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发挥

一、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绝对数量无关。一般来说，在要素禀赋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大于他国，则称该国为资本（相对）丰富或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反过来，他国则为劳动丰富或资本稀缺的国家。要素禀赋理论最早是由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hlin）师生两人提出的，后经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不断加以完善。其主要内容包括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以下简称H-O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以及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影响等。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俄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价格相等，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指出国际贸易通过商品价格的均等化，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而在世界范围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时由于要素价格的变动，国际贸易会影响一国收入分配格局，即相对丰富要素的所有者会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而相对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会因贸易而受损；罗伯津斯基定理说明，在商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产品的生产增加，而另一产品生产则下降。

要素禀赋理论中包括几个对要素的衡量指数，即要素密集度（factor intensity），是指生产某种产品所投入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生产要素的绝对投入量无关。如果X商品的生产所采用的资本与劳动投入比例k_x＝K_x/L_x大于Y商品的生产所采用的资本与劳动投入比例k_y＝K_y/L_y，即k_x＞k_y，则称X是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产品，Y是劳动密集型（labor-intensive）产品。要素密集度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生产要素的绝对投入量无关。要素充裕度，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要素充裕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该国绝对要素量无关。我们所说的一国某种要素的稀缺和充裕，只能是相对另一个给定国家来说的。例如，中国相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资本稀缺而劳动充裕的国家；但若相对朝鲜来说，可能是一个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国家。

二、中国劳动力要素的状况

劳动力即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即人们在进行劳动时所付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在社会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生产资料只有在同劳动力相结合时，才能现实地创造出物质资料。劳动力在这种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并提高了自身。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截至2006年底总人口已经达到13.1亿，全国就业人数达到7.64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中国企业独有的资源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巨大的劳动力数量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铸就了中国企业在长期内特有的比较优势。

1．中国劳动力现状

按照国际通用概念，劳动力成本指劳动力的工资、各种补贴以及培训费用的总和。劳动力成本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经济竞争力。劳动力成本是决定国家经济竞争力及国际工业领域外资流向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成本的差距正成为工业国家选择投资地点的最重要标准。众所周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向被视作我国特殊的“比较优势”，而且低成本一直是我国许多地方招商引资的法宝，可以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支撑了“中国制造”低价的面目，也将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中不可多得的优势所在。依据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情况，制定企业就业发展战略必须知道我们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走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关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

2．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于2004年进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并将这个研究成果逐渐公布出来。我国人口最高值是14.39亿，大概在2030年达到15亿左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高峰到2013年左右达到9亿多。中国达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力、潜在的劳动力人数增长非常快。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劳动力参与率2004年已经有所上升，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到劳动力市场上，这是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结果。我国劳动力供给可以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代表，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中国长期劳动力供给十分丰富，充分供给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理论上说，劳动力供给充分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可以带来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劳动力十分丰富，而且便宜，使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在国际上能够占据份额，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个时期属于外向型，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大，需要抚养的人比较低，因此经济剩余比较大，可以转化为储蓄率，从而保证资本的投资。第二个效果是用人口抚养比代表人口特点，也叫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指必须要被抚养的人口在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人口抚养比高则意味着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不足；如果人口抚养比低则意味着达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人口结构比较有优势。依统计的结果可知，总的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因此经济增长就得益于人口抚养比下降，它在我们的人均GDP增长中，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人均GDP增长中，人口抚养比下降做出的贡献占到了26.8％，也就是说1/4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同样的道理，经济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如果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的话，也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0.115个百分点。2013年之前，中国的总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下降就一定带来人口红利，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带来0.115百分点人均GDP增长，即人口抚养比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国际化经营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这一理论在现实中是得到验证的。

3．中国劳动力的价格状况

展望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使用的劳动力十分丰富，使得我国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低廉，占据巨额的国际市场。甚至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的时薪仅仅领先于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甚至落后于巴西、墨西哥和泰国。

