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经济政策不调整，升值压力将很难缓解

在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双循环”问题，即原材料及半成品从国外流入并加工后主要流往美国等发达国家，资金从国外流入我国后又主要投资在美国的现象，已日益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由于内需不足、外向型经济发展蓬勃，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在2004年GDP 9．5%的增量中，仅净出口就带动了3．6个百分点。在外需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力量的同时，国内外经济领域的矛盾也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

（一）“双循环”现象带来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方面，我国环境污染、土地短缺及劳工保障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外来投资、外贸盈余以及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显性或隐性外债大量流入境内，导致国际收支连续数年处于大幅顺差的状态，加上升值预期和“羊群效应”，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一直得不到有效化解。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对外影响力与日俱增，能源及原材料进口需求成为国际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而出口产品则成为国外反倾销的首要对象。仅2005年1～9月，针对我国的各类贸易摩擦的涉案金额就高达8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1．1亿美元增长超过了7倍。最近几年，我国氧化铝、铁矿石、钢铁、煤炭需求已占全球总需求的25%～30%，水泥更高达40%。由于矿产资源贫乏，需求的快速增长难免会推高国际价格，使中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在资金流方面同样存在被人质疑的矛盾，即一方面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外来资金，包括直接投资、外债及短期贸易融资等；另一方面，结售汇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增量却不得不投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成为维持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及推低中长期美元债券利率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盲目吸引外资的后果开始显现

这种“双循环”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涉外经济政策所隐含的矛盾从量变到质变过程中的反映。出于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引进技术的目的，我国一直以来采取鼓励外资的政策，尽管在部分环节对外资还有一些限制，但从总体上说，外资所享受的优惠仍然明显优于内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内资企业目前的实际所得税税率为22%左右，但通过“两免三减半”及其他各项所得税优惠，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却仅为11%。除所得税外，在营业税、土地及水电等许多环节，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给外资以优于民营企业的待遇。

这些政策确实为中国引进了资金、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随着内资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逐年壮大，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做法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出来。

弊端之一是挤压内资的生存空间，迫使大量内资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将身份转换为外商投资企业，并进而通过“两免三减半”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有学者估计，我国假外资的比重高达1/3左右；在福建个别地市，假外资比重甚至接近60%。

弊端之二是我国企业的关联交易非常频繁。最突出的两种关联交易：一种是税收优惠已到期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频繁的内部生意往来将成本转嫁到自己身上，将利润转移到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身上，从而导致我国出现外企普遍亏损，但外企家数及投资规模却不断扩张的怪现象。另一种是内资企业与境外设立的“壳公司”之间频繁发生关联交易，以便达到逃税、逃套外汇以及规避外汇管理的目的，并借此将资金留在境外后再以资本金名义汇入，以便设立更多的假外商投资企业。

弊端之三是外商投资企业以国内低成本的环境污染及廉价的生产要素（比如缺乏足够保障的劳工）为优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据此获得了超额利润或有利于国外消费者的竞争性价格的下降。但与此同时，我国不仅付出了环境保护的代价及劳工的应得利益，还面临着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协调的压力。以巨额贸易顺差为例，美国等发达国家往往借题发挥，要求中国将人民币升值20%以上，否则将给我国产品以高额的惩罚性关税。实际上，在我国的出口及进口商品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均已达到60%左右。也就是说，外企不仅拿走了巨额利润，还取得了多数贸易盈余。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进一步调整和深化，如果我国的涉外政策不做相应的完善，估计国外消费者今后还将坐享其利，而我国则在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及国际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继续承受国外的批评。

弊端之四是大量资金流入我国，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外企的贸易盈余、与外企生产经营相关的外债、通过境内外地下钱庄购入外汇的假外资，以及与民企外资化相关的上市融资等，均给国际收支及人民币汇率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三）“三来一补”的做法不宜大力提倡

提及外企的贸易盈余，我们就不能不专门谈一谈加工贸易问题。2002～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已达到50%以上。在全球产业链中，加工贸易企业更多的是处于跨国公司经营链条中的生产加工环节，企业利润最丰厚的一块——产品品牌、研发及销售服务环节均牢牢地控制在境外母公司手中，境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限，所赚取的加工费微薄，但却大量消耗了能源和原材料，影响了我国涉外经济关系的平衡。在加工贸易中，问题相对较多的是“三来一补”。这类企业实际上仅仅是境外企业设在境内的一个加工车间，属于非法人经营主体。它们的主要收入是加工工缴费，一般按产品出口价值的10%左右来核定。在税、费负担方面，“三来一补”企业免征增值税，所得税也仅按工缴费总额的5%来征收，税务负担很轻。但与此同时，企业还得按工缴费收入的8%～20%向中方商务单位缴纳管理费。这些管理费成为地方政府，主要是区、镇、村政府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这种利益分配机制对国家税收的侵蚀较大，导致部分地区“吃偏饭”，市镇建设及干部收入远远好于全国其他地区，但国家财政及大量流入的外来劳工却获益较少。另外，加工贸易企业大进大出的特点，也是导致广东、江苏贸易规模很大，但贸易顺差特别是内资企业创造的贸易盈余远小于浙江的主要原因。

（四）鼓励出口不见得全是好事

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制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外，一些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土政策”来刺激当地的出口，包括行政考核、出口贴息及政治上的一些优惠待遇等。这些政策的主流是好的，但如果过分看重出口贸易以至于忽视内部市场及内部需求的培育，那就难免会产生对外贸易及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不拉大不同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差距，不更加重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出口，抑制环境污染型、能源消耗型产品的出口，那么，我国在对外贸易及国际产业分工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也会一直困扰着我们，最终会损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另外，国内企业为了完成外贸出口的考核指标，在政府贴息及出口退税的支撑下，采取互相压价的办法，也会损害生产企业及劳工的应得利益，并导致国外更多的反倾销调查。

（五）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汇率问题的关键

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来的发展目标，我们确实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适当调整涉外经济政策，包括降低乃至取消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及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应切实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强对外资产业和区域投向的引导，尽快拉平中外资企业的税务负担，并大力加强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保护和养老保障。我们要继续发展加工贸易，但与此同时更应着重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并对“三来一补”的贸易模式尽快加以规范。我们相信，只要刺激内需的政策得以真正落实，涉外经济政策及时得以适当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更具潜力，对外经济关系及国际收支就会逐步恢复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所承受的压力也会得以有效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