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的联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的联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传播活动是相伴相生、水乳交融的。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认为说话者首先要让听众看来是“值得信任的”。他把说话者的品德和可信任性看做“是所有说服的手段中最有力的”因素。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通过周游列国、设坛讲学、著书立说等方式,传播其思想政治理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这是对以人际传播形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总结。他认为教育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教育者的言行经得起检验,人们才会听从、接受。在教育对象上,孔子认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3]同时,他认为一种好的理论、好的思想是需要宣传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4]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强制性地灌输给受传者,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些经验总结,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早期思想政治教育对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近代,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传播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现代传媒被看做“国民之舆论”、“社会之公器”,或“国民之导师”、“文明之利器”,或“国家之耳目”、“国民之喉舌”,充分发挥了其思想启蒙和思想动员的作用。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伴随着思想政治信息的传递和播撒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承载于传播活动之中,构成传播活动和传播媒介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始终在遵循并不断认识着客观的传播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程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传播活动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为了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能够实现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的自为阶级,就必须向他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在马克思看来,“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然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5]恩格斯则把宣传和组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组织和宣传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两个最有力的行动手段。而在组织手段不成熟的时候,宣传鼓动是唯一的行动手段。^[6]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形态的运用。恩格斯说:“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7]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8]列宁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他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9]在他看来,政党组织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党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遭到歪曲,并把它继续发展。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10]在利用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方面,他认为报刊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是党每日每时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列宁认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用生活中的生动具体的事例来教育群众。他甚至对报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提出意见,“我们很少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却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11]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运用传播规律、利用传播媒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举办《新青年》等报刊、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终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积累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早期经验。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认为报纸在政治斗争中具有巨大作用,他对运用报刊等媒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他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2]他认为:“看《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发行《参考消息》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13]邓小平同志在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各种传播事业关系的问题上,认为党的传播事业负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在他看来:“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14]从事宣传、教育、理论、文艺传播事业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都肩负着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想,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提出新闻事业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的论断,指出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15]通过“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新闻事业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一系列论断,我党对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事业的相互关系不断明确,体现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活动本质联系的准确把握。

从现实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规律研究、效果研究、方法论研究以及这一学科的科学化研究等等。传播学的迅速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领域。现代传播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到40年代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基本形成。中国于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现在正处于探索和创新阶段。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是在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统计学、符号学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各门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知识整合的产物和结晶。传播学研究有助于指导传播者按照传播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传播媒介、符号、谋略和技巧,使传播活动更加有效。作为以思想政治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传播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应关注传播学兴起带来的影响。同时,现代传播科技的发展,推动人类正在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社会是“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16]信息社会构成了一个由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多方面组成的信息环境。我国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相对单一,也自然带有一些“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特点。在传播日益发展的当代社会,现代传播越来越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因素,并且其影响力不断强化。它以惊人的能力储存信息,又以惊人的速度用各种不同方式把信息展现给每个人；它打破了既定的时空界限,使人们失去了必要的时间与距离的缓冲,全面接触信息；它能快速推进思潮和社会情绪的消长,引导社会倾向。现代传播媒介多数是把抽象的原则和内容蕴含在形象、具体的信息之中,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感染性。而以概念、理论、原则为主要内容,以传授、说理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思想教育与之相比,就显得单一乏力。传播方式多样化、传播环境复杂化和信息来源多元化增大了受教育者对信息源的选择余地,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受到冲击。

从学科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7]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等各个层面,其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18]它是人与人的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信息传播、教育、达成共识和形成观念的过程,是一种具体的传播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也包括主体、客体、信息、媒介等基本的构成要素,它遵循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符合信息传播的一般特征。从活动过程看,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都存在信息如何传递的问题,二者都是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活动过程的实现必然要求主客双方对交流内容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无论是传播过程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都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导致误解。从活动目的看,任何传播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更具体、更明确,即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培育符合阶级统治的合格人才。从活动内容看,人类传播的信息包罗万象,思想政治信息是其重要的方面。从社会功能看,人类传播的基本功能就是政治功能。明人方孝孺在《答王秀才书》一文中写道:“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19]在当代社会,传播活动必然要反映政治、表达政治、服务政治和参与政治。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传媒可把一国的生活思想规范教导人民,可提供一个团结全民的场合,来达到举国政治一致。传播还有教育功能,从某些方面起到部分等同于学校的作用。从与宣传的关系看,宣传研究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传播学的兴起与宣传研究有着较深的渊源。马克思主义传播观认为,宣传与舆论、新闻、文艺、宗教一样,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交往形态。“宣传是通过传播观念或通过实际行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精神交往形态。”^[20]宣传传达和阐释领导决策,是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态度和情感来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传播。同时,宣传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可以控制和引导社会舆论,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既是国家的喉舌和感官,又是群众的知音和代言人。列宁曾指出,对群众的工作应该“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励工作,也就应当善于忍受一切牺牲、克服各种重大障碍”。^[21]列宁在这里讲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