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形势的若干认识与建议

对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形势的若干认识与建议⁽⁶⁾

目前，无论中国或全球，经济都已经走出谷底，步入复苏轨道。在本文中，笔者就“后危机时代”中国的金融政策走向及相关问题说几点拙见。

一、当前，我国已经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

当前，关于我国有无出现通货膨胀，各方意见相左。有的同志以CPI不高，并且2010年也不会超过5%为依据，认为当前还不存在通货膨胀。还有的同志以CPI正在明显上升，已经从负值升为正值并且超过了一年期存款利率，但是还不会失控为依据，认为目前处于温和通胀状态。笔者的判断要更严峻一些，认为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理由是:

1.通货膨胀就是货币供应量过多，超过了经济运行、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2009年以来，我国货币与信贷投放乃是海量。2009年，人民币贷款增长31.74%，M₁增长33.35%，M₂增长27.68%;2010年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长21.81%，M₁增长29.94%，M₂增长22.50%;均远远超过GDP增长率+通胀率。如此多的货币信贷投放，怎么不会引起“流动性过多”，进而物价上升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M₁的增长率大大高于M₂的增长率，这在我国实际国情下，意味着处于通货膨胀的引发期、上升期。

2.实际物价是否上升不能单纯看CPI。因为，CPI没有涵盖全部的商品与劳务价格(更不必说，目前统计局颁布的CPI及其他物价指数的公信力极低，可信度要大大打个问号)。目前，物价的上涨首先是体现在房地产上，“地王”不断涌现、疯狂上涨的房价，意味着“过多的流动性”首先冲向房地产领域。据国土部统计，2009年全国房价上涨25.1%，如果城镇居民的支出中有1/3是用于购房的，那么，便意味着仅仅房价这一块，消费物价指数便要上涨8.4%。也就是说，很可能目前的实际CPI(至少是城镇居民CPI)已经超过了10%。

3.目前，国家正在努力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要实现重大突破，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是，“有所改善、有所缓解”是可以期待的。随着这项工作的进展，低收入者阶层的收入状况有所改善后，日常生活消费的价格必然会明显上涨。

二、抑制通货膨胀将坚持两个基本点

我国在抑制通货膨胀时，将会坚持两个基本点:防止出现高通胀、恶性通胀，但不会牺牲经济增速去抑制通胀;主要由普通老百姓来承担通胀代价。

我国对通货膨胀还是很在意很警惕的。在保住经济增长速度之后，接下来考虑的便是通胀问题。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2010年以来，央行已经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意味着实际上，国家已经在缓缓地收紧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胀发展。我国不能容忍通胀发展成为“高通胀”，更不会容忍通胀发展成为恶性通胀。但是也必须看到，在现有的体制与利益格局下，是不会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去抑制通胀的。同时，通胀的代价也往往主要让小企业和普通老百姓去承担。这表现在，在收紧货币时，偏好于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而往往不愿意提高利率，仍然维持负利率格局。而在这种“高存款准备金率+负利率”的格局下，大企业尤其垄断性大企业依然可以得到充分的低利率资金;而小企业往往被迫更多地转向民间高利借贷;而普通老百姓则只能眼巴巴地接受可怜的储蓄存款慢慢贬值的事实。

三、房地产泡沫巨大，调控的作用有效、有限，但是不会出现日本式的后果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房地产的泡沫已经相当巨大，在不少中心城市中，住房价格已经达到居民家庭年收入的十几倍乃至二十几倍。如此高的房价，不但致使民怨沸腾，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而迫使国家出手打压。

