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的重钱轻银论

三、包世臣的重钱轻银论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古时泾县曾分置安吴县，其家居近，故人称“包安吴”。清代爱国学者、思想家。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22岁出游，长期辗转南北地区作大吏要员(陶澍、裕谦、杨芳)的幕僚达数十年之久。在佐理政务实践中，究心农政、漕运、盐政、银荒、货币、鸦片问题与历史掌故，尤精于河盐漕务。以“君子立言，必期可推行而无窒碍”为宗旨。所提改革主张，也能切中时弊。因触犯当时官吏利益，终身受排挤，主张不被采纳。他揭露鸦片之害，主张抗英，反对投降。著作有晚年自编成集《安吴四种》(含《中衢一勺》、《艺舟双辑》、《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小倦游阁文集》。

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代表当时江南地区兼营工商业的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称“好言利”，主张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对于商业和货币的作用十分重视。他的货币观点集中反映在《安吴四种》卷二十六，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杂著二》，道光十二年(1832)《与张渊甫书》，十七年(1837)《再答王亮生书》，十九年(1839)《银荒小补说》和二十六年(1846)《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等文。《齐民四术》现有中华书局和黄山书社点校本通行。

一是重钱轻银论。

问题的提出是银价太贵。包世臣认为这是“方今要务”，“至急至大者”(《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在他看来，“银币虽末富，而其权乃与五谷相轻重。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猝遇水旱，不能为灾。此千古治法之宗，而子孙万世之计也”。银价太贵是银少所致，银少的形势甚为严峻，用不上二三年恐怕要由少入无。因而弊端有二，其一是“小民重困”。因为“今法为币者惟银与钱，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于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数，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多”(《庚辰杂著二》)。包氏在《银荒小补说》一文，具体论证银荒所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官府负担加重，收入减少;百姓负担加重，支出增加，根由就是银价长制钱落，折耗加大。“天下之苦银荒久矣。本年(1839)五月，江西省城银价长至制钱一千兑库纹六钱一分，是银每两为钱一千六百三十余文。下邑不通商处，民间完粮皆以钱折，新喻现行事例，每钱粮一两，柜收花户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除归外纸饭辛劳钱五十八文，实归官钱一千八百二十七文。定例制钱一千，准库纹一两，老幼通知。今花户完正银一两，连耗至用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不为不多。况两三年内，年谷顺成，刈获时，谷一石仅值钱五百上下，现当青黄不接，而谷价仍不过七百数十文”。在银贵钱贱渐趋严峻的形势下，百姓负担日趋加重。加上官吏的贪墨，百姓怎么能够承受。“是小民完银一两，非粜谷二三石不可，民何以堪!”同样，他以为官府也将难以承受，“有司征银一两，加一零三耗，又派捐款银一分，司银号三分六厘，外添平三厘，道款杂款，视司正款几于倍之。载钱上省，水脚人工，投批挂号，领库收乡，征官吏薪饭钱，征各友修薪节礼，合需银一两一钱七分零，方敷解正银一两之用。是征正银一两，官实赔钱八十余文，即以新喻额征四万三千余两计之，岁须赔钱三千四五百千文，官何以堪!”其二是“虚中实外，所关匪细”，不可等闲视之，是引发国家财政危机的原因。“惟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每年国家正供(法定赋税)，并盐关各课，不过四千余万，而鸦片一项，散银于外夷者，且倍差于正赋。”据他估算，仅苏州一城吸食鸦片的就不下十数万人，每人每日耗银按一钱计算，则每日全城费银该在万余两，每年下来就有三四百万两，“各省名城大镇，每年所费，不下万万”(《庚辰杂著》)。而且“以夷以泥(烟土)来，内地以银往，虚中实外，所关匪细”。可是“银币周流，矿产不息，何以近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问题就出在“究厥漏卮，实由于此”。而且以《说苑》中的典故“楚弓楚得”，“所谓楚人亡弓，楚人得之，惟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鸦片之禁已严，而食者愈禁愈繁。“以中其毒者，则难以自止，而司禁之人，无不早中其毒，又复得受肥规，即再加严法，终成具文”(《庚辰杂著二》)。严法只是一纸具文，又该如何是好呢?

