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学与道德_教育哲学

中国传统伦理学与道德_教育哲学

一、中国传统伦理学与道德

中国古无哲学之称。在先秦时期，一切思想学术统称为“学”。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既无哲学之谓，当然也就无道德哲学之说。然而，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无道德哲学之说，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及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没有对道德进行过哲学的思考。关于道德的哲学思考，即伦理学，专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称之为道德学。道德教育是建立在人们对道德本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人们对道德本质的不同看法，将决定着把什么看做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由此而决定着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与方法等。

(一)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乃是道德原则问题，道德学或伦理学，主要是研究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学说。“道是行为应当体现的原则，德是实行原则而有所得，亦即道的实际体现。”[11]因此，伦理学的主要问题亦被看做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什么的问题。

传统的伦理学主要思考道德的最高原则问题。而道德的最高原则在不同的时代，则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儒家以仁或仁义为最高原则，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项道德原则。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理论基础。后经董仲舒扩充，而为五项道德原则，即“仁、义、礼、智、信”。墨家以兼爱为最高原则，道家以全生保身为最高原则。不同的伦理学派所提出的不同的道德原则，表明了不同的价值立场。(www.guayunfan.com)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学看来，人类的道德现象包含有一定的层次。其最高层次是道德理想，然后是道德原则，最具体的是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构成了传统社会的道德层次与序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具体体现为道德的纲领和条目。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学，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服从这个道德原则，则形成了忠、信、恕、孝、悌、恭、宽、敏、惠等诸德，构成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董仲舒讲“三纲”、“五常”，“三纲”是纲，是道德原则，“五常”是目，是道德规范。宋元明清的主要思想都肯定了“仁、义、礼、智”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到明清时，有所谓八德之说，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我国古代社会重要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对中国传统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问题。实际上，当一些学者将中国传统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归之于道德原则问题时，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学更具有德性论的倾向，以为“儒学心性之学正是一种德性伦理学”，并认为“以德性伦理学模式研读儒学已渐成为儒学哲学研究的占主导地位的模式”。1960年，几位儒家学者出版《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写道:“在西方伦理学上谈道德，多谈道德规则、道德行为，道德之社会价值及宗教价值，但很少有人特别着重道德之彻底变化。我们自然生命存在之气质，以使此自然的身体之态度气象，都表现我们之德性，同时使德性能润泽此身体之价值。而中国之儒家传统思想中，则自来即重视此点。”[12]并由此认为，儒家与近代西方伦理学之间的反差实为基于品格的伦理学与基于准则的伦理学之间的反差。蒙培元更明确地指出，儒学是德性之学，其核心是仁。仁是人类最真实的情感，又有理性的普遍形式，谓之情感理性。仁是人的理性自觉。仁表现在家庭关系中，就是亲情。家庭亲情不仅使人的情感得到安慰，而且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在社会政治层面，仁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形成以“仁民”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其深层意蕴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将人视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仁体现为“爱物”、“万物一体”，这是中国古代的深层生态学。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一切取决于人类的活动:提高人的德性，转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培养仁德，提高心灵境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13]

作为中国传统伦理学典型代表——儒家伦理学，其理论进路可能并不全然能够用西方伦理学之范畴来加以概括的。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伦理学乃是基于中国特定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提出，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的需要。因此，简单地用西方伦理学的义务论或德性论来涵盖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就有可能将本质性的东西遮蔽掉。例如，对待儒家之“仁”，我们到底是应该把它看做“道德原则”，还是看做一个整体德性或总括德性?

