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生活的意义

(三)理论生活的意义

询问纯粹理论生活有什么用处或者说有何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特定前见的提问，即价值立场的提问。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纯粹理论的思考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因而它也并不关心理论的用处和意义。但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也回答了上述提问，那就是为了摆脱愚蠢，使人聪明起来。但是，聪明又有什么用处？这就使人们经常不得已地说哲学是“无用之用”。

用“无用之用”回答人们对哲学和其他纯粹理论的诘问似乎有无奈和搪塞的意味，但中外哲学家对此却都有深沉和系统的理论思考。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的来临忧心忡忡，认为世界已进入午夜，时代的贫乏和危险已至极致，人类急需拯救。拯救的道路何在？就是从西方哲学中脱离出来。他认为，哲学是西方特有的东西，哲学就是西方人和西方民族的命运。随着世界性的现代化席卷其他民族，哲学似乎也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西方哲学的开端(不是思的开端)就出现了思想对存在的脱离，因而造成思想规定存在、技术统治存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是今天所说的现代性弊端的总根源。出路只能是让思想重新归属存在，从主体的视界“跳跃”到存在的视界，让“思”和“诗”替代哲学的理性。海德格尔深知这种“思”的转换的巨大困难，他一再说要忍耐、要等待。但他以先知般的自信和坚定宣告其所思达到的精神深度和广度将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命运。果真如此，“思”的力量就是举世无双、无可比拟的强力。人总是理性的动物，理论学说和思想的力量总是要介入人的现实生活，从世界历史的大尺度看，理论和思想要比欲望和意志更为根本地决定了人的在世形态和历史方向。

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强烈地感受到现代性的压抑和统治，他们认为，理论和知识话语作为一种体制性或制度性的力量参与了现代性的统治，并使这种统治合法化。无论是福柯所揭示的知识和权力的合谋所建立的同一性对差异的压抑，还是利奥塔所说的种种“元叙事”对意义的独断，或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与各种资本的联合统治，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都对源自希腊理性的启蒙理性进行了自觉的反叛和抗争。但是，用理论思维拒斥普遍性理论的结果必然是悖论性的，从而，他们对启蒙理性也必然是矛盾的态度。英国学者路易丝·麦克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极其重要的最后作品中，福柯更为明确地承认了他对启蒙思想的矛盾心理。他的目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启蒙哲学，以便拯救当代所需要的批判精神：‘能将我们联系起来的线索不是对教条原则的信仰，而是一种态度的持续复活，即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进行持续批判的哲学。’”^[13]自由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精神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纯粹理论生活的本质精神。因此，当代理论生活的意义就与亚里士多德单纯智慧的向往不同，它有了更为严肃的沉重的使命，这就是批判、抗争和制衡的社会学效果。

福柯曾认为，哲学就是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利奥塔主张一种“语言粒子的语用学”或“局部决定论”^[14]，主张在语言游戏中使用新的语用学招数干扰理性的秩序。按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作为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或语用学招数，就是一种思想道路的开拓，它打开自由思想的空间，探索区别于习惯和主流思想的可能的思想道路，形成对任何形态的僵死的同一性的挑战和抗争，从而也为实际生活道路的选择提供思想的资源。最通俗地说，哲学或纯粹理论的作用就是要不断地警惕人们避免走入思想和行为的死胡同，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人类的固执和褊狭往往不自觉地闭锁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和真理的道路，这不仅是因为思想的懒惰，更可能是因为利益、信仰等欲望和热情。因此，纯粹的理论思考总是对“利益最大化元叙事”的制衡，是对信仰和盲从的警醒，是对绝对权力话语系统的批判和消解。自由的哲理探索展开了广阔的未知领域，它使人类的理性懂得了谦卑和诚敬。利奥塔在对现代知识状况考察后得出结论：“一种政治显露出来了，在这种政治中，对正义的向往和对未知的向往都受到同样的尊重。”^[15]

纯粹理论思考既是一种批判的、消解的、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建构的、规范的力量，尽管这二者都不是纯粹理论的本来动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不同，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胡塞尔更强调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对于欧洲诸民族精神的根本的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胡塞尔在多次讲演中发出了欧洲科学和哲学危机的警告。在他看来，古希腊哲学精神是文化的欧洲的根本标志和历史基础，随着反理性主义精神困倦的出现，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受到了冲击和动摇，这就使欧洲病了，陷入了危机之中。不管胡塞尔对当时欧洲文明的判断是否准确，但古希腊哲学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乃至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却是真实的问题。哲学概括，难免有大而化之的偏颇，但其理论的洞察力往往也有极强的效力。在我们看来，作为希腊精神特质的纯粹理论生活态度和理想，希腊哲学的普遍理性精神，至少构造了现代性的两个支柱，这就是我们讲了多年的民主和科学。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开启的视野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视野。他没有强调纯粹理论兴趣与技术统治的区分，原因在于，对事物和存在的指示性理论描述，必然导致对事物和存在的规范性技术控制。但是，技术性应用毕竟是纯粹理论思考的衍生后果，它不是古希腊哲学的本真精神。希腊理性、科学精神、技术统治虽然有历史的血缘联系，但我们认为，纯粹理性孕育的科学精神是现代性中更值得保留和弘扬的东西，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需要的汲取和培育的精神素质。科学精神的实质即是对经过理性考察的普遍原则和规则的自觉认同，对普遍的客观性法则的信赖和遵从。这不仅是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基础。

我国历史上也有倡导法治的法家思想，但它终不能战胜儒家学说而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究其原因似乎在于，一是它缺少民主的理念，所以法治只是一种帝王之术；二是它缺少自然法或哲学理性的批判，亦即缺少法的正义性的哲学基础，所以，只能是荼毒天下的严刑峻法。较之有些民本主义精神的儒家政治思想，它显然是更为落后的东西。如果上述看法是正确的，它也给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科学精神、理性精神、自然法批判的精神亦即纯粹理论的态度，也是健全的民主法制建设所不可或缺的。

思索理论生活的意义，我们也一再感到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矛盾的纠缠，基于纯粹理论生活态度的普遍理性精神必然成为压抑和统治的力量吗？这里我们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这就是坚持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就是坚持哲学的态度，就是不懈地探索和思考，至于思考的理论结果还是把它当做“意见”吧。

【注释】

[1]［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1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3]［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23页。

[4]［苏］阿尔森·古留加著，贾泽林等译：《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5页。

[5]苗力田编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18页。

[6]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页。

[7]［法］韦尔南著，秦海鹰译：《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8]［法］韦尔南著，秦海鹰译：《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9页。

[9]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10]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

[11]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47页。

[12]［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13]［英］路易丝·麦克尼著，贾湜译：《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4]［法］利奥塔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15]［法］利奥塔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