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出版情况

第二节 写作出版情况

一、作者马克思简介

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小城的一个犹太籍律师家庭。1835年—1841年，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837年，开始钻研黑格尔哲学，并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1841年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10月—1843年3月，任德国《莱茵报》主编。1843年6月，和燕妮结婚。同年秋，迁居法国巴黎，同卢格合办《德法年鉴》杂志。《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表的一些文章表明他已成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1847年，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并将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大会委托，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纲领，这就是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受同盟中央委托，在巴黎筹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当选为同盟主席。4月，马克思回德国参加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英国伦敦。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马克思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1867年发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由恩格斯于1885年、1894年整理出版。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兼任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为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历届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是第一国际的实际领袖和灵魂。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马克思受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托，写作《法兰西内战》系统地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晚年致力于帮助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和人事理论研究。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病逝于英国伦敦。

二、《哥达纲领批判》与《哥达纲领》草案

《哥达纲领》草案。1863年5月，德国八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德国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当选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思想写入工人联合会章程，成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指导思想。1864年8月，拉萨尔去世，拉萨尔的继承人约·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他们仍然推行拉萨尔主义。1869年8月，德国工人运动的先进分子在德国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德国工人运动的爱森纳赫派。1875年5月22日—27日，德国工人运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爱森纳赫派两大工人组织选出的代表在德国哥达城召开两派合并代表大会。

对于两派的合并，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心和支持，因为合并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有利：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使合并真正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有利。爱森纳赫派必须坚持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同拉萨尔派合并，而决不能作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合并的首要条件是，要拉萨尔派放弃机会主义立场，如果拉萨尔派拒绝放弃机会主义的立场和路线，爱森纳赫派就只和拉萨尔派建立临时的组织联系，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而不应该急于合并，而是要继续在工人群众中揭发批判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争取拉萨尔派的广大成员，使少数坚持拉萨尔机会主义的人更加孤立，为两派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统一创造条件。

可是，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听不进马克思、恩格斯的告诫，仍然醉心于同拉萨尔派无原则的和解与合并，他们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赛尔曼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浸透拉萨尔机会主义的两派合并、组建新党的纲领草案，准备供合并代表大会通过。这个纲领草案就是合并后组建的新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纲，由于合并召开代表大会组建新党是在德国的哥达城进行的，所以，这个党纲被称为《哥达纲领》。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哥达纲领》草案后，非常气愤，他们立即给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写信，对此纲领草案进行严厉的批判。1875年3月，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对纲领草案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 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威廉·白拉克（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写了信，在信中尖锐地指出，党的纲领是“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而这个合并的纲领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同时，还寄出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这个会使党趋于堕落的纲领草案逐条、逐段进行批注、批驳，给予拉萨尔主义以彻底的批判和打击。

李卜克内西等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批判不但不予考虑，而且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意见未被接受。他们对《哥达纲领》草案只在个别文字上略加修改就通过了，成为新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式纲领，这就是充满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

《哥达纲领》发表后，马克思、恩格斯本想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明这个纲领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以表明自己对纲领的原则立场。但是，当时德国的反动派并没有看出《哥达纲领》的机会主义实质，仍然把《哥达纲领》当作工人阶级的东西来看待，并对《哥达纲领》进行攻击；此外，一部分工人也只关心联合，也没有看出《哥达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仍然把《哥达纲领》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为了顾全德国工人运动的大局，为了工人阶级的联合，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没有发表公开声明，马克思寄去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当时也未公之于世。

1891年1月31日，《哥达纲领批判》公开发表在德国党的刊物《新时代》杂志上。此时马克思已经逝世，由恩格斯主持发表。合并事情已经过去了15年，恩格斯为什么还要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这一历史文献呢？这是由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19世纪后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阶级斗争形势有所缓和，资本主义制度正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也有所转变，他们把掠夺来的垄断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收买工人贵族，培养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当时各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普遍滋长，并有日益发展之势。在德国，普鲁士政府于1890年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并宣扬实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随着统治阶级策略上的改变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所获得的一些胜利，党内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日益猖狂起来。他们公开吹捧统治阶级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说什么政府能够“按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鼓吹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公开活动，1890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起草一个新的党的纲领草案，提交给1891年即将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讨论，以代替原来的党纲即《哥达纲领》。为了反击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即将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能够制定出一个正确的党纲，恩格斯决定公开发表马克思15年前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为此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恩格斯的正确决定还是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反对和阻挠。恩格斯冲破重重阻力，迫使考茨基（当时党刊《新时代》杂志编辑）于1891年1月31日在《新时代》第1卷第18期发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为《哥达纲领批判》写的序言。

《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4月—5月间，当时题目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原来题目为《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所以，《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哥达纲领批判》是三个不同名称的同一部著作。所谓“哥达纲领批判”即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产物，它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思想，同时也批判了以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对拉萨尔派机会主义无原则的妥协让步、拿原则做交易的投降主义思想和行为。《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晚年写作的一部伟大著作，是继《共产党宣言》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部纲领性文献。

三、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

【原文】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

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式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竖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那么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非常糟糕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哈恩伯特·贝克尔的地址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去。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1875年5月22日—27日，德国工人运动的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哥达城召开合并代表大会，在合并前的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爱森纳赫派创始人、领导人之一威廉·白拉克写了这封信，信连同对《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即《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白拉克，并请白拉克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

马克思给白拉克的信的意义在于，向爱森纳赫派表明自己对新党纲《哥达纲领》草案的态度，告诫他们“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指出《哥达纲领》草案存在的拉萨尔机会主义的错误，希望他们注意改正，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拉萨尔庸俗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指导工人运动。

马克思认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新党纲《哥达纲领》起草太仓促，“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因为制定党纲是一件极其重大严肃的事，“是在全世界面前竖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哥达纲领》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另外，爱森纳赫派对待合并也存在策略问题，既然拉萨尔派的领导们为形势所迫，主动跑来靠拢我们，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而不是“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这种用过高的代价换来一时的成功是不足取的。

连同这封信一起送给白拉克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哥达纲领》具体地、逐条地进行了批驳，给予了拉萨尔机会主义以彻底的批判和打击。

四、恩格斯写的序言

【原文】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2]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不久送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爱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3]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迟延发表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既表明了对拉萨尔的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态度，也表明了对它的策略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15年以后的今天已经不会使人见怪了。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我们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闭幕才两年——他们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也会诬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成立之日起，不断受到各种机会主义的干扰，先是受杜林主义的困扰。1878年限制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又出现“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和以莫斯特等为首的“左”倾无政府主义，1890年后又受到福尔马尔右倾机会主义和“青年派”“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怀、帮助下，击败了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提高了党的战斗力。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德国普鲁士政府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可以公开活动。1890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起草一个新的党纲草案，提交1891年即将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讨论，以取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原来的党纲即《哥达纲领》。为了反击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使即将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能够制定出一个正确的党纲，恩格斯决定公开发表15年前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写了此序言。

恩格斯写此序言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起草一个正确的党纲，以取代原来的党纲——《哥达纲领》，“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二是“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既表明了对拉萨尔的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态度，也表明了对它的策略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顾全德国工人运动的大局，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联合，没有把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公开，而是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没有发表公开声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未公之于世。

在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剖析《哥达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批判的尖锐性，并说明其尖锐性的两个原因：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工人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所表现出的断然退步，使马、恩感到特别气愤；第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工人运动的密切关系，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拉萨尔主义错误归咎于马克思、恩格斯；因而马克思、恩格斯顾虑，巴枯宁们会诬指马克思、恩格斯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