的结构所决定，这种结构保证了，相对于那些男性的工作和政治领域来说，女性价值观是第二位的（或者不那么‘现实’的），而女性视那些领域为异己的，但是是重要的。”^〔36〕她们的女权主义观点被称为白人女权主义，这种白人女权主义在80年代遭到了批判，这与殖民主义和种族问题相关。

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的攻击以及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反抗，使得女权主义和种族理论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女权主义与反种族歧视立场的结合，使女权主义的政治性得以加强。由于种族问题被与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白人女权主义者的研究受到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强烈质疑。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指出：“殖民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以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和剥削的状况。”^〔37〕在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看来，白人女权主义者存在着文化身份上的天生优越感，她们本质上还是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立场，因此不可能理解第三世界的妇女问题。由此，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质疑白人女权主义的政治动机和理论的可信度，进而怀疑她们研究第三世界妇女问题的“学术资格”。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白人女权主义者研究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取代。

女权主义与种族研究的出现，预示了80年代英国多元文化研究视野的出现。而霍尔的新研究兴趣、1979年辩论以及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标志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