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与唯物主义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与唯物主义的原则——读陶德麟先生《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一文

张　兴

陶德麟先生的《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一文，最初发表在《现代哲学》2002年第2期上，很早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这篇文章由于内容涉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在《陶德麟文集》中是非常独特的。由于陶先生是李达老先生的学生和助手，而李达老先生的《社会学大纲》(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的讲义印行，1937年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在中国率先讨论过1932年才刚刚出版的马克思的这一著名手稿⁽²⁶⁹⁾，陶先生文章的旨意，又显然发展了李达先生的思想，所以陶先生的这篇文章，对于继承和发扬李达老先生的思想、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和维护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说，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陶先生文中所引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样两段话:

“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²⁷⁰⁾“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²⁷¹⁾

这两段话曾经被一些学者用来证明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不是“现实的”自然界，而是“无”；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那时自然界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对人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学者之所以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甚至“实践本体论”的立场，不得不否定实践范畴以外的自然的客观存在。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他们往往还援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文字，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²⁷²⁾，来论证他们的必须从主体方面来理解自然，即把一切自然对象都理解为实践的观点。但是，他们从马克思的应该把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的观点出发所得到的结论，不是承认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否定人的实践所不及的自然的物质性存在。此外，他们之所以把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甚至“实践本体论”，是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句话:“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²⁷³⁾他们把这句话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自己的唯物主义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献证据。但是，他们在这样称呼之后，竟然无视恩格斯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之一，反倒把“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他们拒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理由。

陶先生在《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一文中对这种理论态度所进行的深刻分析和有力批判，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一、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发轫于1979年。当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新出版，一是《国内哲学动态》(1987年改为《哲学动态》)创刊。《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的第1期和第2期分期刊载了贾泽林的《南斯拉夫哲学简介》一文，介绍了南斯拉夫哲学界“正统派”和“实践派”自1960年以来的斗争情况和争论的主要问题。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我国哲学界十分罕见地兴起了一场围绕着“实践观上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一元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等理论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于1988年达到白热化，之后，由于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而逐渐趋于低落，但其潜在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失。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组在向陶先生征求意见的时候，仍然把“如何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²⁷⁴⁾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

对于这个问题，陶先生的回答系统而深入，他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依其本质特征来称谓，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方面，“实践唯物主义”不如“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准确。他说:“我认为用‘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不可以，但它不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而且容易产生歧义，事实上在国际国内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歧义，以不用为好。”⁽²⁷⁵⁾

针对一些学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称谓马克思本人没有用过，因此不同意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的看法，陶先生指出:“实践唯物主义(PracticalMaterialism)这个称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用过。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指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²⁷⁶⁾陶先生提示人们:⁽²⁷⁷⁾“实践的唯物论”这个名词，在李达老先生的《社会学大纲》中倒是多次用过，例如他说，“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²⁷⁸⁾，但李达老先生对“实践唯物论”的解释很明确，即:“实践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²⁷⁹⁾就是说，李达老先生所理解的“实践的唯物论”，本质上不过还是“辩证唯物论”。

针对一些学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的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的看法，陶先生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体论上是不可能存在原则分歧的，代表恩格斯的基本哲学观点的《反杜林论》一书不仅全部原稿都念给马克思听过，而且其中的《〈批判史〉论述》一章本来就是马克思自己写的。陶先生认为，列宁甚至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也不能说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陶先生不仅维护列宁，而且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斯大林1938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如果不是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是作为一本通俗的简要读物”，应当说“基本上还是写得很好的”。⁽²⁸⁰⁾陶先生认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宣传当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不应当把我们理解和宣传上的缺点错误归咎于恩格斯，因为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不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途径”⁽²⁸¹⁾。至于说我国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陶先生坚决予以否认，他认为这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因为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如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包括《矛盾论》和《实践论》)，不仅都有自己的体系，而且也并非只有苏联这一个理论来源。它们都出版于1937年以前，因此“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毫无关系”⁽²⁸²⁾。

二、强调实践与承认物质第一性

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陶先生对实践在人类认识和历史发展中的根本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也理解反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教科书体系”的初衷不过是为了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但是，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强调实践的根本意义如果走到了否定客观自然、否定物质第一性的地步，那就变得过犹不及了。陶先生不无忧虑地说:“如果断言马克思不承认人类出现以前地球早已存在，那岂不是把马克思说成了连小学生的常识都没有的‘科盲’吗?”如果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是无，“那么宇宙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岂不都是无”?⁽²⁸³⁾

其实，早在李达老先生那里，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就已经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的结合而建立起来的。他在《社会学大纲》中说:“黑格尔辩证法最伟大的特色，是人类的劳动、活动、实践的意义的重视。但黑格尔是唯心论者，只把劳动当作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去理解。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的结合……正因为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所以由于劳动的概念之唯物论的把捉，就能够理解人类社会所依以树立的物质的基础，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因而建立历史观之唯物论的根据。基于这种理解，唯物论就从自然的领域扩张于历史的领域，从下方完成到上方，建立彻底的唯物论、统一的世界观。”⁽²⁸⁴⁾李达老先生的这些话正是针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言的。陶先生指出，这些话和《社会学大纲》一书反映出“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研究”⁽²⁸⁵⁾。李达老先生所谓的“劳动的概念之唯物论的把捉”，是指把劳动、实践理解为人类与自然的结合，理解为“当作社会的人类看的人类的本质”，因而，“只有社会的人类的这种劳动——实践能够指导自然的认识，才是认识的基础”。⁽²⁸⁶⁾李达老先生的这些认识虽然发表于70多年以前，但我们丝毫也不觉得它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有什么落后于时代的地方。

