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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2-11-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债务上,北洋政府举借了大量的外债,大小债项约633笔,还有一批清政府延续下来的未偿外债,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要比研究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复杂得多,繁难得多。由于外债是以铁路和矿山为抵押,遂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湖北革命党人见有机可乘,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特别是对控制中央政府的军事政治集团来说,举借外债往往成为维持其统治的基本条件。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存在了16年,这个政权以北洋军阀为主要支柱,人们习惯称之为北洋政府。北洋时期的中国,“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债务上,北洋政府举借了大量的外债,大小债项约633笔,还有一批清政府延续下来的未偿外债,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就举债的国际环境来讲,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又一次狂潮,既有互相争夺,又有协同瓜分。就国内政局来讲,袁世凯当权,是“大一统”,袁氏暴卒,就出现了各派军阀称雄割据的局面,举借外债更乱。就外债本身来讲,债项多、数额大、内容杂、时限长。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要比研究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复杂得多,繁难得多。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外债

清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而其在1911年被推翻,是以举借外债为契机的。1911年5月,清政府为取得大宗款项用来填补财政空白,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举借外债。由于外债是以铁路和矿山为抵押,遂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6月13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看到借款合同的全部内容,清廷借债卖路真相大白,四川“各股东函电交驰,情形异常激愤”,“人心浮动,仍属岌岌不安”。6月17日,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负责人出面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明确提出“破约保路”。立宪派也发起组织川路特别股东会,以推进保路运动。经济上的利益抗争裹挟着政治上的权利要求,掀起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各地的革命党人联合会党、新军“借船过渡”,变和平请愿为武装起义。清廷只好从湖北调军,由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入川查办。四川危机立即触发了清廷全面的政治危机。

清廷调军入川,造成武汉地区的空虚。湖北革命党人见有机可乘,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日和12日,汉阳、汉口新军起义。武昌起义声势远播,各省响应,仅在武昌起义后的一个月中,全国就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根据南北协议,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从此开始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之所以不长,主要是列强不借给外债,因而导致了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无法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让权和北迁,既有袁世凯的阴谋篡夺的一面,也有孙中山主动退让的一面。所以如此,除了南京临时政府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软弱之外,财政基础的脆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回忆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孙中山)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造成如此困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公使团掠取中国海关税款后,1912年1月开始执行《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办法》八条,把原来可以动用的“关余”卡住了;二是临时政府辖下省区的各省都督对临时政府不予支持。孙中山请求各省都督“将应解部款,从速完款”《临时政府公报》第45号,1912年3月22日,但效果甚微。以张謇最为典型,孙中山本想借助他的财势帮助解决财政困难,拟请他任财政总长,他不肯就任,而后,勉强出任实业总长。他那时还兼任两淮盐政总理,他三番五次致电孙中山,要求“无论军饷若何紧急,不可于盐价商本内有丝毫挪移”,并说:“所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街……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引起外交困难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只好举借内债与外债,来应付财政危机。

举借外债,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1911年12月,他归国途经新加坡时向人表示:“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在路过香港谈及筑路主张时,他强调必须依靠借外债,但同时又指出,应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孙中山解大总统职后,1912年4月17日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论及振兴实业、实行社会主义、举借外债问题。关于外债,他说:“论资本一层,外债非不可借,但合办则流弊甚大。仆之意最好行开发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民立报》,1912年4月18日。孙中山借外债的主张,是无可厚非的。

由于列强的抵制,据查南京临时政府仅向日本三井洋行、大仓洋行借到为数不大的几笔外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不好过,陷入重重矛盾和困难之中。财政基础的脆弱,进一步加深了行政上和政治上的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多月。

二、北洋外债与政权更迭的四个阶段

“仰给外债以度岁月”的北洋政府,把外债作为维持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对控制中央政府的军事政治集团来说,举借外债往往成为维持其统治的基本条件。正如曾多次任财政、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在解释其经办外债的理由时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曹汝霖:《西原借款之原委》,《近代史资料》第1册,1979年。

