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邻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胡锦涛总书记的两次讲话（在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和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要求。就像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这一构想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经提出很快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为之奋进、为之探索追求的新目标。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谐社会是历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文化资源并进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借鉴价值。

1.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和谐”思想的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了和谐的重要性，认为和谐是普遍的、经常的，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是推动新事物产生的源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汤因比曾经指出：“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要使人类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7]《周易》高度赞扬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把天、地、人纳入一个整体系统中，追求宇宙系统的动态平衡。西周末年，郑国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8]，他认为以不同的元素相配合，求得矛盾的均衡和统一，有利于治国；如果以相同的失误相凑合，则有害于国家。此后孔子主张“中庸”，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无过无不及，反对走极端，即处事合乎中道，把握适度原则，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孔子常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都是强调要努力保持事物的“正”，不要使之走向反面。这说明只有坚持中道，才能保持对立面的均衡和和谐。《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孔子还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其弟子由此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

“和”原则体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群体价值的观念。《中庸》一书把它说成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大道”，群体和谐是儒家倡导的价值观，后来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孔子的仁学价值观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就体现了一种群体价值观，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都是主张把自己的苦乐与他人、与社会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位的群体价值观。这些道德规范的目的都是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个体也正是在这种人伦关系中才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观对于培养健康的民族品格，形成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都是十分有益的。

2.和谐社会是历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小康”、“大同”的和谐社会是历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小康”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的阐述，是与“大同”相对的一种社会理想或状态——“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行仁讲让，示民常有。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10]。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它是表达对未来社会发展前途的一种美好理想。在儒家学说里，小康是比大同较低级的一种社会。所谓大同社会，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11]在大同社会里，盗贼不作，战争不起，秩序井然，其乐融融。小康、大同，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理想和追求，同时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尤其是近代以降。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里描述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世界。^[12]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著《大同书》，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从“据乱世”进而为“升平世”，达到小康，再发展为“太平世”达到大同，这样一个不断更新、发展、进化的过程。孙中山发出“振兴中华”的号召，确定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论是其最有特色的一部分，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3]。为实现此目标，必须“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实现“土地国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社会理想和人民的社会心理，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理想，成为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精神动力和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充满了中国人民的憧憬和渴望，具有浓重的民族特色，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的关于和谐和和谐社会的论述中汲取营养，借鉴其合理主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3.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人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

“以人为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个性，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尤其是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人性人为贵”的人格肯定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的民主观。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一直有重讲人的传统。先秦诸子大都采取人本立场，称颂人性独有的尊贵卓越地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人性人为贵”、人是域中“四大”、“三才”之一，人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儒家尤以人事为重，关注社会实际事务。《论语》中记载孔子诸如“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以及“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本思想。这种现世观、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本态度甚至影响了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佛教，在后来封建社会中得到进步思想家广泛的认同和发展，“舍之天运，征乎人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

从第二个方面看，“民为邦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盘庚》中有“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实施德于民”；周公提出了“保民”思想。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也有丰富的民本思想，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和而后神降之福”。“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他们认为得民与否是政治成败的根本。孔子主张富民、教民，“民、食、丧、祭”，民是首位；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性民本口号；荀子以舟水比喻君民，认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还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融，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失”。道家也重民，老子说“无常心，以百姓为心”。法家比较而言更注重严刑酷法，以此为治国之道，但也不乏重民思想，如法家经典《韩非子》中说“凡治天者，必因人性”、“利之所在民归之”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始终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总把人放在一定的政治伦理关系中加以考察，把人的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道德精神境界的升进寄托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亦是“以人为本”。这个“人”，是人民群众，这个“本”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了解人民疾苦，反映人民呼声，“群众利益无小事”，必须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为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4.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内容。何谓“天人合一”呢？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点有复杂的含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4]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人的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天人合一”观的提出，体现了传统的中国人试图辩证地认识人自身与其所在的宇宙、自然、主体与客体的整体关系，努力寻求对自我生命的主动掌握，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独特而深刻的文化思考与探索。

“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在中国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开始萌芽，《周易·序卦》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到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观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当时的思想家们大都认为天人一体、人天同质。孟子认为人有天赋的善心善性，天人同性。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5]庄子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易传》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人合一”思想到汉代演变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把人体与自然界的时令节候相比拟，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鼓吹“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带有牵强附会的色彩。这种“天人合一”思想重视的是国家和个体在外在活动和行为中与自然与社会相适应、合拍、协调和同一。北宋张载是正式提出“天人合一”明确概念的第一人，他倡言天人同气，万物一体。认为天人协调、“民胞物与”当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在其名著《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观点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最经典的解释。自宋以降，“天人合一”观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为各派思想家广泛接受。可以这样说，“天人合一”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精神、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最醇美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最高的境界。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之间的辩证思考。它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一方面，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破坏自然，而只能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平相处，不能任意妄为，做到庄子所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异己的个体，也不是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客观对象，这个思想与西方以征服自然为人类伟大胜利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良好的生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和提供资源保障。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从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5.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支撑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深深地浸染在中华炎黄子孙的灵魂深处，它几乎成为中华精神永恒的烙印。

