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卖与收税并行

第三节　“一切通商”消费税思想的嬗变（1）：专卖与收税并行

消费税思想发展至宋代，如前所述，通商观念占主流，但北宋中期以后，针对自由通商所出现的弊端，政策界又出现了一变通的指导思想，即引商思想，它兼顾自由通商和完全专卖的优点。这一思路至元代则有了另外一种变通和深化。

一、有关对完全专卖进行指责、批判的言论仍旧在持续

这主要体现在马端临的论述中。马端临不赞成封建国家从事专卖，认为“古者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12]。他向往的制度是让人民自由经营，而封建国家征收捐税。如以酒为例，他反对官府自行酿造售卖，主张“听民酿造，纳税之后，从便酤卖”^[13]。可是，他又说：官营盐铁是取之山泽，酒酤均输则取之商贾逐利者，“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而不致尽倚办于农田之租赋，亦崇本抑末之意”，从而认为桑弘羊的官营专卖政策，“未可深訾”^[14]。由此可见，他之向往商业自由经营也不是绝对的。这一思想同宋代欧阳修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

二、出现了专卖与收税并行的消费税主张

元平江南之后，国家的大宗资源都为权豪势要之家把持，他们或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或侵吞国家岁课，谋取私利。而对百姓自产的零星小商品，如竹货之类，反而限制得很严，“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通”^[15]。这不仅严重干扰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且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面对这种现实，卢世荣采取了对小商品实行征税制，放手发展；对大宗商品实行国家垄断的征税与专卖并行的消费税政策。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废除各处竹监，允许百姓在江湖捕鱼

元自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开始对怀孟等路的竹货实现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竹货。江河、湖泊本来允许百姓采捕，但后来权势之家多勾结官府，不准百姓到江河、湖泊去捕鱼。凡此种种，都有碍于商品的流通，不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卢世荣奏准元世祖，下诏罢除各处竹监，废止竹货专卖，允许百姓自由贩卖，而以征税的方式，调节其生产和流通。又下诏令各处不准拘禁江河湖泊，听民采捕而征收渔课。对竹货之类的小商品实行征税制度，既可促进小商品的生产，又能货畅其流，国家也可从中获利。显然，这项政策不仅符合经济规律，也有其可行性。

2.整顿盐课

元初实行盐引法，盐商向国家纳课领引，商人凭引取盐。国家征收的引课，每引四百斤，纳课钞十五两。这种引课本来不重，可盐商却垄断市场，“停货待价”，以每引八十两的高价出售，京师更达一百二十两以上，贫民因无力购买，往往淡食。于是卢世荣实行商专卖与常平盐并行的制度，削减商人盐引的三分之一（原卖给商人的盐引为三百万引，现仅卖给二百万引），散给诸路官府，设立常平盐，待盐价上涨时，以平价出售，这种做法既稳定了盐价，有利于庶民，又打击了投机商人，将盐商原来所得到的一部分盐利转归国家。

3.整顿酒课

卢世荣任中书右丞以前，京师及各路允许富豪之家酿酒沽卖。卢世荣上任之后，了解到京师富户唯利是图，所酿之酒，质次价高，而且不及时向国家纳税。于是，卢世荣建议在京师罢除私酿，由官府出钞五万锭，实行官专卖，并增酒课十倍。^[16]他经过计算得知“大都酒课，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众比京师，当居三分之二，酒课亦当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总计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盗隐如此，安可不禁”^[17]。就是说，诸路富豪私酿之酒，偷漏酒课竟达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这必然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卢世荣责成各路增加酒课二十倍，有不如数缴纳者，重责之。这一措施未免有些过苛，但也是切中时弊的，而这也正体现了卢世荣对非生活必需品征收重税，限制其生产和消费的思想。

总之，卢世荣有关专卖与征税并行的消费税思想贯穿于他的诸项改革中，这为解决唐宋以来“寓税于价”的完全专卖与自由通商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另辟蹊径，同时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消费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