北洋政府统治大致可划分为四大阶段,每阶段4年,而第一阶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最初的4年(1912-1916)是袁世凯当权,虽然是内战不断(“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等),外患加剧,但政治上至少还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央政府举借的外债,当然也有各省地方政府兴借的外债。但是,袁世凯暴卒之翌年,即1917年9月,孙中山率领80保国会议员和一部分海军,在广州设立了军政府。接着他又领导了一批南方军人,发动了“护法战争”。结果,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洋政府。西南各实力派也是各霸一方。真正倡导护法、坚持民主共和的孙中山,无力扭转这一局面。

袁世凯死后,北方军阀中当时以皖系(安福系)势力为最强,它控制着中央政权,由段祺瑞执政。在1920年7月,较弱的直系、奉系联合反皖(史称“直皖战争”),不出数日,把皖系打败,直系以曹锟、吴佩孚为首掌握中央政权,奉系以张作霖为首,控制东三省等地,因分赃不均,直、奉两系又打了起来。曹吴与奉张先后打了两仗,即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1924年10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溃败,直系下台。直系曹吴当权四年后,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当权,也是4年后的1928年,在蒋、冯、阎、桂二次北伐下,张作霖退守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结束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代替了北洋政府。

袁世凯当权的四年,是“大一统”的时期,以四国银行团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给袁世凯以财政支持,出于对华侵略的共同利益,英、美还希望俄、日两国也加入对中国贷款的行列。当时的北洋政府也力图用外国银行家之间的竞争来获得借款。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就是典型例子。

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其后台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他当权的4年中,外债的主要来源是日本。日本在这段时间借给中国的钱,多数交给北洋政府,此外也借给东北、湖北、广东、直隶的地方政府。其中最著名的一大笔外债是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从日本得到的所谓的“西原借款”。

段祺瑞垮台,直系曹吴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直系的后台主要是英国、美国。中国的外债来源也有了变化。吴佩孚当年曾口诛笔伐出卖胶济路权和举借外债的梁士诒内阁,此时则接受了英国150万英镑的道济路借款以及其他铁路(津赤线、烟潍线、沧石线)借款和所谓的“导淮借款”。美国也供给直系集团军火,价值达328万美元。

到了奉系集团把持北洋政府时,又回到以日本为主的外债来源。

因此,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必须注意考察当时政权权力的更迭与变化和当权者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

三、北洋外债与国际环境

在研究北洋政府的外债中,还应考察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环境中有几个事实要引起注意。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是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三是1914-1918年爆发了重新分割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历时4年3个月,参战国33个,中国参加由英、俄组成的协约国。这几个事实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曾分别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法、日、意等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各国在中国的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他国不得干涉。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维护各国在华特权,缓和争夺中国的矛盾,并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为原则,使美国在与各国的争夺中,保持中国市场向美国开放。

清末举借的外债反映了列强各国协同侵略的特征。如在1910年5由英、美、德、法四国在华所设的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四个银行组成四国银行团,协同对中国借贷。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美国政府就答应袁世凯并与各国合作,由四国银行团以少数款项,先垫给袁世凯,作普通行政费用,维持北洋政府。袁世凯除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外,也向银行团以外的其他各国借款。如1912年3月与比利时财团签订英金100万镑的借款合同。不久,又续订英金25万镑的借款合同。此项借款虽由比利时出面,但其背后尚有沙俄及法国财团。这引起英、美各国的反对并照会北洋政府不许与银行团以外各国签订借款合同。

四国银行团垄断了北洋政府的对外借款,日、俄两国反对。这样,四国银行团又同北洋政府进行借款交涉,四国政府均愿日、俄两国参加,这样日、俄两国政府以同等资格参加对华借款,四国银行团变成六国银行团。1912年6月,日、俄两国驻华大使开始参加四国驻华大使会议协商对华借款问题。