（1）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周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体始终不停息地运动，道德高尚的人应像天体那样，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最大的品性是生养万物而永不止息，它表现了天地刚健有为的精神。自强不息和刚健有为是分不开的，《礼记》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论语·子路》上说：“刚毅木讷近仁。”意为人要不畏惧困难，不怕逆境，乐于在逆境中磨炼，方能培养出刚毅的品格。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司马迁也正是以这种精神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不朽的历史名篇《史记》，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与“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联结在一起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正气、气节，讲爱国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贯以始终的鲜明线索。如孔子把为真理、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视为最大的“仁”，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班固的“爱国如饥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位卑不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演化成中华民族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奉献情怀和反抗侵略、捍卫主权、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气概，让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自强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一直是鼓励中华儿女敬业进取、百折不挠、不断向前的奋进精神，并且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可以这样说，哪里有中华民族，哪里便记载着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在民族压迫面前的不屈精神。

（2）厚德载物、兼容并包。《周易·乾·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认为大地包容着万物，有道德的人应如大地一样，胸怀宽广，能包容各方面的人、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厚德载物”与“和同之辨”有一定的联系。西周末年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言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为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老子讲“报怨以德”，就是说，即使与人有怨，也要以道德上的宽容态度和方法来作以回报，而不要以牙还牙。“心底无私天地宽”。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无原则地“和稀泥”，孔子也反对那种“乡愿”的庸俗态度。这里关键是说，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如孔子所说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厚德载物”可以看做和谐人际关系、协调事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胸襟。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厚德载物”，以诚相待、相互包容、尊重个性。

中华民族是具有兼容并包性的民族，历史上，先秦诸子的学说在战国末年即开始相互融合，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排斥，荀子的学说即融合了儒、道、法的思想而成，汉代的儒学融通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而成；汉代以后，佛教传入，中华民族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了它。唐代是颇具包容性的时代，不仅佛教长足发展，而且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等都相继传入且都在当时的长安建立了寺庙，如波斯寺、景教寺等等。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才有了历史上的“汉唐气象”，才造就了璀璨的汉唐文化。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说明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一方面要“自强不息”，自己奋发有为，图强不止；同时又要“厚德载物”，诚信友爱，在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风气和局面，还要兼容并包，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6.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的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石

重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太上有立德”成为历代仁人志士“三不朽”的最高境界。孔子思想以追慕效仿文王、周公之礼制文德为渊源，而西周盛世重伦常道德自乡学到国学一以贯之，如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即全部为伦理道德。至孔子设六艺课程以教弟子，六艺只是被视为途径，道、德、仁才是其目的。中国重德的传统沿延下来，直到近代史之最后记载，也还是把道德看做富国强民的本中之本的“大纲”、“大要”，即使是深受“西艺”影响，崇尚利力的洋务、维新改革派也依然坚持教化、德育为核心。从重德的特色来分析，第一个特色所表明的重大德并以国家社稷利益为大德，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中，这个体系以致知、修德、为政建构起来，它既是道德教化与修养的历程，也表明一种道德层次区分。极有典型性的证明就是《大学》所列“八目”：格物、致知为第一层次，是思想品德基础，也体现为方法论；诚意、正心、修身为第二层次，是道德修养，也即培养道德情感、树立道德信念和信仰；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第三层次，是政治化的大德，即关怀国家社稷与贡献层次。第二个特色所表明的淡漠功利，以道德与物欲相对立，这在孔子的《论语》中可谓俯拾皆是，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度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后儒们也基本上传承着这种超功利的道德观念，如“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

中国历来是人治社会，而人治有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意义。道德在中国较之成文法更有威力。孔子是不赞成严刑酷法的，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历代统治者也都十分注意强化伦理规范对人民的精神熏陶和行为的规范并以之为治国之本，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缺乏政治分权和君权制约的人治社会，道德事实上也发挥了诱导为政者抑恶从“仁”的调节功能。

重视道德建设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注重修身。要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就要从修身做起。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修身有其系统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修身的内容、原则和方法。古人把修身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如《中庸》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种对修身的强调是与维护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联系起来的。我们今天讲修身应该与我们新的时代风貌的需要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该挖掘传统的修身理论，将其加以现代的转化。

中国古代关于修身的理论是非常丰富的。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内省”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方法。其核心是强调反求诸己，即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战胜自我。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都是讲要求自己的重要性，它强调了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律原则，也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孔子认为这不是你做不到的，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修身的关键是要战胜自我。一个人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只有能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老子说：“知人者知，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就揭示了这个道理。

可以这样说，正是强烈的道德观念及其理论奠定了支撑中国伦理政治社会的理论基石，筑就了中华民族的价值意识形态的坚实内核。儒家强调“太上有立德”和“义以为上”，发挥人的道德主体性，认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皆圣人”，这往往能激励人们自觉去敦修人格、正道直行。中国传统的德性文化塑造了无数真正善良、正直的“民族的脊梁”和伟岸人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发展的社会，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协调的社会。人们在和谐社会中表现为爱国守法、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和谐、友好相处的精神面貌。这些都需要思想道德为支撑，思想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石，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大力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思想道德建设既体现优秀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中国优秀“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理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把“社会更加和谐”^[16]作为党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并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的执政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17]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谐社会建设问题。2005年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省部级主要负责同志研讨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深刻内涵和主要任务，强调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发表讲话，要求“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充满了改革、创新、求实的精神，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在党的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中“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加上了“和谐”，是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经提出，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像接受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一样，很快地成为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为之奋进、为之探索追求的自觉行动。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同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特别要看到，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等。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

1.指导思想。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2.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谐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

（1）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3）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4）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敏锐洞察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变化的特点和规律，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适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使社会主义的目标由三位一体发展到四位一体，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