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盲目及过度倾向

（二）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盲目及过度倾向

在急切的生存压力驱动下，以生计无着的贫困流民、移民为主体的开发活动，无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特征，此时此刻，“饥不择食”这一古老的生存规律作用强劲。有些资源的利用显得非常勉强，尤其是农耕土地的垦辟，的确是在争、是在夺。这种争、夺在当时是全国性的。所谓与山争地、与水争地、与草场争地，无处不在争。许多不宜农耕的土地经过“争”的努力被垦辟为农田。具体到山区、山地而言，明代已经出现了“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芟辟耕耨”的情况，正是争、夺的结果。山中各地的方志中往往可以看到一些记述本地耕作条件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我们的论断。

鄂西北山区中之宜昌、归州、兴山一带：

兴（山），岩邑也……西距房县，北连郧、保，南接归州、东湖。境广五六百里，横三百余里，地非不广也。然而崇山峻岭，少平原，多旷土。居人刀耕火种，锄烟雾，犁涧壑，其力十倍于他邑……⁽⁸¹⁾

山石硗确，地无平衍，农不宜谷，蚕不宜桑，仅资桐、茶、黍、粟、漆、蕨以为生理。⁽⁸²⁾

农人勤于播种，而山田硗确，刀耕火种，牛力难施。五日雨则低田涝，十日晴则高田旱，惟坪田则否。⁽⁸³⁾

郧阳山区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竹溪知县翁乔年《郧阳道中杂咏》有“步步箏鍃防失足，可知蜀道是平川”之句。⁽⁸⁴⁾知县祁圣年《磁瓦关》则有“涧回峰断磴欹倾，转侧都无尺寸平。峒户生涯如鼠伏，山农手脚比猿轻”之说。⁽⁸⁵⁾李锦源《南山道中》更有“人立云端话，牛从树杪耕”的描述。⁽⁸⁶⁾《郧县志》所述甚为明确：

崇山峻岭，水险滩高，农民服田力穑，较他处尤为勤苦。开山辟土，专恃人力，理有固然，而水利之难，奚啻倍蓰？近山则渠路易塞，滨河则洪水易刷，然刀耕火种，习以为常，终岁勤动，作息相忘，服先畴者无论矣。⁽⁸⁷⁾

咸丰年间，黄陂人金国钧执教于郧西县西津书院，凭其较长时间的观察和体验，对当地社会颇有理解，写下不少反映地方山区生产、社会生活的诗文。在一首题为《西山锄禾咏》的诗中，他详细描述了西山地区（即郧西县境内西山六寨地区，包括今马鞍、黑虎、五顶、涧池、羊尾等乡镇）的土地资源条件、农民的耕作以及生产、收成诸状况。其诗云：

老农为我言，郧山綨且硗，瘠壤少滋润，小旱土已焦。

山高水难致，枯槁何能浇？斜坡虽遍植，土浮根未牢。

大雨忽倾注，稼穑皆流漂。三岁只两种，岭上无肥饶。

种广收则薄，秉穗都难抛。输租入大户，所存已寥寥。

丰年尚不足，何论歉岁遭。况复生齿众，无田耕平皋。

老林伐且尽，开垦穷岧峣。寸地不留隙，石罅连山坳。

牛耕不得上，锄柄须亲操。土疆岂易坼，一插争分毫。

悬崖与峭壁，足缩心如摇。播种固不易，刈谷尤焦劳。

肩挑或背负，□□随猿猱。往往逢坠石，仆压难奔逃。

或者步仄磴，失足空呼号……⁽⁸⁸⁾

川东北云阳、大宁山区：

山峻而陂，川陷而深，其顷亩俱依山负壑而垦治，非有沃壤如平原一望者也。故雷雨则满盈，名曰雷公；雨泽则有秋，名曰靠天；一遇小旱，尽为赤壤，名曰舍种。故终岁勤劳，登场即苦饥矣。况又南邻施夷，侵削者就芜；岩谷倾崩，而徙易者难治。⁽⁸⁹⁾

地多硗确，刀耕火种，牛力难施。五日雨则低田涝，十日晴则坡地干，惟活水膏腴之田，不忧水旱。而山川险阻，沃壤平畴不过百分之一，故虽终岁劳苦，丰年亦鲜盖藏。土瘠民贫，良有以也。⁽⁹⁰⁾