六国银行团在完成了肮脏的交易后,就联合起来对付中国。1912年6月,新成立的六国银行团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熊希龄举行会谈。银行团正式向北洋政府递交了进一步垫款和“善后大借款”的四个条件:“一、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部顾问,四、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今昔借款始末记·财政长呈大总统文》,《民立报》,1912年9月28日。熊希龄拒绝了银行团的条件。于是,大借款谈判宣告中断。银行团停止了垫款,致使北洋政府财政更加困难。袁世凯在总统府组织了财政委员会,同银行团以外的外国财团接洽借款。1912年9月初,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和伦敦鲁意特银行的负责人克里浦斯达成了10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克里浦斯借款的成立,打破了银行团垄断的局面,引起了银行团的震动。克里浦斯借款的成立不仅反映了北洋政府与银行团的矛盾,也反映了英国银行集团内部的矛盾。汇丰银行在英国并不是主要的银行,英国的大银行集团对英政府支持汇丰银行垄断对华贷款的政策财政十分不满。自从“善后借款”谈判停顿后,英国的鲁意特银行、京郡银行、麦加利银行等主动与中国政府洽谈借款事宜。

克里浦斯借款达成后,英国外交部当即表示反对克里浦斯借款。北洋政府要求银行团先行垫款,银行团则要求北洋政府先行取消克里浦斯借款。经过反反复复的交涉,北洋政府与银行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协议,克里浦斯借款也在1912年12月23日废除。但是“善后借款”的合同签署由于财政顾问等问题的分歧,一再拖延。1913年2月4日,北洋政府提出一个名单并通知六国公使,任命丹麦人欧森为盐务稽核处会办,德国人尤伯为借款局会办,意大利人罗西为审计处会办。法国公使首先反对中国的提名,随后美国也强烈反对。方案几经变化,英、德又展开了争夺盐务稽核处会办一职。这样银行团对华贷款久久不能签署。这时,美国政府新旧更迭,威尔逊出任总统。美国于3月18日发表声明,撤销了对美国财团参加“善后借款”的支持,美国财团遂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美国的退出一是其在银行团内的处境孤立,未能达到总揽地位;二是对俄、日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满;三是要另辟途径,贯彻其“门户开放”政策,打入中国市场。

美国的退出,对于银行团来说虽然无关大局,但顾虑到美国可能会单独对华贷款,银行团成员尤其是英国,希望尽快达成“善后借款”。此时中国围绕着国会成立和总统选举,也急于达成“善后借款”,接受了五顾问方案,英国占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一席,法、俄各占审计院顾问一席,德占审计院稽核外债室洋稽核员及盐务副总稽核各一席。“善后借款”成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银行团成员的各国先后卷入战争,银行团也名存实亡。由于大战的影响,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经济活动减少,而美国与日本乘机对华大肆进行经济活动,日本利用它地理上邻近中国的优越地位,加紧其独霸中国的种种活动。日本采取了所谓“菊分根”政策,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入中国。日本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1916年12月,将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组成特殊银行团,专事对华投资。1918年8月,段祺瑞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借款的经手机关。这样,日本的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由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出面联络。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向日本的多次借款,皆系由西原龟三从中奔走促成,故称“西原借款”。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在1918年9月下台后说:“本人的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美国与日本在对华贸易上进行激烈的竞争。中美贸易在1917年较之1914年增加了93%。

美国在华势力的增长,特别表现在通过借款来取得经济上的特权。1914-1916年,美国借款给袁世凯政府共5次,计4600万元。随着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美、日于1917年订立了《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也不否认美国对中国的权利。这是日、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在华经过争夺之后暂时妥协的产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英国原来是侵略中国的主角,在中国拥有很大的利益,战后卷土重来,英、日之间也发生了尖锐矛盾。美国企图依据自己的经济优势,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提议组织美、日、英、法四国银行团,共同承揽中国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借款。1920年10月,新四国银行团的协定在纽约正式签字,美国在新银行团中占据优势。新四国银行团有权力“顾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用,并有“查账之权”。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同时由于四国之间,尤其美、日之间的尖锐矛盾,新四国银行团也无法进行工作。

