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2.1.2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Ahsan，Ali and Kurian（1982），Nelson and Loehman（1987）和Chambers（1989）的研究表明，由于信息不完全，市场在提供农业保险时容易出现失败。为了避免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保险公司应该尽可能精确划分风险单位，进行费率分区，细分费率档次，这样对商业性保险公司来说成本相当高；AAK的文章认为政府提供农业保险并予以补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NL的结论则表明政府在信息的收集和保险合约的设计上增加投入，比给予补贴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更大。

Knight，Pope and Williams（1996）运用随机效应的二元概率模型（Binomial Probit）估算美国堪萨斯州小麦农场对农作物一切险（Multiple Peril Crop Insurance）的需求弹性为－0.65；Goodwin and Smith（2001）测定美国农民对农作物保险的需求弹性在－0.2～－0.92之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农作物保险的价格（保险费率）昂贵而期望收益不高，农业保险缺乏有效需求，导致农民的自愿参与率较低（Barnett；Barnett，Skees and Hourigan；Calvin；Gardner and Kramer；Goodwin，1993）。

其次，农民的风险态度也是影响其购买农作物保险积极性的原因（Moschini and Hennessy，1999；Lafrance，Shimshack and Wu，2000；Sarris，2002）。大量农民是所谓“风险爱好者（Risk Lover）”，愿意自己承担风险，而不是转移风险；对于一部分厌恶风险（Risk Aversion）的农民来讲，即使有保费补贴，他们也不认为这是最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或是认为该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太低；而对于大量收入不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他们就更不愿意购买保险了。大量研究结果说明，农民的风险爱好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业保险参与率较低的事实。

通过比较农作物保险和其他可供选择的风险管理手段对农民收益影响的研究发现，“多样化经营（Diversification of Practices）”、“抗风险投入（Risk－reducing Inputs）”以及“远期合约（Forward Pricing）”，特别是“灾害补偿（Crop disaster Payments）”等风险管理措施对农民收入具有稳定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作物保险（Skees et al.，1998；Filed，Misra and Ramirez，2001），但农业保险仍有助于降低农户的收入风险，在众多方法中排名靠前（Hart and Babcock，2001）。

同时，政府补贴对生产者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Glauber and Collin（2001）证明，政府的“特别灾害计划”影响了农民参加农作物保险的积极性，农民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动力，主要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是为了参加保险可以得到政府可观的补贴所产生的预期利益。对墨西哥农业保险补贴问题的研究同样证明，当保费补贴低于保费的2/3时，对生产者就缺乏足够的吸引力（Luz Maria Bassoco，etc，1986）。Smith and Goodwin（2001）研究发现，参加保险的农场主在肥料和化学物质的投入上比没有参加保险的农场要少。

与其他险种相比，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严重（Goodwin，1994；Knight and Coble，1997；Reed，1986；Yamauchi，1986）。解决的办法之一是精心制订费率。研究发现，即使在某一特定地区，平均单产高的农作物的生产风险小，因此地区内部费率也应有所差别（在美国、加拿大费率具体到农场，日本的费率具体到地块）（Knight and Coble，1997）。一些研究集中于强制性投保与逆选择的问题。Glauber and Collins（2001）认为强制投保会造成生产者的福利损失，从而在政治上不受欢迎；Yamauchi（1986）认为在像日本这样农场规模很小的国家开展农作物保险，强制是必要的。

此外，国外的研究特色还在于针对具体作物、具体地区的农业保险情况展开讨论，比如加利福尼亚的蔬菜保险研究（Kuminoff，2000）、得克萨斯州的棉花保险研究（Filed，Misra and Ramirez，2001）、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桃树保险研究（Miller，Kahl and Rathwell，2000）等，这为农业保险的展业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而我国这方面的素材则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