大巴山麓之紫阳、砖坪一带：

崇山峻岭，民所耕以为食者，皆陡坡石碛，旬日不雨则苦旱，久雨则又苦涝，甚或奔溃冲崩。⁽⁹¹⁾

路角涧滨，无跬步之地不垦，其用力勤矣，而戴土之山，先涝而溃，未賛而龟，偶有丰收，亦无宿蓄。⁽⁹²⁾

西乡县：

高山邃谷，东路地更硗瘠，全赖天雨。西南巴山老林高出重霄，流民迁徙其中，诛茅架屋，垦荒播种，开辟大半。惟老林之旁，地气高寒，只宜燕麦，苦荞，即包谷亦不能种，民食颇为艰窘。⁽⁹³⁾

甘南西和县：

僻处万山，岗峦叠峙，盘曲旋绕，土田为坡坂硗确者十之七八，平衍者十之二三……⁽⁹⁴⁾

陕楚交界之白河县：

白河山乡险峻，跬步皆难。闻农人种田之用牛者，百中只有一二，其余皆高坡陡立，耕牛不能施展，仅恃人力一锄之力与瘠地争功。以故本邑之粮，断不敷本邑之食，乐岁且尔，遑论荒歉乎！⁽⁹⁵⁾

洛南、山阳等县：

跬步皆山，平川可耕之地不过百分之一。其可耕者大半皆山水冲刷，非同平原。民间力耕之外，半恃采樵、饲猪，屡丰之年，仅供正赋，岁歉则多逋逃。顺治七年（1750年）以后，屡经豁除，乃复旧业。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迄乾隆七八等年（1742年、1743年），节经报垦□皆系有粮之地、纳赋之山。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前犹有欠逋，屡蒙豁免者，实因山地未开之故。其山皆峭壁险崖，间有带土者，无非石棱错杂，仅生树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始有外来流民向业主写山，于陡陂斜岭之间开作耳朳、木筏。迨朳筏罢后，或种包谷，或种苦荞。而山地寒冷，三月布种，九月乃获。从无可种两季者。幸而雨时若则有收，少或愆期则无获。又必初开之山方可成实，至三四年后则不堪再种，故旋开旋弃，迁徙靡常。⁽⁹⁶⁾

川北广元、昭化一带山区：

龙潭至广元县（75里），历二十四坡，路尤诘曲，山多童赭戴寸土，居人锄而种之，麦长四五寸即实。⁽⁹⁷⁾

以上之所以不厌其长地引录了多处记载，目的就在于想把其中蕴含的如下信息传递出来：

第一，秦巴山区已经垦辟、正在耕种的土地之中，有一部分甚或一大部分并不适宜农业耕作，尤其不适宜粮食作物种植，勉强耕作，不仅农民劳作非常艰辛，如兴山“地无平畴，坡尽陡立，耕种时皆攀援上下，俯锄涧壑，仰耕烟务”⁽⁹⁸⁾，而且生产效益极差，即如西乡新垦辟之老林土地，连玉米都不能种植。务农者食物艰窘本身，就能够部分地说明问题的实质。

第二，粮食生产并非秦巴山区资源条件的优势。山中粮食数量有限，非由于人力未尽，而在于地利欠宜。所谓“无跬步之地不垦，用力勤矣”，“丰年亦鲜盖藏”，“偶有丰收，亦无宿蓄”，甚或“终岁勤劳，登场即苦饥”，并非“无病呻吟”式的叫苦、渲染，而是山区粮食生产条件的真实写照。

第三，制约山内粮食生产，尤其稻米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农田水利条件差，而在当时技术、水资源条件下，似乎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第四，桐、茶、漆等经济林木及其特别产品，曾经在山区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应该是山区资源条件的优势之一。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传递不够明确，或者是省略了的信息，即人口问题，何以“无跬步不垦”？何以垦及“高出云霄”的高寒山地？实乃人口增长，尤其是大量流移落居、人口机械性急剧增加，生存压力驱动的结果。

农业垦殖扩张到大面积耕种粮食生产效益很差的土地这样的程度，无疑将无法摆脱“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支配，甚或陷入增加粮食生产的悖论之中。农业垦殖扩张始初的动机无疑是为了多生产粮食，但越是想扩大粮食生产，扩大粮食生产的效益恰恰越差，甚至差到以种植粮食为业的人都难以有足够的粮食糊口的程度，原因在于粮作垦殖扩张过了度。这就是明清秦巴山区，乃至全国山区农业垦殖所走的艰辛、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