当前我国的房地产业与金融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达到了房地产绑架“金融”的地步。同样，金融政策的一举一动，也严重地影响着房地产的趋势。当前，国家调控房价的主要手段还是金融，即针对投资性购房者，提高首付比例及按揭贷款利率，同时用强大的舆论导向“开路”。除此之外，也不排斥增加其他手段。我国对房价的调控是有效的，措施出台后，房地产市场马上开始“降温”，房价也出现某些下滑迹象。可以预料，只要这一轮调控坚持一个时期，房价的一定幅度下降，如10%—20%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另一方面，其效果只能是有限度的，“泡沫”不可能真正被挤干净。调控之所以是有限度的，是由于存在着由体制和利益格局构成的巨大阻力。一则，基于现有的土地政策，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重要的乃至最大的收入来源。如杭州市，2009年土地出让金收入1200亿元，大体相当于杭州市全体市民的年收入，是当年杭州市财政预算内总收入的118%，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的230%，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245%。二则，房地产商有着巨大的公关能力与话语权。不少“地王”是央企，其后台就是国资委及相关部委那些非央企的房地产巨头们也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老总、高管是政府高官的亲属。三则，许多政府官员就是投资购房者，拥有多套住房。四则，银行已被深深“绑架”，如果房价真正回归理性，将会给银行带来大量的不良资产，而现有的银行又都是国有或地方国有的。因此，调控的目标不是“挤干泡沫”，也不是“回归理性”，而只是“抑制过快上涨”、至多是引导房价“适度回落”。并且，不排除当房价回落幅度过大时，调控政策转向再次“托市”。

不少学者及相关人士担心，我国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便会像日本那样，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十多年翻不了身。其实，这种日本式的后果是不可能在目前的我国发生的。一则，由于前述的利益格局，我国不会容忍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并且也有足够的能力来托市。因为，现有的大中型银行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即便不良资产剧升，甚至一时资不抵债，也仍然可以运行，不会倒闭。二则，目前我国与当年日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使“泡沫”彻底迸裂也不会使得经济长期停滞。当年的日本之所以在“泡沫”破裂后经济长期停滞，不仅仅是由于房地产及金融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其实体经济本身就有毛病。由于当年的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后发优势”已经丧失，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必须主要依靠发明创新，然而日本未能及时实现由模仿创新向发明创新的转换，并且储蓄率仍然很高，内需水平偏低，以致酿成严重后果。在我国目前还是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后发优势”仍然是十分明显，模仿创新的空间还很大;因而虽则比当年的日本更依赖模仿创新，国内储蓄率更高、内需水平更低，但仍然不至于使社会再生产发生重大问题。

四、人民币将在国际博弈中缓慢升值

发展中国家，当国民经济步入持续健康快速增长通道后，其货币汇率也将趋于上升，这几乎也已经成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条规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本标志就是: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在亚洲，日本曾经如此，“四小龙”也曾经如此。

目前，从经济指标上看，我国完全符合上述“规律”要求。尤其是不少中低档制成品的竞争力超强，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一，并且几乎是名列第二的日本的三倍。因此，从“规律”角度看，人民币势必升值，也必然升值。这是国际对人民币施压的基本原因。

众所周知，我国对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节节抵抗，甚至是顽强抵抗。客观地说，这种“抵抗”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欠合理的一面。

“合理”的一面就是，在我国，劳动力、环境、土地等要素的价格偏低，甚至是“人为”造成的偏低。这就造成了我国产品的成本“虚假”地偏低，其国际竞争力“虚假”地偏强。一旦上述要素价格回归正常，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就会打折扣。因此，人民币如果按“账面”数据来升值，那显然是会出大问题的。因此，我国的“抵抗”是有道理的、合理的。

“欠合理”的一面是，我国的劳动力、环境、土地等要素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人民币的升值便意味着这些要素的价格上升。这显然不符合当今我国“强势阶层”的利益。因此，他们势必要努力策动政府顽强“抵抗”升值压力。

在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博弈中，大体上，当人民币受到的升值压力加大时，如提出呼声的国家增多、我国产品受到的“反倾销”案例增加等，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会向前迈出，甚至快速迈进;当压力减轻时，升值步伐便会趋缓、甚至停顿。总之，人民币将在国际博弈中缓慢升值。

五、主要建议

我国下一阶段的金融政策应当如何定?对此，中央政府中的专家们具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无须我们多说。这里仅提两点建议:

1.在制定金融政策时，应当更多地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多地冲破强势阶层的“包围”，更多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重大经济结构调整。

2.CPI统计应当搞“双轨制”。目前，国家统计局的CPI实在太不可信了，建议由央行经过调查，统计出居民家庭实际购买的商品(包括住房)与劳务价格指数，类似于央行所做的企业能源、原材料购入价格指数。这样更有利于国家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