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生活的界限

(二)理论生活的界限

人们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如果仅仅是抽象的、僵死的普遍性，仅仅是操作性、工具性的符号系统，仅仅是书斋里或实验室里的冥思苦想，那么它固然是乏味的、没有光彩的、枯燥的。但是如果理论真的成为学者们的生活形式和生命意义，那么理论生活就具有外人无法知晓的令人紧张激越、魂牵梦绕的无穷魅力，它诱使古往今来的无数智者无怨无悔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科学史、思想史、哲学史都留下了令人迷醉的理论生活的鲜活的记录，显示着一种理想生活的可能方式。理论生活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但它肯定不是唯一可取的生活方式；并且理论生活的可能性需要更为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亦即理论生活有着自己的界限或限度。

亚里土多德早已指出哲理的探求只有在获得了生活必需品之后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更为明确地指出了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纯粹理论生活的起源建立在古希腊奴隶制度的基础上，理论生活方式的这种非人道的缘起抹去了智者们为理论生活涂上的神圣光辉，直到今天，它仍然受到人们的道德直觉或正义直觉的质疑，使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成了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理论生活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分离与对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除。马克思设想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灭以及每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将使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失去意义，但也同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不仅要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和前提，也依赖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前提。叶秀山先生在分析古希腊哲学起源时指出，“不是一般的奴隶制度，恰恰正是古代希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繁荣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因为哲学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自由讨论、辩论，而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为各个学派提供了相对比较自由的论辩环境。^[6]法国古希腊研究专家韦尔南在其所著《希腊思想的起源》中特别强调城邦民主制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建立的新的世界模式，从其几何框架来看，是与城邦特有的制度形式和思想结构密切相关的。”^[7]这就是说，有了对人与人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平等原则和秩序的理解，才有了对自然宇宙秩序的规律性理解，才有了包容自然与社会的普遍理性精神，韦尔南强调，“不论就其局限性还是就其创造性而言，希腊理性都是城邦的女儿”^[8]。

种种偶然的历史机缘造就了希腊理性精神，萌发了一种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应该说，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和理论生活，但纯粹的即不包含功利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生活却是希腊思想的特色。仅以把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形式逻辑来说，亚里士多德就已基本完成了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并且人们两千多年来都难以突破其理论框架。我国古代也有丰富的逻辑思想，但缺少系统的关于纯粹思维形式的研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是逻辑伦理化和逻辑政治化妨碍了纯逻辑研究。汪奠基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名言”的逻辑艺术，基本上是为政治上的伦理“规范”服务的，思维的形式和规律，都是受制于伦理规范的。^[9]汪先生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之在名”这种理论称为“名实的政治逻辑原理”^[10]，由此我们知道了讨论逻辑问题的“形名”如何会与讨论政治的“刑名”法术连到了一起；二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有时重视经验的类比，而不信推理的全知”，“一般都认为推理不及经验可靠，推类的知识不及实践的知识可靠”^[11]，这种对纯形式推理知识可靠性的怀疑，势必影响关于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理论研究。重视伦理、政治实践的智慧，重视经世致用的经验知识，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特色，它有益于经验性的实践理性的发展，却不利于纯粹理论学科的发展。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是希腊理性精神的前提，它不仅为哲学的探索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外部环境，也为哲学思考提供了基于政治思维的思维框架，即对自然、宇宙和思维的规则和结构作几何学式的形式的思考，从而形成纯粹理论学科的雏形和框架。然而，纯粹理论态度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毕竟只是极少数智者所能持守的态度和理想，它不能成为现实的普遍的生活原则。所以，一方面，在文明的演进中它不可避免地发生蜕变。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成为基督教的理论来源，基督教作为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宗教”，只能奠基于普遍理性或绝对理性之上；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视野正是运作于现代科学技术中的视野，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古希腊哲学的完成。^[12]这样，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双重的转变，一方面，它已不再是始于惊异的探索和好奇，而成为绝对宗教的最高规范，从而封闭了自由探索的空间，理性转变为信仰。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的爱智之忱并无实用的目的，虽然它已有人本自由的生存论领会，但并未把自由主体脱离存在，爱智慧的哲学探索是向存在的投入和归属。而近代哲学的主体则已确定了“思”的主体地位，存在成为思想规定中的范畴存在，从而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去操纵、控制事物存在的技术统治时代到来了。

纯粹理论生活态度的上述演变从其后果方面表明了理论生活的界限：按照理论生活的自身逻辑，它必然要求理论构造的基础和前提，以终止解释的倒退，也就是要求一切事物最高原理和原因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全部知识奠定自明性的真理前提。但是，一旦把形而上学的最高真理凝固化、僵死化、教条化乃至实体化，理论就转变为信仰。探索性的描述就转变为绝对的规范，为学术的自由探索精神即被扼杀，从而超出了纯粹理论生活的界限。对纯粹理论生活界限的超越也来自理论应用的冲动。单纯的惊异、好奇的理论动机难以抑制功利主义、实用目的的理论动机，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生活过于清高和雅致，故而也显得娇贵、脆弱。亚里士多德限制在伦理生活中的实践智慧必然闯入理论生活的领域，特别是纯粹理论具备了技术应用可能性的情况下，贵族化的纯粹理论生活就必然转变为大众化的技术活动。

通过上述这种简要的分析，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维度、一个受到种种限制和挤压的纯粹理论生活态度的领域显露出来。我们认为，这是古希腊哲学开拓的一片宝贵的精神空间，是古希腊哲学贡献给人类的一份珍贵遗产。坚守这一看似狭小实则无限的精神领域，将使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更有灵性、更有尊严、更有自由和欢乐，也将使人类保留应付挑战和劫难的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