新四国银行团是沿袭旧银行团的原则和协定建立起来的。在近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参加银行团的各国金融机构,与一般银行有重要区别,它们的业务重点不仅在存款、拆放、汇兑等方面起调节金融市场的作用,还在于通过特定的巨额借款,对中国财政加以控制和监督,造成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和后果。不论是新四国银行团,还是旧银行团,它们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避免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因而从对抗走向联合,更有利于它们的一致对华,共同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国际银行团的成员并不是官方的机构,只是以承揽各种借款而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私人企业。但它们组成金融联合体,是在各自政府授意或支持下搞起来的,不可避免地使它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国对华政策的制约和影响。

美国为了削弱和限制日本,建立自己在东方的霸权,除提议组织新四国银行团外,又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会议在华盛顿举行。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会议的中心是中国问题。这次会议上,美、英、日等国都想从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讨论中,美、英为了不让日本独霸中国,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在美、英的压力下,日本被迫于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德国日租界交还中国,由中国全部开放为商埠,准许外国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经营工商业及其他职业。这样把胶州由日本独占改变为帝国主义共同侵略的商埠。1922年2月6日,参加会议的各国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九国公约》的签订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状态,又使中国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华盛顿会议又使帝国主议各国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侵略”。

从清末的四国银行团至民初的六国银行团、五国银行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四国银行团和《九国公约》,可以清楚看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也可以看出北洋政府举借外债的国际环境及其复杂性与曲折性。

四、北洋的整理外债

1920年10月15日在美国纽约签署的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由于北洋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对以及银行团内部重重矛盾,使之很难在对华借款问题取得一致,新银行团也在不知不觉中寿终正寝。而此后曹吴统治或奉张统治期间,新借外债很难、很少,除1925年9月向日本举借购械及参战借款息垫日金2760万元外,其他都是零零星星的小额借款。

靠借债度日的北洋政府在南北继续对峙,政局动荡不定,内战不息的局势下,“中央财政困难已极,各省解款完全停止,各项税收常被截留”,“而各方面应付各款,又急如星火,万不得已即以盐金借债款,借应急需,日积月累,为数甚巨”,“国家窘迫于上,商民呼吁于下,况国内迭遭兵燹,市面凋零,危险万状,社会经济与国家财政同陷绝境”。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董康“忝莞度支,难安寝馈”,于1922年6月17日向国务会议提出组织全国财政讨论会。同年6月20日,北洋政府设立了以顾维钧为委员长的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召集谙司财政人员,悉心集议,俾揗规度,面裨国计”。财政讨论委员会每两星期召开一次,讨论完毕之后,编造报告书,送交国务院。财政委员会设赋税、公债、泉印、会计四股进行研究。关于外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整理外债的设想,由交通部、财政部同时进行整理,以恢复国际信用。

1923年8月又成立财政整理委员会,其任务是“审核无切实担保中央各机关之内外债本利实数”,“研究整理及清算办法”,“讨论不理债务以后之中央财政方针”。在进行财政整理的同时,1925年又设立了由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盐务署长、税务督办、烟酒事务督办、各省区民政长官、各省区议会代表组成的财政善后委员会,根据整理财政纲要,分别议定施行。

财政整理委员会开始财政整理后,美、英、法、意、日、荷等国均向中国提交整理债务意见书。特别是日本,不仅提出整理债务原则之意见,还详细地列出应整理之各债,整理债务假拟计划,并一一列表说明。可见各债权国对中国整理债务的关注,也可见他们的要求与矛盾。

整理内外债又与争取关税自主、裁撤厘金等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于1925-1926年间召开关税特别会议。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成立了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1924年4月正式向各国提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照会,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出席此次会议的有美、英、日、意等12国代表,中国代表是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黄郛等。