（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具有劳动力要素优势。

有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成本的比例为20％左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占到50％～60％，两者相差很大。虽然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水平较低是主因，但是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劳动力价格确实过于低廉。尽管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出现了增长，但中国企业的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据美国劳动局2002～2004年的数据推算，2002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为4.73元，2007年为7.32元，上涨54％。按每周工作45个小时计算，目前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大致为1317元。由于一般认为在美国花4美元购买的东西在中国只需花1美元，因此中国的制造业工人每小时挣0.91美元，其购买力相当于美国工人的3.64美元/时，也就是7862美元/年。而目前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为24美元，年薪46000美元。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3％。我国劳动力的工资与世界同期其他国家相比是很低的。从1996年到2002年，中国制造业正规部门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小时工资的2.9％，中国农民工的工资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资的1.9％。这种状况甚至维持到2005年。从图2—1中我国与发达国家同期的横向对比中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只相当于英国时薪的2.72％，美国时薪的2.95％，日本的3.21％，韩国的5.14％和葡萄牙的9.58％。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局：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部。

图2—1　2005年中国与世界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薪对比图

（2）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仍然享有一定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

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仅为墨西哥的25％。当中国工资水平增长的同时，其他各国的工资水平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扬。不过，目前中国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也有一些调查显示，印度和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便宜（见图2—2）。据2005年各国制造业时薪比较图2—2显示，中国与发展国家相比，仍落后于巴西、墨西哥和泰国。这说明我国与目前同期的第三世界的部分国家相比，工资水平仍然偏低。中国企业的劳动力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除此之处，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但质量很高，这是中国的优势。

图2—2　中美两国要素充裕度比对图

与此同时，从图2—2中国在2005年、2007年制造业时薪的纵向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力时薪处于增长态势。从2005年相当于美国时薪的2.95％增长到2007年的3.79％。仅两年的时间就有29％的增长。的确，依据近几年来我国国内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劳动力价格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了提高。但从全球角度看，劳动力成本的发展趋势是趋同的，因为国家间的竞争会逐渐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从国别角度看，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劳动力单位成本在下降；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在上升，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国别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但全球平均值处于上升趋势。据日本通商白皮书发布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则为3.5％。这说明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处于上涨阶段，但从亚洲的整体水平来看依然处于较低的位置，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而且也低于整个亚洲的平均水平。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价格仅为其1/25。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的效益，通过专业化的细分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产业链。相对于沿海地区的高工资，劳动产业已经在向中部进行转移，即将形成的区域经济包括成渝地区、环渤海地区和海峡西岸（福建、广西一带），这些地区的工资水平还很低，可以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从外部大环境来讲，南亚的一些国家从投资环境和政策方面都与我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缓慢地上升并不是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很快就会消失。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不成熟，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不是很发达，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例如：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受到户籍的限制，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够发达，其中最重要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也受到流动的限制，不利于优化分配。工资水平和税收体系地区间的差异极大，因此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可能是内陆地区的两倍多，这意味着中国整体的劳动力成本在增加，但仍有些离沿海港口并不远的城市提供着低廉的劳动力。2006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236元/月、899元/月和783元。但与此同时，2003～2006年，东部地区工资的增长幅度为17％，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幅分别为35％和25％，这表明中国收入不均、技术水平失衡的状况正在改善。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仍具优势，因此许多企业只是将工厂迁往内地而非搬离中国。对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企业而言，中国内地与东亚、东南亚的国家相比还具有文化、语言和运输上的先天优势。因此在劳动力价格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的今天，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仅是水涨船高的效应，总体上看在一定时期内在世界范围仍具有很大的劳动力价格优势。

