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说明

6.1　FDI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说明

6.1.1　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200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首次提出FDI吸引力指数和FDI潜力指数，分别用以衡量和评价各国经济体吸引FDI的现实表现与潜在优势。2012年，为进一步深入评估FDI环境，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潜在的参考依据，UNCTAD又引进了一个新的指标，即FDI贡献指数，用以衡量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FDI吸引力指数综合考虑了一个经济体FDI流入量及其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重，是一国FDI流入量排名与FDI流入量占GDP比重排名的简单平均。FDI潜力指数，基于FDI决定因素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凸显了一国市场吸引力、低成本劳动和技能、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这四个经济因素对吸引FDI的影响。2002年，UNCTAD主要基于8个指标来构造FDI潜力指数，2006年，指标数量增至12个，经过不断的调整，2012年，FDI潜力指数的构建共包括了GDP、人均GDP、GDP增长率、制造业劳动力数量、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电力消费、公路密度、公路质量、铁路公里数、班轮连接指数、电话线路、移动手机用户、固定宽带用户、耕地面积、燃料出口、金属与矿石出口这16个指标变量。按照这16个指标变量分别对各国进行排名，将这16个变量的排名得分划归为上述四个经济因素，而FDI潜力指数就是一国上述四个经济因素得分的简单平均。FDI贡献指数旨在衡量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选取增加值、就业、出口、税收、工资、研发支出、资本支出这7个指标来表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FDI贡献指数即为外国子公司在这些方面占东道国比重的四分位排名的简单平均。

如上所述，三个指数的提出为我们综合评估FDI环境指引了方向。FDI吸引力指数是东道国引资能力和结果的直观表现;FDI潜力指数反映了东道国引资的潜在优势和后续力量，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FDI未来的吸引能力;FDI贡献指数衡量了东道国从FDI中所获得的收益，是引资效果和创造价值的综合体现，FDI贡献指数往往与吸引力指数和潜力指数紧密相连，一方面，FDI的吸引力直接影响FDI的贡献程度，而基于不同因素决定下的FDI潜力也会导致FDI在不同方面上贡献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东道国会根据FDI的贡献程度，对本国的引资政策和引资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而这反过来又会对FDI的吸引力和FDI的潜力带来一定影响。由此可见，FDI吸引力指数、FDI潜力指数、FDI贡献指数分别关注FDI环境的不同方面，但又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将这三个指数综合在一起，能够对一国FDI的环境进行相对全面和客观的评价。因此，我们对于FDI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将主要以UNCTAD所提出的FDI吸引力指数、FDI潜力指数、FDI贡献指数为基础，该指标体系将分别从吸引力、潜力和贡献力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FDI吸引力指数和FDI贡献指数，由于涉及的指标变量基本能够反映一国FDI的吸引力和贡献力，因此我们采用与UNCTAD同样的指标来对两者进行衡量。对于FDI潜力指数，UNCTAD所选用的代理指标并不全面，首先，基于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考虑，代理指标排除了诸如研发支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等变量，其次，指标的构建仅着眼于影响FDI的经济因素，而对吸引FDI同样尤为重要的政府政策和制度环境却并未加以考虑。针对以上两点，为了更为全面准确地衡量FDI的潜力，我们在指标构建中对现有的代理指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借鉴相关研究结论，我们首先按照投资动因将FDI划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创造资产寻求型和政策寻求型五种类型，然后在每种类型下再选择相应的影响因素来构造不同投资动因下的FDI潜力指数。对于“能源、交通、电信基础设施”而言，由于有利的基础设施意味着较低的运输成本、高效的信息交流以及便利的能源获得，因此我们将“能源、交通、电信基础设施”与“低成本劳动的可获得性”一起划归为效率寻求型FDI的主要影响因素。与UNCTAD的16个潜力代理指标相比，这里的潜力代理指标数为25个，其中删去了“公路质量”和“耕地面积”两个指标，新增了“贸易依存度”、“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程度”、“能源消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研发支出强度”、“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政策规制对外资的吸引与鼓励程度”和“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11个指标。对于具体指标的选择，将在下面的行文中予以阐述。这样，我们构建的FDI环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如表6－1所示。

表6－1　FDI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

续表

6.1.2　数据处理与样本选择

由于指标体系当中，用以衡量FDI吸引力指数、FDI潜力指数和FDI贡献指数的相关指标众多，而各个指标的单位又各有不同，为了能够综合各方面因素，需要将各相关指标的影响进行加总。UNCTAD的做法是将国家按照不同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排名，而根据不同指标所得名次的简单平均进而得出加总指标的新的排名。这种方法虽然也能够实现国家间的横向比较，但就结果而言，其侧重点更在于排名的先后，而忽略了排名之外，国家间可能存在的具体差异。鉴于此，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对于构成竞争力指标体系的FDI吸引力指数和FDI潜力指数，采取了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无量纲化的标准化处理，而FDI贡献指数则由于原始数据较难获得，故采用了UNCTAD的做法，仅对各国间的FDI贡献指数进行排名。为得到FDI吸引力指数和FDI潜力指数所涉及的每个指标的标准化得分，我们采用了如下的计算公式:

其中x_i为i国某一指标的取值，x_max为所有国家中该指标的最大取值，x_min为所有国家中该指标的最小取值，x'i则为i国这一指标的标准化得分。由于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原始指标的取值介于0～1之间，为了便于观察和比较，我们将标准化之后的指标扩大100倍，由此得到的标准化得分将介于0～100之间。

指标标准化之后，即可进行横向的加总，这里我们赋予同级指标相同的权重。FDI吸引力指数即为FDI流入量和FDI流入量占GDP比重两者分别标准化之后的简单平均。FDI潜力指数的计算要相对复杂一些，它是五种类型FDI潜力指数的简单平均，其中市场寻求型FDI、资源寻求型FDI、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和政策寻求型FDI的潜力指数均是下一级指标标准化得分的简单平均，而效率寻求型FDI的潜力指数由两部分构成，两部分同样被赋予了相同的权重，取值分别为下一级指标标准化得分的平均值。

FDI环境竞争力综合考虑FDI的吸引力、潜力与贡献力，并在竞争力指数的构建中赋予三者同样的重要程度。由于FDI贡献指数仅能得到国家间的排名次序，因此竞争力指数最终确定为FDI吸引力指数、FDI潜力指数和FDI贡献指数排名的简单平均。

我们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全球监管指数数据库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意见调查数据库。为了能够考察FDI环境的最新发展状况，绝大多数原始数据已更新至最新的2012年，个别无法获得2012年数据的指标，我们将尽量采用所能够获得的最新数据予以替代。本部分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估2012年FDI环境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对2007年各国的FDI环境进行了评估，以此作为比对，来观察FDI环境竞争力随时间的动态变化。

对于样本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我们首先选取了2010—2012年FDI年平均流入量最多的18个国家和地区^[1]，分别为美国、中国及中国香港地区、比利时、巴西、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德国、法国、西班牙、卢森堡、爱尔兰、印度、智利和沙特阿拉伯。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东盟主要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以及韩国和南非，这样样本共包括25个国家和地区。添加东盟五国的原因在于近年来东盟五国的经济持续高涨，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其成为亚洲增长轴心的态势正日趋显现，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主要周边国家，东盟国家近几年在吸引FDI方面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势头，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冲击。而韩国和南非分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代表，在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都与中国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将这些国家纳入选择的样本，能够对这些国家的引资环境进行系统的评价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与这些典型国家的综合比较，进而有助于科学地评判中国在全球FDI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