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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于陵论物轻钱重

时间:2022-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杨于陵,字达立,虢州宏农人。豪富与大商人积蓄钱财,随着价格波动而推波助澜,投机取利。大多数人要求加强管制铜的律令贯彻执行,唯独时任户部尚书的杨于陵在分析了钱币不足的原因后,提出自己的对策。其四是“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过去只通行于中原,如今已外流边陲,当然不足。解决钱不足的构想。穆宗部分采纳了杨于陵的建议,从长庆元年起,两税、上供、留州都改用布帛丝纩,酒税盐利则仍以钱纳。

五、杨于陵论物轻钱重

杨于陵(753—830),字达立,虢州宏农(今河南灵宝)人。唐代宗大历六年(771)进士,累官至侍御史,妇翁韩滉权倾中外时,以读书山水为乐。滉殁,乃入朝,累官至中书舍人,出为浙东观察使,入拜户部侍郎,宪宗时为吏部侍郎,监察奸吏,调补平允,当时称之。穆宗即位,迁户部尚书,敬宗时以左仆射致仕。

据《新唐书·食货二》记载,自从德宗建中年间制定两税法后,物轻钱重,百姓以为祸患,一晃四十年,当初二匹半的价钱现在就能够买到八匹,大约增长了三倍多。豪富与大商人积蓄钱财,随着价格波动而推波助澜,投机取利。农民日困,商人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而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47)”。大多数人要求加强管制铜的律令贯彻执行,唯独时任户部尚书的杨于陵在分析了钱币不足的原因后,提出自己的对策。

杨于陵的理论根据:一是“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何则?上之所重,人必从之”。帝王铸造钱币就是为了权衡物价,百货有贵有贱,不使它过高或者过低,才能贸通有无,川流不息,这就全靠皇上对轻重的调控了。二是钱币具有“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的职能作用。此即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作用的发挥,对于生产、流通和社会生活的积极促进作用。

他分析钱币不足的形成原因,至少有七条。在唐代该是考察认识得最完整的,其一是“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古代钱币掌控在帝王手上,而今却向民间索取,暗指赋税征钱,增加了对于钱币的需求。其二是“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过去钱币在流通领域,周而复始,流向四面八方,如今退出流通,被收藏在官府库房。其三是“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费功”。过去是大量铸造发行,以满足流通的需要,如今减少铸炉,故失去了满足流通需要的功效。他还具体比较道:“开元(713—741)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余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其四是“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如其所说:“大历(766)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过去只通行于中原,如今已外流边陲,当然不足。其五是“闾井送终之唅”。民间有用钱币送葬的习俗,减少了流通中的钱币量。其六是“商贾贷举之积”。商人为放债而积累钱币,使流通中的钱币减少。其七是“江湖压覆之耗”。在江湖翻舟沉船的损耗,同样使流通中的钱币减少。总之,流通中的钱币需要量激增,供应量不足,造成“钱不足”。

解决钱不足的构想。他主张一方面减少对货币的需求,“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即两税钱、盐酒的利钱,上供朝廷及留州,送给使节的钱全部用布帛粮食交纳支付,就能够比较宽松地满足百姓对于钱币的需要,也就可以减轻百姓一些征税负担。另一方面,“出内府之积,收市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拿出内府积贮的钱币,收购市场上滞销商品,广开铜山铸钱的炉数,限制钱币流出,禁止私家储藏,那么,物价就会日趋提升,钱币就会日渐跌贬。

穆宗部分采纳了杨于陵的建议,从长庆元年(821)起,两税、上供、留州都改用布帛丝纩,酒税盐利则仍以钱纳。然而,令不行,则禁不止。只节流,未开源。该开的未开,该禁的又禁不止,钱荒自然未能得到扼制,钱重物轻现象也就依旧存在。

【注释】

(1)《新唐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2)《旧唐书·食货志上》,第6册第2097—209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5页。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69页载,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户数8018710,口数46285161;中宗神龙元年户数6156141,口数37140000+。高祖武德年间从略。

(5)《新唐书·食货四》第5册第1385页。

(6)吕思勉《隋唐五代史》推断:“隋初公廨钱,必沿自周齐。疑在魏世,官家之出举、兴生、亦未能全绝也。至唐世则更甚。”(第8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第136—137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8)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下册第1677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10)《隋书·食货志》。

(11)《唐会要·内外官料钱上》下册第1651页。以下同引此书处,不再出注。

(12)《册府元龟·邦计部·俸禄一》第6册第6067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3)《册府元龟·邦计部·俸禄三》第6册第6090页。

(14)柳公绰(765—832),字宽,又字起之,京兆毕原(今陕西耀县)人。柳公权兄。历任吏部尚书、鄂东观察使、河东节度使、兵部尚书。

(15)《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下册第1679页。

(16)《新唐书·食货五》第5册第1402页。

(17)《册府元龟·邦计部·俸禄三》第6册第6087页。

(18)《新唐书·食货五》第5册第1402页。

(19)《唐大诏令集》第536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20)《唐会要》卷八十九,下册,第1631页。

(21)《旧唐书·玄宗本纪》第1册第213页。

(22)《全唐文》卷八十一。

(23)《唐会要·市》下册,第1582页。

(24)《唐大诏令集》第536页,下引此书不再出注。

(25)《旧唐书·宪宗本纪》第2册第425—426页。

(26)《唐会要·泉货》下册第1631页。

(27)《唐会要·泉货》下册第1631页。

(28)《旧五代史·食货志》。

(29)《中国古代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第23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唐会要·度支使》中册第1018页。

(31)王绍(743—814),原名纯,字德素,永贞年间改是名,京兆万年(今西安西北)人。历仓部员外郎,户部、兵部郎中,户部、兵部、吏部尚书、兼判户部事。

(32)卢坦(749—817),字保衡,河南洛阳人。历河南尉、寿安令,宪宗元和年间累官至盐铁转运使,户部侍郎、判度支,剑南、东川节度使。

(33)王播(759—830),字明敭(扬),太原人。德宗贞元进士,累迁侍御史、工部郎中、京兆尹、诸道盐铁转运使,穆宗长庆时,拜刑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盐铁等使,文宗大和初拜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仍领盐铁使,颇善赋敛,岁进“羡余”百万缗。

(34)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第173—1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5)《旧唐书·懿宗本纪》第3册第662页。

(36)《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第6册第6002页。

(37)《陆贽集》下册第736—73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38)同上书,第744页。

(39)《白居易集》第4册第1311—131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40)《白居易集》第4册第1313—1314页。

(41)同上书,第1308—1309页。

(42)同上书,第三册第999—1000页。

(43)《旧唐书·宪宗本纪》第2册第442页。

(44)《韩昌黎文集校注》第595—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引此书,不再出注。

(45)《元稹集》上册第39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引此书,不再出注。

(46)同上书,上册第414—416页。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47)《新唐书·食货二》第5册第1360—1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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