不同学派所提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主要是处理和调整日常生活中人们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夫妇关系、兄弟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朋友关系、长幼关系、君臣上下关系等。与此同时，儒家学说还提出了许多与个人道德行为和精神气质方面的标准，如温、良、恭、俭、让等。后者则被看做人们所必须具备的德性。由此，这些道德原则和规范、德性品质等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几个基本关系

中国传统的伦理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是有关道德原则的问题。在对道德原则及道德规范问题的讨论中，不同的学派都会涉及对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的思考和探讨。对这些矛盾关系的不同认识，则成为传统伦理学学派的基本主张，同时也影响到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与途径等。

1.义与利

义与利是传统伦理学的一大问题。儒家崇尚义而反对言利，认为人之行动，不应该考虑是否符合个人利益，而只应考虑是否应当。“义”即理所当然，即遵循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行应当之事。“义”与“应当”相联系，而所谓“应当”是与人之所为人相联系。人之为人，在于人异于禽兽，做人之为人之事，即为应当。而人之为人之事，已经体现在道德原则和规范之中，体现在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之中。孔子以义与利相对照，并将义利和君子小人之为联系在一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日常行为来看，孔子一生“罕言利”，遇事只考虑是否合义，而不考虑是否有利。义利未必是矛盾的，但儒家并不注意是否有利，而只从义出发。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4]尽管同样尚义而反对利，其中却包含着义利并非必然冲突的含义，只是不提倡利而已。儒家之所以对利持一种消极的观念，是因为如果人们把利看做重要的，那就会引发矛盾与冲突，会引发社会的混乱。一言以蔽之，注重“利”不利于社会和谐;而“义”则意味着和谐有序。“利”有公利有私利。张岱年先生指出，“所谓利，即是能维持和增进人之生活者，亦即能满足人之生活需要者。然利有公利与私利的区别。凡仅能满足一人之生活需要，或且损坏人群之生活者，谓之私利。凡能满足大众之生活需要的，则谓之公利。”[15]墨家讨论义利关系，认为“义，利也”。不过，墨家所说的利，乃是“国家人民百姓之利”，[16]宣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17]而儒家所说之“利”，是指个人之私利。汉代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8]，对处世的义利观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董仲舒所谓“不谋其利”，仍然是指一种“私利”，而非指“公利”，即所谓“为天下兴利”。

其后伦理学有关义利关系问题，大体都遵循义利公私的理路展开，将利区分为公利和私利，如程颢就认为，义利即是公私之别，提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19]的观点。不过，这只是一个大略，其中含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和不同的见解。道义与功利，不仅有一个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更包含着精神与物质、理和欲的关系问题。伴随着义利公私观念的出现，则有了兼重义利的伦理思想，如王夫之、颜习斋等。

2.理与欲

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说，很早就注意到人欲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欲的满足，在伦理学中就转变成一个如何对待欲的哲学问题。先秦儒家主张节欲，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20]，便包含着节欲的思想。孟子则主张“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21]荀子反对去欲或寡欲，而主张节欲或导欲。荀子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22]墨子重苦行，有禁欲之倾向，但并不否认欲，而是主张要满足人的基本之欲。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23]这里的论述便涉及欲的满足问题。

理与欲是宋儒的两个重要的哲学观念。宋儒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由此而形成理欲之辨。理曰天理，所谓天理即自然的普遍的规律性或准则;欲也称人欲或私欲，不是指人之生存所必须满足或不得不满足的欲望，而是指非必然的欲，不是必须满足的欲。朱熹对于天理与人欲的解答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朱子语类》中记载:“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24]张岱年先生解释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是天理;超过一定限度就是人欲。”[25]阳明心学在理欲问题上与程朱理学持相同的观念，强调天理人欲之别:“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26]其后王夫之、戴震等，则主张理欲之联系与统一。王夫之说，“天理原不舍人欲而别为体”(《周易内传四上》)，“有欲斯有理”(《周易外传二》)，又说，“理即公欲”(《正蒙注四》)。戴震不承认理欲对立，认为理原于欲，欲之中节就是理，没有欲就无理可言。德与善都是以欲为基础的。

理欲关系问题是一个有关道德原则与利益满足之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道德教育的基本出发点问题。不同的理欲关系则引发出不同的道德教育实践。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的伦理学思想强调合理即合德，由此而在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强调对欲的压制与限制。在功利主义盛行以及人的欲望膨胀的今天，中国传统伦理学有关理欲关系以及由此而提出来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于今日中国之道德教育改革及德育实效性之提高，仍然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