4．中国劳动力的结构特点

中国劳动力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人口结构中的老龄化问题。老龄人口较过去增长较多，但总体而言，所占的比重不算很高。目前中国劳动力仍以青壮年的比重为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较快，依索洛模型，经济的增长最终归功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同时，中国在由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国家改变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必须面对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当前，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和以前完全不同。在1990年以前，除了乡镇企业吸纳一些劳动力之外，其他都是分布在农业中或者处于剩余状态。即什么事都不做。按照现在的体制下去，到2020年我国的养老负担率要达到45％。因此，改革农村的劳动力从业方式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如果仅仅把现有的农民工吸纳到养老保障体系中来，未来的负担率的确会有部分下降，到2020年大概可以达到37％左右。如果不考虑农民工从业问题，把现在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障转到个人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障中去，我们同样会降低未来的负担率，达到32％。但如果既把农民工吸纳到养老保障体系当中，又取消现在的现收现付制，这样双重改革达到的效果可以使我们到2020年的负担率降到25％，即从最初的45％降到25％，可以减轻20个百分点的养老负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尤其是一个庞大的农业人口国家，如果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减轻很大的负担，一定程度上也就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因此，如果能够找到更多解决农民工就业的新途径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发展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在发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优势的同时就必然会带动更多农民工就业。

当然，在考虑到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我国企业在发展国际化经营战略时更多利用丰富的农业劳动力。因此发展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也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还比较低，但根据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加快农民工的转移对我们未来经济发展可起到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加快劳动力流动概率。未来加快农民工转移，城市化重要的问题是对其进行培训。同样加快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还能起到延缓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果。世界银行做过这样一个模拟。第一个假设是如果继续转移出1％农业劳动力，GDP可以增长0.7％。第二个假设是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5％，GDP就可以增长3.3％。第三个假设是如果农业劳动力能转移出10％，GDP可以增长6.4％。因此当劳动力供给不再充沛的时候，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延缓人口红利，持续经济高速增长。据统计测算，目前还有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在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于2006年各吸纳了2000多万劳动力。再加上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剩下的劳动力已经相当少了。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农村劳动人口就地或外出转移是2亿人，占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41％。根据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按农产品成本资料测算，假设农业需要1.78亿的劳动力，这样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1.1亿，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2％。同时，从年龄阶段来看，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上。现在剩余劳动力50％是40岁以上的，用现在的激励手段很难让他们转移出来。作为非正规部门的代表，农民工的工资在2004年以前增长是比较低的。但自2004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增长，2004年增长了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因此，更快、更好地利用中国农民工资源，是我国经济更快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而中国企业发展国际化经营必然会因此吸纳更多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投入到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中来。

5．中国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国际产业分工低端

中国丰富的劳动资源，在形成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形成了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是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保证。中国具有劳动成本和市场潜力的双重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挥了独特的互动作用。数量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竞争优势。中国在发展国际经营时，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劳动成本优势生产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产品，积极扩展中低端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可利用该产业的中低端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影响，扩大高端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如此，既利用了本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又利用了国内的市场潜力优势。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发挥劳动成本优势的前提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优势。中国丰富的劳动资源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表明，处在劳动成本高位的东部地区比处在劳动成本低位的中西部地区更具竞争优势。显然，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来源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而且来源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从而成为产业低端产品的低成本优势的来源。一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成本，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价值，而且包括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分工活动对劳动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的价值上，因而，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主要依靠的是员工的人力劳动。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分工活动对劳动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上，因而，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主要依靠的是员工的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成本可以吸引较高素质的劳动资源，从而形成更大潜力的市场容量。因此，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来源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而且来源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

目前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具有指标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分工水平。2002年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为11152元，而位于东部的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相应的劳动报酬分别为21957元、18157元、14958元和14781元，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位于中西部的山西、河南、内蒙古和江西的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分别为7892元、7795元、8135元和8261元，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劳动资源的成本水平与劳动资源的技能素质呈现相互对应的关系，进而决定了各个区域产业分工的水平。2002年我国非农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84.6％和50.0％，而东部的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相应的比重为98.4％和88.7％、97.0％和91.5％、91.2％和60.4％、95.9％和79.8％，东部的产业层次明显高于全国的结构水平；而中西部的河南、内蒙古和江西相应的比重为79.1％和38.4％、78.4％和44.2％、78.1％和48.7％，中西部的产业层次明显低于全国的结构水平。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应是建立在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基础上的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因而，劳动成本水平较高，产业分工水平较高。否则，我们无法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东部地区的劳动成本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劳动资源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比中西部的劳动资源更具有优势，从而清晰地观察到东部地区明显处于产业分工的高端，而中西部地区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

