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谁相关问题及讨论

二、选择谁？相关问题及讨论

本研究的主题——教育分流与学业成就问题，历来为教育社会学所重视。宏观层面上，有各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教育机会分配异同的比较、各国政治传统对教育政策的影响等。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国家对教育居主导地位，政府通过制定教育政策，改变教育机会的供应状况，来决定教育体系的结构。政府也通过提高学校质量、制定教育法律，或者在就业导向上强调教育文凭资格的意义，刺激人们对教育的需求（Fuller＆Rubinson，1992）。发展中国家的案例研究启发了政府该如何改进教育政策。例如，在工业迅速发展的香港地区，政府指定了免费的现代小学，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所以各类家庭背景孩子的教育机会都增加了（Post，1994）。在中国和南非，教育政策曾经或正在戏剧性地影响社会分层的体系变化。在中国，国家政策的巨大转变直接影响到了来自不同社会群体个人的生活机遇（Zhou etal，1996）。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和上层阶层都失去了优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重新获得自身的优势（Deng＆Treiman，1997；Zhou et al，1998）。“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居民和妇女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但是总的来说，教育平等的趋势对于妇女变得更慢，在农村地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回逆（Hannum＆Xie 1994，Hannum，1999）。在长期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国家教育系统和其他机构千方百计地阻碍占人口大部分的黑人的社会流动，以保证少数群体白人地位的上升（Seidman，1999；Treiman et al，1996）。除国家之外，全球力量也很重要，比如国际性组织机构的政策和偏好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包括现代教育机构）的扩展，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社会分层过程。世界体系理论（World Institution Theory）认为全世界教育的扩张是跨越了国家边界的社会运动的结果，而不管单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特殊性（Meyer＆Hannan，1979；Bolietal，1985）。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建造和扩大教育的动力部分来自于全球政治文化的外在压力（Inkeles＆Sirowy，1983；Meyer et al，1992）。

更多的研究是从中观层面出发，看待该层面的因素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较深入和全面。主要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结构、社会环境的影响、代际之间的教育传递、社区因素、学校质量、师生互动等。具体来说就是谈到了性别差异、种族差异、家庭经济条件、父亲职业地位、家长的文化程度、学校质量与学生成绩，甚至还有家庭兄弟姐妹数量、排行这些很细微的因素对学业成就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专题研究，如从早期的学习经历着手研究高校辍学生的辍学原因、能力分组现象、阅读能力提高的因素、数学成绩提高的因素。有互动论者把目光投向学生与老师在学校中的交往，老师是怎样对不同的学生形成不同的期待，这种期待如何被学生感知，又如何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到学生成绩，这方面研究最著名的是罗森塔尔（Rosenthal.R.）和雅各布森（Jacobson.L.）。

关注我国教育获得、学业成就问题的研究，则十分强调政治因素和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这可能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周雪光在《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层：1949—1994》一文中将这几十年的教育发展分成四个阶段：1949—1959年、1960—1965年、1966—1977年、1978—1994年。探讨了不同时期的四类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考察了五类因素（性别、家庭兄弟姐妹的数量、父亲的文化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家庭居住地）对被调查者学业成就的影响。结论是在经济发展最快的1978—1994年时期，教育机会是最不平等的，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这样较高的教育阶段，家庭背景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经济改革的结果似乎是有利于最具有优势地位的阶层，体现在高地位阶层、大城市居民、男性优于女性等方面。关于父代职业阶层对子代教育机会影响的研究，大多强调了教育地位的代际再生产的重要性，并且来自较高职业地位背景家庭的子女，在地位教育机会的获得方面，连续地显示出对较低职业阶层的优势。如果说上面的几篇代表性文章讨论的都是教育机会的获得，那么孙中欣的博士论文《学业失败的社会学分析》则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初一学生成绩较差的原因。她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同伴群体和家庭背景，设计出了各自的变量体系，该文对同伴群体和家庭背景作用于学习成绩的机制有很深入的分析，这些随后有所提及。

