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类看法

5.第五类看法——纹银外流说

(1)嘉庆十四年(1809)纹银外流已见官书记载。据道光二年御史黄中模奏:“嘉庆十四年间，因有银两偷漏出洋之弊，奉旨饬查，经两广总督会同海关监督奏明申禁在案。”^[11]

(2)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请严禁海洋夷商私运内地银两及贩运洋钱折:“向来外洋夷民准与粤东沿海地方客商以货物互相交易……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借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并将外洋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又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迩来居然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夷商以为奇货可居，高抬价值，除不补色外，每个转加算银七八分不等。”^[12]

(3)道光二年(1822)，御史黄中模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以裕民生折:“窃查定例，广东洋商与夷人交易，只用货物，不准用钱，立法之意至为深远。……乃近者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小民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其亏者咸以为苦。臣细加采访，实因广东洋面偷漏依然如故，以致内地银两渐少，其价日增。……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莫此为甚。”^[13]

(4)道光九年(1829)，御史章沅请禁夷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折:“其人〔指‘夷商’〕赋性狡黠，纯用机心，卖物则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十七;或仍以番银给还，则断不收纳，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14]

(5)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冯赞勋缕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请饬查严禁折:“查烟土一项私相售卖，每年纹银出洋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15]

(6)道光十三年(1833)，给事中孙兰枝奏，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并胪陈受弊除弊各款折，引见陶澍、林则徐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疏:“臣等伏查给事中孙兰枝所奏，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及民间买卖，皆因钱贱银昂，以致商民交困，自系确有所见。……至原奏称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愈烈。……如该给事中所奏，每年出洋银数百万两，积而计之，尚可问乎?”^[16]

(7)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应变通办理折:“嘉庆年间，〔鸦片〕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乌土为上，每箱约价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价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价四百元。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每元以库平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向来纹银每两易制钱千文上下，比岁每两易钱至千二三百文〔别本作千三四百文〕，银价有增无减，非银有偷漏而何?”^[17]

(8)道光十六年(1836)，御史袁玉麟为鸦片弛禁奏陈利害折:“盖洋夷之所以市鸦片者，原利我内地之银耳。今议以货易货，决非彼之所欲，势必阳奉阴违，勾串汉奸，私相交易，仍攫内地之银以去而后已。试思今之银禁何尝不严，乃近年出洋竟至岁逾二千万两之多。”^[18]

(9)道光十七年(1837)，清帝谕:“御史朱成烈奏银价昂贵，流弊日深，请饬查办一折。所奏甚是。银钱价值，两得其平，方于国计民生均无窒碍，近来钱价日贱，自系纹银不足所致。推原其故，固由于风俗奢侈，耗于内地，而禁烟一物贻害尤甚，耗银尤多。若如所奏，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一入外夷，不与中国流通，又何怪银之日短，钱之日贱也?”^[19]

(10)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迄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20]

(11)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庆云在《石渠余记》中说:“自嘉庆末年，钱法日久而弊(……)，而银之外泄亦日多(……)，由是钱价一贱，近三十年即不复贵。”^[21]

(12)道光二十六年(1846)，魏源在《圣武记·军储篇》中说:“近十余年间，纹银每两由千钱至千有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至千有三百钱，人始知鸦片内灌，透银出洋之故，而其骤长尤在道光七年至十三年。此数年中，海疆节度之人，溃防决藩之故，粤人能言之，外夷能言之，无俟谫谫之刍言矣。夫流寇掠去之银，贼平即出;避乱藏镪之人，乱定则价减，非若透漏外洋之有出无返也。”

(13)咸丰二年(1852)，冯桂芬在《用钱不废银议》中说:“今天下非小弱也。开垦之地日益广，山泽之利日益出，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之需有加而无减也。生齿虽日繁，然二三十年水旱兵革，岁不绝闻，伤人无算，恐户口之籍未必较乾嘉盛时遂相悬绝也。是天地之所出自足给生人之食用，而患贫之势日甚一日者，何也?曰:银少也。银何以少?曰:偷漏出洋也。或谓银贵不尽由于出洋，以明季国初为证。不知彼时府第有私积，富室有厚储，故银骤贵，厥后窖藏尽出，加以矿苗大旺，银又自贵而之贱。今有是事乎?或谓由钱多所致。不知钱未尝多也。京师岁除间，因钱铺闭歇稍多，藏票者争取现钱，钱即涌贵，是钱不多之证。京师尚尔，外省可知矣。……通商五口出入货略相抵，独鸦片价皆以现银出洋，计每年漏银二三千万两，故银骤贵。……上海通市以来，夷船每日收元宝四五百，为银二万余，每年漏银七百万，距今十年，遂为常额。四口递减，合计不下二三千万两。”^[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