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考虑外汇供给面

第二节　预备模型:仅考虑外汇供给面

本模型涉及到两国货币汇率变化的决定，根据本研究第三章的理论整理，目前经济学界主流汇率决定理论主要包括汇率的贸易决定论、汇率的资产决定论、汇率的国际收支决定论、汇率的一般均衡决定论几类，这里我们同样采用国际收支分析法。汇率国际收支决定论的一个潜在逻辑是市场分析法，即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外汇市场上B货币的供给增加，且此需求是外汇市场上以B货币购买A货币所产生的，则浮动汇率制度下A货币将对B货币升值;固定汇率下则是面临升值压力，需要货币当局干预市场平衡供求。反之，A货币将对B货币贬值或面临相应的贬值压力。

而根据国际收支分析法的基本思路，造成各国货币交换(即外汇市场货币供需)的因素主要包括经常项目流动和资本流动两大类，其中经常项目流动主要是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本研究将设法证明在这些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出现同等幅度变动的前提下，非国际货币对特定的某种国际货币的升值压力要大于该种国际货币对该非国际货币的升值压力。预备模型将用文字、图形叙述和简单数学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阐述。预备模型中仅从外汇供给角度进行简单分析，从供求两方面考虑的正式模型在将下一节进行描述，二者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根据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这里我们先忽略资本流动，考虑仅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形。

一、仅考虑国际贸易的情形

先从仅存在贸易的简单情形进行分析:

如图6－1所示，A是非国际货币发行国，B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假定A、B两国除了货币地位不同以外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国际贸易中以θ比例B国货币b(例如当前60%～70%左右使用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O代表除此两国之外世界其他国家。显然，O和B构成了A国的外部市场，它们进口A国产品时将按比例使用各种国际货币(所有国家出口商接受的都是各类国际货币)，而A国出口商再在外汇市场上将这些国际货币按一定比例λ(强制结汇制下这一比例为1)换为A国货币a。这就在外汇市场上产生了各种国际货币相对A国货币a的需求(或称外汇供给)。

图6－1　仅考虑贸易情形下的两国货币需求关系

根据本研究第四章的分析框架，我们不妨把O和B国人民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即A国除外世界各国的国内吸收之和通过A国进口的比例称为A国的“外部市场占有率”。这个占有率反映了世界人民对A国产品的偏好，反映了A国产品和服务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一般而言，A国与他国同等质量产品的相对价格竞争力越强(由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方面决定)、差异化程度越高(基于差异化的国际贸易理论讨论这方面问题，例如兰卡斯特模型)、技术和资源垄断程度［李翀(2005)提出的国际贸易超绝对利益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越大，则其他国家对A国产品和服务偏好越大，即A国外部市场占有率也越大。一般而言，短期内这个比例是固定不变的。这意味着对A国货币需求的增加只是由于O和B国人民的总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加而已。

现在我们考虑以下情形:其他国家总产品需求水平维持不变，而A国外部市场占有率忽然增加。这个变化意味着A国要么出现了生产和技术进步导致成本下降，从而产品价格竞争力上升;要么掌握了大量的生产性资本、自然资源或先进技术等生产资料，从而使得A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垄断程度增加;要么是货币短期内出现大幅贬值，使得出口产品的相对外币价格降低。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表明作为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A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在上述情形下，我们来分析外汇市场上B国国际货币b相对A国的非国际货币a的供给变化:我们不知道A国外部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是由哪些国家对A国进口偏好增加引起，但不论哪些国家对A国进口增加，总体而言这批进口都将以比例θ使用B国的国际货币b支付货款，而A国出口商再以比例λ将这些货币b在外汇市场上兑换为A国货币a。这就产生了相对前期货币b的外汇供给增加，使得非国际货币国家的货币a对国际货币b升值，或者说升值压力。如果要量化这个升值压力，可以假设A国外部市场占有率提高导致其他国家对A国的额外进口增加值为M(为了避免混淆，这里甚至可以将M看成物质而非货币的概念)，则外汇市场上国际货币b相对A国货币a的外汇供给增加量应该是M*θ*λ。我们用它来反映货币a对国际货币b的应升值幅度或压力。这种升值短期内将削弱A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A国外向型产业和就业。

现在我们反过来考察，假定A国经济没有变化，而国际货币国B国由于经济发展，发生了与前例中A国同等幅度的外部市场占有率增加，由于A、B两国除了货币地位不同以外其他条件完全相同，B国的外部市场容量也和A国完全一样(因为A=B，所以A+O=B+O)，因此B国外部市场占有率提高相同比例导致其他国家对B国的额外进口增加值也为M。那么此时，外汇市场上非国际货币a相对B国国际货币b的供给增加量是否还是M*θ*λ?或者说，货币b对非国际货币a所需升值幅度是否与相同呢?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的关键是，此时A国货币a是非国际货币，不用于国际贸易支付，其他国家O对B国进口增加，向B国支付时不使用货币a，而是直接把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换为B国货币b对B国出口商进行支付。这部分增加的进口需求不会在外汇市场上变为货币a相对货币b的供给，而只有A国对B国增加的进口需求才会在外汇市场上变为货币a相对货币b的供给。如果假定A国对B国增加的进口需求占A国和其他国家O对B国增加的进口需求比重为π，则外汇市场上非国际货币a相对B国的国际货币b的供给增加量将是是M*π。

这里我们得出了两个经济条件相等的国际货币发行国和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外部市场占有率上升同样幅度后对方货币的相对供给量(同量纲)。为了比较这两个相对外汇供给增加量的大小，将两者相减，得到:

　　M*θ*λ－M*π=M(θλ－π)