但是，既然我们承认本质的东西是人类和自然的结合，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和自然在本质中是存在的东西，而不是虚无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得承认它们在本质中不是孤立地、彼此分离地存在，而是存在于结合中。对于人和自然的这种存在，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概念来表达，那就是对象性。从对象性的概念来看，人和自然存在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²⁸⁷⁾。只要我们承认对象的对象性，即承认对象也是一种“对象性的本质力量”，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出脱离了人的自然是无的结论。相反，我们只要承认对象的对象性，就意味着我们如果把人也看成是“感性对象”，即看成是对象性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人的活动看成是“对象性的活动”。这样不仅否定了黑格尔把抽象的精神劳动(非对象性的活动)看成人的本质的观点，而且也否定了费尔巴哈把感性直观、抽象的类意识看成是人的本质的观点。

既然强调对象性就意味着强调对象性活动，即强调实践，那么，从对象性的概念看来，强调物质第一性与强调实践就是不矛盾的，因为对象性本身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就是等同于物质性的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这样说:“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²⁸⁸⁾这里马克思不仅把对象性与物质性直接等同起来了，而且还把对象看成是不属于主体自身本质的对象，即承认对象在自身之外的存在，就是说，“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²⁸⁹⁾。

我们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确乎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承认物质第一性与强调实践对于历史来说的本质意义统一起来了。但是，为什么马克思还要说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这样的话来呢?

陶德麟先生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在揭穿了黑格尔哲学的秘密之后才说的。他说:“因为黑格尔笔下的自然界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其实还是以‘自然界’为名的思想物，这样的自然界仍然是思想里的自然界而不是实际存在的自然界，所以马克思才认为它对人说来是‘无’了。”⁽²⁹⁰⁾通过指明马克思这段话的语境，陶先生消解了把脱离人的自然界看成“无”的观点的立论基础。然后陶先生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共同错误不仅在于其抽象地看待人的实践活动，还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人的实践活动对于科学地解释人的社会的一切现象的根本意义，而且他们也没有看到，“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像黑格尔理解的那种所谓纯精神的活动，而是改造物质世界的物质活动，最基本的是人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的伟大革命，就在于发现了这把钥匙，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²⁹¹⁾陶先生认为:因为实践当然是人出现以后的事，“所以，援引人出现以前的自然界，援引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对于解释人类社会何以如此这般、何以‘成为现在这种样子’是无济于事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²⁹²⁾。这显然与把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和人类实践活动所不及的自然界看成无，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陶先生进一步还指出:“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固然对说明人类社会何以如此这般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可以把它视为‘无’，但并不等于对人类没有任何意义，以致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无’”，因为如果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所不及的那部分自然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不仅是科学上的笑话，而且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也根本无法把人理解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²⁹³⁾

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分歧何在

陶先生在《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一些同志之所以忌讳讲物质第一性，就是害怕跟旧唯物主义划不清界限，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马克思虽然批评旧唯物主义，但他从来也“没有说它在确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一点上也是错误的”。“相反，他是在旧唯物主义的这个基地上继续前进，克服它的缺陷的。如果连这个基地都否定了，马克思的哲学还凭什么叫唯物主义呢?”⁽²⁹⁴⁾

在陶先生看来，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在讲物质的时候，没有把历史放在视野之内，没有包括人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因而它的物质观是片面的、缺乏辩证法的，因而也必然是半途而废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物质概念，而在于马克思的物质概念包含了旧唯物主义所没有包含的内容，那就是:“(1)人的实践活动本身；(2)实践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即人化了的自然(包括人造的物质客体)；(3)实践造成的一定的生产力；(4)实践造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²⁹⁵⁾而且这种分歧不应该看成是旧的物质概念的外延的扩大，而应该看成是“唯物主义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完成了由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由半途而废的片面的唯物主义到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的飞跃”。因此，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虽然都讲物质第一性，但是它们的概念的涵义不同，命题的性质也不同，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讲物质第一性会导致与旧唯物主义划不清界限的问题。

至于有的同志认为把马克思的哲学叫做“实践本体论”就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陶先生认为，恰恰这里的实践概念本身就有唯物唯心的区别。他说:“你说的实践究竟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呢，还是人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活动呢?如果是前者，你的哲学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如果是后者，你就得首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个前提，你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列宁提出的‘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是否存在?’、‘人是不是用头脑思想的?’这样的问题似乎太没有哲学味道，有的哲学家简直不屑于谈论。但这确实是非常厉害的问题，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超越’不过去的。”⁽²⁹⁶⁾

虽然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经过自身的发展，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加深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陶先生《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一文中的这些批评性的意见，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显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它时时刻刻欢迎真正的、有现实意义的创新。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应该时时刻刻反省自身，以避免脱离现实，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陶先生的这些指导性意见对于批判地继承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理论成果而言，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陶德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承蒙先生不弃，我于2007年有幸成为他的一名博士生，我常常因为有陶先生这样的导师而感到自豪。今年恰逢陶先生八十华诞，学生更是喜不自胜，遂不惴浅薄作成此文，谨以祝贺先生:健康永驻，学术生命常青！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