为克服银荒，他主张在币制方面，“惟有专以钱为币，一切公事皆以钱起数，而以钞为总统之用，辅钱之不及。”就是说朝廷应以制钱为法定货币，一切财政收支都以铜钱为计价标准，钞票为通货，在流通中充当购买和支付手段。有如过去“汉书曰‘黄金一斤值钱万’，是仍以钱起数，则币之流通者，惟刀布耳”。如今“一切以银起数”，故“仅以银为币，不惟珠玉黄金不为币，而钱亦不为币故也”。“国家地丁、课程、俸饷、捐赎无不以银起数，民间买卖书券，十八九亦以银起数”，钱视银为高下，银用更广，“富贵家争藏银，银日少。盐米必需之物，商贾买之以银，卖之以钱，故物价腾涌。”(《再答王亮生书》)。救币良法在于以制钱为法定货币，即“欲救此弊，惟有专以钱为币”。币制改革后，“公私各项，一切以钱起数，银随市价，以准钱数。”一切都要以铜钱为计价标准，用它来核定田赋(地丁)、商税(课程)、俸饷、捐赎，民间交易契据金额的大小多少。那么，是不是要把白银从流通领域里清除出去?也不是。只是从法定的计价货币位置上退下来，不再发挥价值尺度职能作用，流通手段职能作用则照常发挥，即“其要唯在明示以钱为币，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归之于钱”(《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

然而他也意识到白银的流通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非人力所能轻重之”的必然趋势。在人力以外有一种力量推动着币材的更迭变化。同时，他又反对白银作为法定计价货币，发挥价值尺度职能作用，认为这是“太阿(古剑名)倒持”。似乎“以银为币”使公私交病，乃人之所为，是国家广泛推行和民间普遍接受的结果。他以对于铜钱特有的偏爱，把它推崇为“国宝”。对于“一切以银起数，而钱反听命于银”的做法大不以为然。认为铜钱作为法定计价标准较之白银更为顺理成章，具有更充分的理由。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条是“今法，假银罪止遣(放逐)，私铸则至殊死(斩首)，是固重钱而轻银已”;其二是“民间称富室曰‘有钱’，下至博徒，无论大小摊场，皆曰‘赌钱’，从未闻以银为说者，是钱之当为币也明甚”(《再答王亮生书》)。他将生活习俗，国家刑律作为判定经济范畴存在合理与否的客观标准，这一做法不啻牵强，而且显得十分幼稚。他相信只要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归之于钱”且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包氏认为“前明之弊，悉由翻覆之臣怂恿变法……其要唯在明示以钱为币，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归之于钱，而广钱之用操之于钞，乃有说以处钞耳，法宜先布明文，公私各项，一切以钱起数，银随市价，以准钱数，钱质繁重，其总统轻赍之便悉归钞”(《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这不仅很难自圆其说，更暴露了他在货币认识上的肤浅。自明代中叶以后，白银即已取得主要货币地位，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之必然。它具有真实价值，既然在流通中执行流通手段职能，就同样能够执行价值尺度职能。这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两个基本职能。而今试图人为地把它贬为辅助货币，也是“非人力所能轻重之”。

在从银本位退回到铜本位的过程中，包世臣设计了渐进分步分类实施的构想，拟有所区别地对待。他认为:“银价久昂，制钱当银一两，例有明文，一旦改银为钱，难免觖望(抱怨)，兵饷尤难调和。”倘若军饷生出问题，军队稳定肯定会出问题，等于是自毁基石。所以他提出:“似宜将兵饷月给银一两者，改为给制钱千三百文，其他俸廉应支之项，皆酌改为旧准银一两者，制钱千二百文。”如其所述，百姓“共知银一两钱一千之例，以千八百文输官，怨已起，而官每两尚须赔钱二三十文不等”。改为以钱为币，一正一耗，“止须钱千三百二十文。此外则官可资为办公之需，虽有贪吏，不能不减于旧数”。于是百姓不用敦促就会积极主动完纳，不致出现滞难现象。包世臣在主张以制钱为本位币的同时，却反对铸大钱，在批驳了王瑬的“又兼铸当十当百大钱，以济现钱之乏，而严铜禁以饬钱法”的观点，指出:一是“钞法一行，则现钱足用，而私铸自息”。二是铜禁难以执行，“铜禁之严，莫如宪庙(雍正帝)，其时政事无不令行禁止者，而铜禁竟不能行，况可必于今日乎?”三是大钱害民，自古已然。“当十当百，法虽自古，然唐以河北之故举行之，深不便民，不数年皆准当钱当一乃已。而数年中，官费不偿，民之受其害者已伙”(《再答王亮生书》)。

