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师恩情

四代师恩情

陈庆钱

欣逢《大公报》百年华诞,作为《大公报》的老记者,感到无比的自豪。《大公报》是我的启蒙老师,也与我家有四代师恩深情,但同时,我内心也泛起一片淡淡的哀思涟漪,恩与怨,喜与悲,欢与愁交织在一起……

儿时往事依稀涌上心头:日寇侵华、广州沦陷,4岁那年,任粤北某县县长的父亲辞职,举家迁回故乡南海。清光绪举人、曾任福建漳州府道台的祖父其时已是耄耋之年了,他把我抱在膝上阅读天津《大公报》。这是我初识《大公报》,这份创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著名大报。

父亲严词拒绝国立广东大学同窗好友、大汉奸陈公博的诱降,毅然冲越日伪封锁线来到抗战时期文化名城广西桂林。《大公报》桂林版是父亲每天必读的报纸。他教导我:“《大公报》是中国最权威的大报,立论公正,舆论正确,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萧乾、徐铸成、朱启平是名记者,你要好好学习。”从此,桂林《大公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每天课余必读,它是启蒙老师。桂柳失陷,我们沿漓江南下,辗转中得读重庆《大公报》,从中获悉各种抗日消息。后来,抗战胜利,父亲几经困难又订阅了在香港出版的香港《大公报》。我爱上了这份在香港出版的著名爱国进步报纸。高中一年级时,我悄悄写了一篇4 000字的小说《此恨绵绵》投寄,不料这篇处女作竟然在副刊《大公园》发表,激发了我对《大公报》的崇敬与热爱。

岁月如歌,广州欢庆解放。这时,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读书,除香港《大公报》外,天津、上海等地《大公报》也相继先后复刊。我在中大图书馆孜孜不倦地阅读,尤其喜欢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在中大校园里,我认识了中大名教授商承祚的父亲、清末宣统年间探花商衍鎏老先生,此时恰逢《大公报》名记者潘际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采访了末代皇帝溥仪的战犯改造生活,写成《末代皇帝秘闻》一书。我根据商衍鎏老先生忆述宣统帝登基时的见闻,写了《末代皇帝秘闻的外录》,在《大公报》上发表,受到海内外读者欢迎。这更激励我热爱和崇敬《大公报》了。

中国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我家被划为地主成份,乡间土地房屋被没收。这时,我正升入大学二年级,生活顿陷窘境。恰巧,香港《大公报》广州办事处招考两名记者,此刻已有300多名考生竞考,我考了6门科目,不料竟名列榜首。

喜讯告知病重住院的父亲时,他欣慰道:“孩子,《大公报》是著名大报,考取记者当然高兴,但还是等到大学毕业再设法进去吧。”中山大学知此情况,批准给予人民助学金,直至我本科毕业。

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委员会把我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但该校因我不是党团员,家庭出身不好,退回人事档案,这使我陷入彷徨、困惑和无奈之中。《大公报》领导人陈凡、曾敏之伸出援助之手,终于圆了我当《大公报》记者的夙愿。

《大公报》对青年记者要求严格,制度规章极严。我风餐露宿背着行囊,跋涉于珠江三角洲农村、厂矿、企业和党政军机关,深入第一线采访,写出了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等系列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一版发表后,北京《大公报》和海外报章纷纷予以转载,省内机关列为机关干部学习必读资料,港馆发文予以表彰。

1957年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灾难深重的年代,我因奉命采写了广东省长陶铸主持的中山大学教授向党整风座谈会,和访问原香港大成行总经理、省工商联执行委员陈祖沛的专访文章,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一版头条后,被指为煽风点火、攻击整风而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含泪离开《大公报》。

一个只有23岁的青年从此在22年苦海中浮沉。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从此走向开放改革的法治制度,我也得以平反了右派分子的冤案。

经历了22年凄风苦雨的心路历程,终于接到《羊城晚报》的记者证。没有欢乐与喜悦,只有淡淡哀思与幽怨。此刻,《大公报》广州办事处已复办,黄克夫主任劝慰道:“这是当年中国内地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忘记过去,你毕竟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一切向前看吧。”当年同事也对反右的过激斗争表示真诚的道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分隔22年的手又紧握在一起,但苦泪已洒满衣襟。

《大公报》广州办事处新任记者杨维敏,和港馆派来广州采访的年轻记者吴小姐是我昔日在暨南大学新闻系带过的学生,在采访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我曾无私地提供援助。内地新闻同行疑惑不解,频频问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公报》的报人。

在广州办事处负责人的推荐下,港馆批准我的独生儿子陈思远为《大公报》驻穗记者。父子俩并肩在南粤大地采访,每当我看到儿子洋溢青春光彩,执笔凝神撰文时的情景,就告诫儿子:“要继承和发扬《大公报》记者的优良传统,谦虚谨慎,敬业尊师,做一个合格的《大公报》记者。”他发表在《大公报》的《羊城之星谢若绮》专访,被广东省财贸记者协会评选为全省优秀文章,颁发二等奖。

1993年,香港《大公报》在中国内地举办“神州变迁录”全国征文活动。我以《多情迷人的瑶寨》一文获二等奖,并代表广东省作者应邀赴港馆访问。这是我首次回到母亲怀抱。当副总编辑唐驾时向报馆青年记者编辑介绍时说:“这位是本报获奖嘉宾陈庆钱先生。”我站起来自豪地说:“我不是什么嘉宾,这里是我的家庭,因为我是《大公报》人!”说着,说着,眼泪已扑簌簌地流下……

半个世纪了,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多少往事萦绕脑际,多少辛酸,多少欢乐,多少困惑与无奈,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以《大公报》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如今,欣逢《大公报》百年华诞,我难忘它与我家的四代师恩情啊。300万字的文章剪报,以及4本专著的出版,广东省级作家的名衔,就作为回报培养了我的《大公报》一份不算完美的答卷吧。

终生无悔:“我是《大公报》老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