前述教育获得与社会阶层关系问题的研究，多着眼于入学机会的获取，如能否上高中、上大学，但缺乏对学生在某一教育阶段学习考试成绩的探讨。另外，国内学界就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是未分流人群，而对处于分流教育之中的学生群体的成绩差异则较少关注，鉴于此，本章力求在这样两方面有所突破：一、将高中阶段的分流教育机会与学业成绩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二、本章试图发现经过初中升高中的筛选后，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异程度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选择性，给那些学业突出的学生以更多的教育，将不同才能的人送入不同的学习途径。教育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将有一定的淘汰。那么被挑选出来继续深造的是怎样一群人，被分流出正规教育体制之外的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在同一教育阶段又有不同类型的学校，各个学校的学生在社会特征上有何差异？在同样的教学环境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差异会受到哪些社会特征的影响，这些都是本章想探讨的问题。

学业成就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单是指考试的成绩或是否取得升学机会，因此我们不可能笼统地去分析它。很多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分解。在克劳迪娅·布克曼（Claudia Buchmann）和埃米莉·汉纳姆（Emily Hannum）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分层：理论和研究回顾》一文中，将教育结果（educationaloutcomes）分解成入学（enrollment）、教育获得（attainment）和学习成绩（achievement）三方面。胡森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应从三方面考察，即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过程待遇的平等及最终目标的相等。本章借鉴这种区分方式，对个体的教育成就进行一定的剖析。

⒈研究问题一——谁上重点高中

这里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是高中的教育分流。高中的教育分流包括两方面：一是初中毕业后的升学，二是重点高中与非重点高中之分。

从1999年高考扩招以来，普通高中的升学率实际上开始低于高考的录取率。1999年至2002年，高级中等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升学率分别是：49.5%、63.8%；51.1%、73.2%；52.9%、78.8%；58.3%、83.5%，二者的差异似乎还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最大的淘汰实际发生在初中升高中这一环节。

初中升高中的竞争是激烈的，而对上重点高中机会的争夺也同样甚至更激烈，因为如今不仅要拼命考上高中，争取考大学的资格，读一个什么类型的高中也颇为关键。“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有学上，优质教育成为百姓主体教育需求”的观点（2004江苏省全省高中工作会议），得到教育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各地重点高中发展不一。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全省有849所普通高中，其中重点高中312所，占36%；2003年，这312所重点高中共招生28.2万人，占普通高中招生总数的65.1%。^[4]西安市目前共有省市级重点高中61所，占普通高中总数的31.8%；2003年重点高中招生2.8万人，占普通高中招生总数的45.4%；重点中学在校生达到8万多人，占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46.4%。^[5]

重点高中的招生条件相对苛刻，一般为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原则。但各类高中均可收择校生，择校生指学校因自身要求，选择非教育部门指定学校就读的普通高中学生。现实中，符合择校条件的、有实力交纳择校费的家庭往往愿意为子女交上这笔钱，让其上好一点的高中。同时，择校的名额是有限的，因而它又可能涉及“背后公关”的问题。

因此，是否进重点高中就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学业成绩、社会网络资源以及家庭的经济实力，都可能在重点高中教育机会的竞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⒉研究问题二——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

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至关重要。

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曾提出评价教育机会均等应看重教育结果平等的观点，完整的高中教育研究，应该包括最终的教育结果。最终目标的界说很复杂，它是指升学成功与否，还是个人的职业成功，抑或是入职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似乎没有定论。但笔者认为如果按照一种输入—输出模式来分析，针对高中阶段的教育来说，教育过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指是否考上大学和考入哪一类大学。但由于本研究数据收集的局限（仅针对高中生的问卷访谈），无法将这点作为重点来考察。然而从一个连续的教育过程看，从孩子进入小学开始，筛选机制就开始启动了。许多研究显示，初中升高中事实上成了整个教育选择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很多学者在研究高考的成败时仅仅强调高考一个环节，其实学习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如果忽略高考前的准备，显然存在某种不足，这也是本章将着力探讨高中阶段的机会与学业成就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也经过了不同的时期。在前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式是考察学生的认知能力变量和家庭背景因素，家庭背景起主导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也可能由于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和社区两个因素的存在而有所削弱。教育社会学阶段，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普遍意识到过多地强调社会出身的危害性，过多地强调了社会背景对认知能力的影响，阶层的差异不是学习成绩的决定性因素。教育社会学的新阶段提出“教育系统是个相对的自治体，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出身的约束和教育之外的职业和生产力变化的限制。”^[6]新教育社会学从教育系统的外部走进内部，更深入地去看待教育活动和教育结果。本章的实证研究意欲将新、旧教育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要素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既考虑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尝试着进一步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学校教育过程之中，探讨教育过程内部的一些社会区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