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以前讨论大钱铸造问题

1.咸丰以前讨论大钱铸造问题

大钱的铸造虽始于咸丰三年(1853)，而讨论大钱铸造的问题则远在鸦片战争以前。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条陈钱法”折内说过，“自道光年间，忧银少而思胜之以钱，始有铸大钱之议”^[8]。

道光十七年(1837)，王瑬著《钞币刍言》说:“更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9]铸大钱与行钞票之说，似乎首倡自王瑬。这一个大胆的通货膨胀论当时轰动一时，引起正反两面的议论。

铸大钱的主张，首先引起包世臣的反对。包在《再答王亮生书》中说:“尊议又兼铸当十、当百大钱以济现钱之乏，而严铜禁以饬钱法云云，钞法一行，则现钱足用而私铸自息。铜禁之严，莫如宪庙〔指雍正帝〕，其时政事无不令行禁止者，而铜禁竟不能行，何况可必于今日乎?”^[10]

道光十八年(1838)，邱嘉穗有《铜钞议》，反对发行纸币而主张铸造大钱。他所谓铜钞，实际上就是大钱，但并未提倡通货膨胀政策。《铜钞议》说:“苟欲其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日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义。”^[11]

道光十八年，梁章钜奏请铸当十、当百大钱，交户部议，当以“需铜较少，获利转多，即多其品种，重其工本，私铸者亦能肆其巧诈。奉谕:‘现在京外各局，铜铅均属赢余。钱法通行已久，并无窒碍。梁章钜所请改铸之处，着毋庸议。’”^[12]。

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有《钱法议》，也主张铸造大钱，但以铜的市价为准，照成本铸造，也没有通货膨胀的意义。《钱法议》说:“诚恐多用钱，而钱不敷用，且奈何?窃谓宜加铸大钱。假如铸当五当十钱，当五者宜重二钱四分，当十者宜重四钱八分，当五者铜三斤，为钱二百，值今钱一千;当十者铜三斤，为钱一百，值今钱一千。今市价钱一千，买铜三斤，与今大钱适相当，私毁则不能多得铜，私铸则不能多得钱。凡用钱者，只以斤两为准，不论官铸私铸，盖直以铜交易耳。譬如色银任市倾泻，岂复有私铸乎?然当五当十，较今钱轻，便至半，鼓铸工本则较今钱节省过半，此可以救钱少之病也。”^[13]

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六日(1852年12月16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请铸用大钱以复古救时并禁止民用铜器。清帝谕:“所奏不为无见，然小钱大钱，制虽异，用实同。现铸小钱，铜尚不足，何况大钱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铜，原干例禁，本年曾经降旨。况古制亦非尽善，举一事必欲复古，试问井田封建尚可复乎?此折着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14]

根据以上资料，可见咸丰三年以前主张铸造大钱的有王瑬、邱嘉穗、梁章钜、吴嘉宾、何绍基等人，而反对铸造大钱的只有包世臣一人。(咸丰三年，王茂荫反对很厉害。)何绍基的奏折距咸丰三年五月开始铸当十钱不过六个月，清帝还未加以允许，但口气业已放松好多。这是因为当时清廷正在酝酿此事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