这样，问题就转化为对(θλ－π)的符号的判定。如果(θλ－π)＞0，就说明在同样幅度的需求冲击下，非国际货币a对国际货币b所需升值的幅度要大于国际货币b对非国际货币a所需升值幅度。

从国际经济实践来看，判断(θλ－π)的符号并不难。

θ表示某种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中被使用的比例，如果以美元为例，根据IMF的数据，当前美元在国际资产中的比例大约为62%。这虽然不是美元被使用的比例，但基本可以算作近似数值。

λ表示非国际货币国家出口商在外汇市场将获取的外汇换为本币的比例。尽管我们没有各国关于λ的详细的数据，但根据实际经验，一般而言，由于要在国内消费和投资，各国出口商将外汇换为本币的比例都较大，而大部分作为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缺乏外汇资金，这一比重更大，有的采取强制结汇制度，λ甚至接近于1。我们不妨假设λ的取值范围为0.8～1。

这样，以美元为例(即假设B国为美国)，θλ的取值范围为0.49～0.62左右。

π反映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对国际货币国增加的进口需求占世界各国对该国际货币发行国增加的进口需求比重，这近似于某个非国际货币国进口在世界进口额中的比例。而从贸易实践来看，单个国家进口占世界进口比重是很小的，作为非国际货币国的任一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就更小。即使是作为进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三进口大国的中国，2009年货物和服务总进口为11 632亿美元，仅占当年世界总进口157 624亿美元的7.38%^[2]，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例就更小了，绝大部分不到1%。因此不妨认为当前阶段一般非国际货币国家π的取值范围是0.01～0.1。

这样，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而言，π的取值范围是0.01～0.1。

因此，可以断定，对于任一发展中国家来说，θλ－π通常是大于0的，这也就意味着两个完全一样的差别货币地位国家，其各自外部市场占有率上升同样幅度，非国际货币对国际货币所需升值的幅度要大于国际货币对非国际货币所需升值幅度。

此外，这里有个有趣的推论，即随着某个非国际货币国家进口占世界进口比重的不断增大，也就是π不断增大，就会使得θλ－π的值变小。也就是说该国货币对任一国际货币的不对称汇率波动压力可以得到缓解。换句话说，这个“非国际货币国家”越大越好。这一推论可以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理论依据。

再有，如果某个非国际货币国家外汇管制和资本流动管制逐渐放松，允许居民将越来越大的比例的外汇储藏在本国或外国银行里而不去兑换回本国货币，也就是说λ变小，就会同样使得θλ－π的值变小。该国货币对任一国际货币的不对称汇率波动压力也可以得到缓解。这可以鼓励贸易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放松外汇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限制，允许本国居民在国内银行开设外币账户或将外汇收入进行国际投资。

二、同时考虑资本流动的情形

在开放经济中，引起外汇市场上两种货币供求变化的因素除了国际贸易，还有国际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类。我们同样可以用分析国际贸易的框架来探讨资本流动领域非国际货币国承受的较大汇率波动幅度。

资本国际流动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大收益，在国际资本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者要考虑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国家和地区。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稳定，平均产业收益率高、金融体系健全、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国家吸收国际资本比重越大，例如发达国家中的美国、西欧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作为近期世界经济发展动力的“金砖四国”等。如前文所述，一国在世界资本流动中所吸收的比例可以称为“外部资本占有率”，从实践来看，总体而言这个比例短期内的变化也不大，但由于资本流动的稳定性相对贸易商品流动来说要弱一些，因此这个比例的变动频率较外部市场占有率要更大，这在第4章的实证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接下来的分析思路就与国际贸易框架完全相同了。同样假设A是非国际货币国家，B为国际货币国家。A、B两国除了货币地位不同以外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以θ比例的B国货币b作为国际支付手段。O代表除此两国之外世界其他国家。O和B作为A国的外部市场，它们向A国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时将按比例使用各种国际货币(所有被投资国家接受的都是各类国际货币)，而A国接受投资的企业和机构再在外汇市场上将这些国际货币按一定比例λ(强制结汇制下这一比例为1)换为A国货币a。这就在外汇市场上产生了各种国际货币相对A国货币a的供给。之后，我们同样可以归纳出:当A国和B国的外部资本占有率分别上升同样幅度时，前者外汇市场上B国国际货币b相对a的外汇供给增加量将小于后者外汇市场上非国际货币a对国际货币b相对的供给增加量，这就使得国际货币b对非国际货币a所需升值幅度要小于外部资本占有率发生同样变化的非国际货币a对国际货币b所需升值的幅度。

和前面贸易框架下的推论一样，当某个非国际货币国家对外投资占世界对外资本流出比重相当之大，其参数θλ－π近似于0，不存在对任一国际货币的不对称汇率波动压力(这对单个国家来说基本不可能)。

以上结论是基于外部市场占有率和外部资本占有率上升时的情况，其下降时结论也是一样的。我们将贸易和资本流动结合起来表述，就是本章开头得出的结论:即在差别地位货币体系下，两个除了货币地位不同，其余经济指标完全相同的国家，当其在世界贸易、投资领域地位发生同等幅度的变化时，或者说，该国产品或该国对世界资本的吸引力变化时，非国际货币国货币所需承受的对该国际货币国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或压力)，要大于该国际货币国所须承受的对该非国际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或压力)。

此外必须提出的是，以上结论适用于除货币地位外经济规模类似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英国的情形。但本假设很容易放宽——任何两个货币地位不同的国家，只要各自所增加的需求绝对规模是一样的(例如如前文所假定的增加值都为M，可能是由于其外部市场容量或是外部市场占有率的变动造成)，其面临的对互相货币的升值幅度或压力就是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