二是以钞总统的主张。

包世臣深知“钱(铜钱)质繁重”的弊病，认为行钞是“救弊良法”(《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可绝非“理财之大径(法则)”。这条原则的提出有其理论根据，也有历史借鉴。依据虚实相权论，他认为“轻重相权不相废，为古今之至言。行钞则以虚实相权者也。银钱实而钞虚”。行钞必须以银钱作保证，没有实币的虚钞运行必将失败，依此理论。他驳斥了王瑬的“银钞皆同”论点，把元赵孟(1254—1322)虚实论(银与钞、米绢与银钱互为虚实，贬值中统钞与足值中统钞，前者为虚，后者为实)的内涵明确为“银钱实而钞虚”，即具有真实价值的金属货币——白银铜钱都是实的，没有真实价值的货币符号——钞票就是虚的。所以钞票流通必须“虚实相权”，否则，一旦遇到紧急意外，“钞或不行，而银则未有不行者也。”这就体现出“轻重相权不相废，为古今之至言”的道理。因此王瑬“行钞而废银”的主张“是为造虚而废实”，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还尖锐地提示行钞史上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视发钞为取之不尽的渊薮。他明确指出王瑬荒谬地认为“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是操不涸之源”，正是“钞法难行而易败”的根由。他揭示了王瑬行钞理论的要害是“名为利民，更生枝节”(《再答王亮生书》)。进而揭示了历代统治者利用行钞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罪恶本质，触及了行钞失败的真实原因。

包世臣提出的另一条行钞原则，是“损上益下”，是针对王瑬的行钞原则“足君尤先”提出的。所谓损上，指政府“必照市价”，用纸币收兑白银，“州县以九四折解司(市政司)，司以九七折解部”。于是“富民见行钞之便，知银价必日减，藏镪必出，镪出益多，而用银处益少，银价必骤减”，直到“库纹一两准制钱一千而止，是其大纲”。他估计初行之年，上之所损当以千余万为率，以半益民，以半益吏。损上有利于钞票的流通，而且“损上愈多，则下行愈速，下行既速，次年上即可不损，以后则上之益也，遂至不可究诘”。上之损不过是在第一年，且钞票得以流通，银价下跌，对于官府大有利益，第二年就会得到数不清的好处。为了统治者的长远、根本利益，他警告道:“益上之指总在利民。”惟其如此，才会久而无弊。所以，他主张控制钞票的发行额，“初届造钞，以足当一岁钱粮之半为度”(《同上》)，以后逐年递增，“至倍于岁入钱粮之数，循环出入，足利民用即止。”是说纸币发行应确定一个最高限额，即以年度财政收入的一倍为限，只要能够保证周转循环，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该是不成问题的。控制纸币发行额的认识触及到纸币问题的要害，弥足珍贵。可以财政收入为标准，则明显有为满足财政的需要之嫌，而非满足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两者不啻不是一个概念，且在总量上也不匹配，虽可将财政收入做为发行纸币的保证，财政收入又该如何保证不出赤字，以实现平衡呢?因而又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包世臣的货币理论讨论了有控制按步骤地组织管理纸币发行，保证货币流通的正常周转，是利民用，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使百姓免遭通货膨胀的灾害。可他的理论得不到实现，不会被统治者采纳接受。在鸦片战争前夕，清廷面临着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当然不会把已到嘴边的肉留给百姓，让百姓与自己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