关税特别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国定税则与裁厘,谋求关税自主。为此,要先将积欠无着之债务设法清理,以恢复国家信用。财政部向关税会议提交了承认整理之债务目录,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交了《关款存放问题提案》。尽管如此,在关税特别会议上充满着北洋政府和债权国之间的矛盾及债权国之间的矛盾,会议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1926年7月,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至此,历时9个月,耗费130万元的关税特别会议,宣告结束。

1927年8月,北洋政府又成立了关盐两税抵借外债审核委员会,对关盐两税抵借之各项外债合同或契约进行审查,前两项是对外债还本息情形进行调查,对各种收支账目及表件进行核对,等等。同时对关盐两税抵借各项外债保护持票人利益及维持政府信用问题进行研究。审核委员会就外国银行经理中国外债限制时效问题、“善后借款”中俄国发行的部分中所剩余的债票问题等进行了讨论。1928年,北洋政府面临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审核委员会也无法继续进行研究与讨论,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而停止。

五、北洋外债与中国经济近代化

北洋政府举借的外债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如何,是研究这一时期外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而又常常被忽视的问题。

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举借外债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北洋政府的投降卖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近年来,在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学术界在揭露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同时,虽然注意分析它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在外债问题上,仍然认为,“在丧失自主权和受到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旧中国,任何带有严苛条件的外债,都不可能是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动力”。而事实上,外债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历史上许多举措,往往不是出于什么高尚和善良的愿望,有时是和微小卑劣的动机结合在一起的。考察动机是必要的,但是还应该进一步探究隐藏在主观动机背后的客观历史潮流。如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举借的外债就是典型的事例。

在晚清外债中,最大数额是为支付战争赔款而举借的。而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最大数额是军事、行政费用借款,此外就是实业借款。据统计,军费、行政费借款占64.4%,实业借款占35.5%。因此,除分析军费、行政费借款外,还要考察占外债总额35.5%的实业借款。实业借款虽有移作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之中。对占北洋外债总额35.5%的实业借款进行分类考察,其中铁路借款26.49%,矿业借款为0.63%,电讯借款为1.68%,工业借款为0.49%,航空航运借款为1.17%,金融事业借款为0.44%,其他实业借款为4.41%。这些实业借款对中国经济近代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和作用。

经济近代化是指一个社会的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的一种趋势,或者是说传统经济成分日趋缩小,近代经济成分日趋增大的过程。传统经济与近代经济的界限如何定,从现象上可以指出大概,即使用大机器的近代产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如制造业、采掘业、交通运输业等),各类市场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银行制度、交易所和经纪人制度等),以及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强,等等。我们以此作为界定来分析北洋时期外债中的实业外债:

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264公里,除沪杭甬铁路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款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如陇海铁路,是向比利时和荷兰银公司借款修建的;粤汉铁路,是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京绥铁路1914年继续修建,先后4次借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款。这些为修建铁路而举借的外债,不管条件如何苛刻,毕竟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除了铁路之外,中国当时的电讯事业、轮船航运业、金融业的发展,与外债也有极大的关系。

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一些大的棉纺织业也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上海宝成第一、第二、第三厂于1919-1921年创办投产,而后遇到了资金困难,先后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社借款530万日元。上海华丰纺织厂也于1922年7月,向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借款100万日元。天津裕大纱厂和裕源纺织公司,于1921年12月向东洋拓植会社借日金180万元。上海申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济南鲁丰纱厂、上海大中华纱厂都先后举借外债。汉口第一纺织公司向英国沙逊、安利两洋行借款250万两白银。郑州豫丰纱厂向美国慎昌洋行借款200万美元。这些工厂后来虽然有的被兼并、被拍卖,但也有的通过借款,更新了设备,发展了生产。

北洋时期举借的外债,使帝国主义国家获得利益,揭露其侵略的一面是必要的,但是也在神州大地出现了近代铁路和近代产业,这不能不说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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