因而，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将决定从事该项产业活动的劳动生产率高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利用更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附加值。这要求产业升级不仅要扩展劳动资源利用的规模，而且要提升劳动资源利用的素质，从而推动中国从劳动资源大国向劳动资源强国的转变。刘易斯转折点后，还有很多劳动力终究要转移出来。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雇主不给工人涨工资，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供给。劳动力的投入实现了增长，原因是有人口红利。东亚国家和地区测算出来的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特别高。这个时候，就有了第三个阶段，劳动力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很长时间就处于这个阶段，劳动力供给无限，又实现了资本积累，两个因素加起来，没有资本递减现象。它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前是可持续的，这时无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劳动力出现拐点以后，我国必然要转到TFP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从官方的统计看，还有44.8％劳动力在农业中，从一些观察到的乐观估算看，还有23％的劳动力在农业中，而英国的这个数据只有1.2％。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最高的是日本，有5.6％。因此我国企业发展国际化经营战略拥有很大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认为，存在大量有利于优先发展的优势产业。经过50年的建设，中国建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在轻工、纺织、家电、重化工等加工业都具备了相当的竞争力。今后，依据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劳动密集和部分高技术产业如软件业中，中国仍将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全球化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三、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理论分析

（一）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说明目前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所在

基于我国经济突出的二元结构，在此引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行说明。195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W. A.）提出了影响至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在最低的工资水平下提供劳动，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农业生产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而在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率高，工资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会推动现代工业部门继续扩张，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会促使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并逐步与现代工业部门一致，此时经济的二元结构将消失。刘易斯模型比较简单明了地刻画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情景，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客观描述，是分析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经典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促使二元经济结构削减，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供的基本路径，这对认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仍具重要的借鉴意义。按照刘易斯模型的刻画，我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尤其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将一直维持在生存水平的制度工资。工业扩张可以在不提高工资成本的条件下进行，工业资本积累很高。这种低工资、高积累的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农村劳动力被吸纳。而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扩张和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阶段，因此充裕的劳动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企业更快发展国际化经营。

（二）用要素禀赋理论中的要素充裕度和要素密集度来分析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所在

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统计得出要素充裕度（factor abundance）。其中所涉及的资本存量为66529.11亿元，劳动存量为7.4亿；相应的与最发达国家美国做比较，资本存量为90528亿美元（合680770.56亿元），劳动存量为1.74亿；以图2—2表示进行对比分析，很明显中国拥有的要素充裕度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美国的要素充裕度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因此，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要素禀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要素密集度是以中国目前制造业中的优势产业来看的。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其中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目前，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的产业活动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出口的旅行用品、服装及饰品、玩具与运动用品、鞋类已占世界同类产品出口份额的1/4～1/3，针织内衣、纺织内衣、针织外套、纺织外套约占世界同类产品的出口份额的近1/5。如我们常说，服装相对汽车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服装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劳动较多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汽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资本较多的生产方式。只要要素是可替代的，就一定可以做到。服装相对于汽车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一个隐含的假定是，在要素价格相同的时候，生产者又是利润最大化的。而针对我国制造产业发展的状况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优势产业，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国际经营战略。

价格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在一些高端行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劳动力价格同样有着相当大的优势。中国工人的性价比最高。举个例子，同样一块面料，中国工人能做出10件衣服，而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工人能做出8件，蒙古的工人只能做出6件，大量原料被残次品消耗掉了。中国工人不仅节省原料，工作节奏也更快。综合下来，还是中国工人创造的利润更大、成本更低。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可以说10年至20年，最低10年内，我国劳动力价格优势都不会消失。

（三）农业发展阶段与发展道路理论及林毅夫理论

当前大多数低收入国家资源状况是劳动力充裕和资本稀缺，要走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道路。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速水佑次郎和美国拉坦提出新的农业发展道路理论，强调土地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应走机械技术进步（即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而土地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走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的道路。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离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战略不可取。经济学家樊纲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我国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新技术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重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面对国际化浪潮的今天，发展国际化经营战略才能更好地发挥我国的劳动力要素禀赋的优势，促进就业，最终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