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回民起义与民族分布新格局_近代宁夏教育研究

同治年回民起义与民族分布新格局_近代宁夏教育研究

二、同治年回民起义与民族分布新格局

同治年回民起义前，宁夏各地几乎都有回族分布，其中北部“以宁夏、平罗两城为最多。宁夏城内有大礼拜寺四所，而穆斯林户口，超过半数，至于房产，据宁夏政府地政局登记房产契约时的统计，十之八九为‘逆产局’所发‘逆字执照’ ”。[20]这一回民密集之分布，恰是乾隆后期所呈现的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见回庄的真实写照。清中期，宁夏灵州人口密度最低，而南部地区人口已遍布河谷山川，至同治之初，还未遭兵火之时，固原城关内外居民众生云集，人口当在十万左右。[21]总言之，乾隆至同治以前，宁夏回族分布较密集的聚居区主要有：南部的固原、海原、化平及北部的平罗、宁朔、宁夏县、中卫和宁灵厅等，且回民与汉人多错杂而居。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调为陕甘总督，对宁夏在内的西北回民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在推行剿抚兼施的同时，左宗棠坚持：甘回（包括宁夏回族）非不可抚，必痛加惩创，使反者“有所畏，设法安插，使良回有所归，而后抚局可成。”[22]

陕西回民起义军在董志塬失败后，大批向宁夏金积堡撤退，金积堡抗清斗争顽强而激烈，但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陕西回民起义军大部分就地投附。左宗棠对金积、陕西等地回民采取“金积无留种之理，陕回亦在不赦之列”的血洗屠杀政策。[23]之后，为了改变回民聚居一地易于变乱之状况，而达到涣散群体，孤立回民势力的目的，左宗棠所代表的清朝地方政府对宁夏回族人口进行了较大规模迁徙。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迁王洪堡回众于灵州城附近，将马家河滩之回众，迁于张家圈安插；[24]十年（1871年）正月，将“甘回三千余名，解赴平凉安插。金积堡老弱妇女一万二干余口，解赴固原州附城数十里地方，分拨荒地安插”；[25]把金积堡的陕西籍回民“一万有奇，中有为前安插平凉回民亲眷者，听其认领。尚存男女九千四百余，安插草（华）亭县西北百七十里化平川”；[26]又迁固原回民数千人于平凉；宁夏府城的回民，强迁灵州、吴忠堡等地。[27]

与此同时，将陕西、甘肃部分回民安插于灵州、平凉、固原、化平等处，定居耕垦。[28]而隆德因“陕回入甘就抚之大酋冯正合、马彦生等，其众近万，除该亲属认领外，男女尚五六千余，俱安插屯民、韩狗、新店各堡”，以致由同治年间的十室九空之地，成为“半系旧有之甘回，半系光绪初安插之陕回”之地。[29](www.guayunfan.com)

总之，迁徙原则遵循“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30]使回汉隔离、城乡隔离、回民聚居点之间隔离。以防因回汉杂处，而难以分别处置；因近城聚居，而威胁城池；因各回民小聚点连成一片，而难以应付。但还要让回民生存下去，即“令觅水草不乏，川原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31]

清廷采用残酷的先剿后抚政策，使不少宁夏回民在战乱中被屠杀，或在战后因迁徙饥寒疾病，而丧命者，不计其数，给宁夏社会，特别是给回族人民带来严重恶果。经过此次回民迁徙，固原、化平回族人口相对北部更集中，灵武、金积、平罗等地随着经济的渐渐恢复，回族人口随之增加。

这一人口变动，奠定了民国乃至现在宁夏回族分布之格局，即回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部，中部次之，北部最少。并基本形成晚清民初宁夏各民族分布，情况如下：回民小聚居、大分散于宁夏四周及南部山区；汉民散居于宁夏府城及各地；滿族集中居住于宁夏府满营；少数蒙古族人、外国传教士及教民零星散落于边村。同时，同治年宁夏人口迁徙，也使得一部分原本生活在富庶之地的回民落入贫穷，打破了原有的宁夏汉回生产力水平基本一致的经济结构。因地域间经济之落差，自然造成宁夏不同地区教育呈现出严重不均衡发展之趋势。

为维护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使劫后余生的回族民众今后不会再起来反抗，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清朝地方政府，把在回民聚居区兴办儒学教育，看作是振兴民族精神，使边氓长久治安的大事。于是“设局鄂省,印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甘肃）各府、厅、州、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32]在劝民务农的同时，创设义学多处，延师教训回民子弟并酌发笔墨、伙食等，[33]以期回民能“渐移陋习，仍复华风”。[34]在统治阶级眼里，不管回民、汉民还是蒙古人民等，在他们的统辖范围内的都是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接受何等教育，当然得由统治阶级来掌控了。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最维护皇权统治，所以被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尊崇而极力倡导，即使清朝统治者也不例外。

回民起义被镇压后，清朝统治阶级为安定战后宁夏局势，首先强行迁徙大批回民于穷乡僻壤之地，使原本宁夏回、汉等民族比较合理的混杂而居的居住结构打乱了，强制回民远离汉族而生活，表面看似是惩戒回民、保护汉民，但更深层的目的却是离间回汉人民原有的杂居交往过程中建立的深厚感情，更是制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清政府的适时对策。接着便是对回民进行思想统治，当时清统治者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华夷之大防”的惯性思维，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也只能是从教育入手加强回民的儒家文化教育，以强化他们的“忠君”、“尊孔”意识，从而淡化他们宗教信仰中的“凡穆斯林是兄弟”的思想。

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清朝地方政府，在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宁夏回族群众进行屡次迫害后，特设儒学、义学以加强对回民子弟的儒化教育，并设法让回民相信这种教育对他们有百利而无害，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送子女就读儒学、义学等，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统治阶级所能做的，就只有诱导或强制回民子弟去官学、义学接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教育了。然而，这种单向的官本位的强权教育，严重违背了教育应服从和服务于人类发展及社会实践的需要的本质，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回民的逆反心理，使其更坚定了对教外文化的防范和抵触情绪，从而强化了伊斯兰宗教思想在穆斯林心中的绝对统治地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共同开发建设宁夏的经济利益，又迫使宁夏各族人民不得不彼此再认识、再交往、再学习和再交流。回族从其逐步形成时期起，就说汉语，接受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多重文化教育的学习历程，由于“多元、交往、冲突、对话、热量的结合形成了文化的高度复杂性”，[35]正因此，宁夏作为素有“回族之乡”之称的民族地区，更以其浓郁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等因相抵触、相碰撞、相吸引、相交流，而演绎、蜕变出多彩纷呈的近代宁夏教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