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积极的态度对待文化安全问题

(三)要用积极的态度对待文化安全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其国际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甚至都不能与一些小国相比。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国防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同样也需要重视和关注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潮流，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且是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我们一些同志只承认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反对讲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他们的初衷是想保持我国政治和文化的独立性，保持我们自己的特色，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经济与政治和文化具有很大的连带性，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不仅是资源、商品、资金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不仅是人员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也肯定会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到观念和制度的变迁，所以也必然带动政治和文化的互渗和互动。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是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问题，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才能合理解决的问题。如果试图想用躲避全球化、甚至用拒斥全球化来维护文化安全，这恐怕就整个地把问题理解偏了。

对待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用拒斥全球化来保障民族文化的安全，如中东有些国家那样的消极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必须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也即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性地看待和理解全球化过程的必然性。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它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个国家有意发动的，而是以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积累为前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必经的路径和必然结果。

第二，理性地分析和理解全球化进程的进步性。马克思科学地考察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国际市场刚刚形成的时候，就敏锐地预见到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来临，而且预言，只有到了这个时代，一切新的发明创造才不会因为偶然的原因而失传，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广泛传播，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也只有到了这个时代，个人才能成为世界公民，充分吸取全人类发展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实际上，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一些国家之所以出现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超过了先发展的那些国家，正是借助于国际交往;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走过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路程，也是因为国际交往形成的后发展优势或后发之利。经济如此，政治和文化也同样如此，只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交往、借鉴，在冲突中相互比较和学习、在交融中各自取长补短，才会有人类文化大花园的繁荣。

第三，理性地分析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合理关系。中国是被西方国家强行拖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挨打、战败、赔款、议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面对现实政治、军事上的巨大失败，人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片面的甚至极端的态度: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理性地看待我国的文化传统，一方面要注意它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或前现代文化，它所依持的价值观念是与农耕时代的等级血缘关系相适应的，这一套观念是整体性的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尽管其中的许多要素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被纳入新的价值体系仍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又只能立足于传统文化，对之实行“创造性的转化”，在继承中创造，在创造中继承。

第四，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建设性的姿态。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并不意味着一味要保持中国传统特色，而是说要在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强健的中国现代文化和价值 观念体系。这里关键的是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建设性的态度，以我为主，一切适合于我的、对我而言是好的东西都可以吸取，一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东西都可以利用，一切能够体现人类发展的成果都可以服膺，不管这些东西来自何方。全球性的交往，各种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融合，对我国来说，既是一种严重的挑战，也为我们建设中国现代文化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正是有冲突，才有比较，才有刺激，才有竞争，才能激发创造性和活力;冲突中有交流，有理解，有解蔽，有融合，才能提供出文化建设的各种材料、各种手段、各种可能。我们既需要迎接挑战，更需要利用好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中国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本文系作者在云南召开的“全国价值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