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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怀远大公缘

时间:2022-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忆旧怀远大公缘黎小燕“你要进《大公报》工作吗?”她们20年来从没看过《大公报》,也就是说从没看过我在《大公报》上写过东西。

忆旧怀远大公缘

黎小燕

“你要进《大公报》工作吗?”上世纪80年代初,朋友甲问我。

“是的。”我确实有这个打算,当然要给人家一个肯定无误的回答。

“是这只手。”朋友乙和应着朋友甲,和应也确实无误。说时举起了她的左手。

我想,对此我是无话可说的。当日的两周前,在《大公报》副刊课那次见工考试的情景,蓦地涌上了心头:先笔试后面试。笔试冗长,先考中文作文《我和副刊》,再考英文翻译成中文——一篇已见报的别人的佳作。面试由副刊课的一位领导主持。他为人瘦削,样貌像极了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

“溥仪”主持面试时话不多。也因他的话不多,才显得更特别。不多的几句话里,又以以下这句最感人:“我聘用你,是因为相信你能为中国人写点东西。”

……这一幕迅速在眼前闪过……我又回到了现实世界。朋友乙的左手这时放了下来,与朋友甲相视而笑。

我要进《大公报》,她们因此认为我异乎常人,有这些“正常”反应,我是不能怪她们的。我的父亲在22岁时拖着他刚娶回来的19岁的妻子,赶上在广州解放前一天的末班火车,凌晨2时许抵达香港的旺角火车站。从此,我和我的姊妹弟弟便成为了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朋友们的父母虽然没有像我父母这样的坐末班火车的经历,却与我有如出一辙的成长过程。我们一起念基督教学校,从小从没有怀疑过为什么“我们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没有怀疑过为什么老师总在课堂上以英语向我们“满堂灌”;也从没有怀疑过为什么我们必须读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学),却没有机会染指中国文学;更从没有怀疑过History(西史)课里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什么被易名为“英中贸易战争”,而且只有寥寥数语,半页纸的篇幅也不到;老师和师兄师姐都说:“在中学会考History中这试题一定不会出现,你绝对不必啃这部分。”我和我的朋友一直视以上这些为正常的,视家中有《毛主席语录》之类的大陆书为不正常。我们可以狂看荷里活的《仙乐飘飘处处闻》、《梦断城西》,但一定不能看大陆片《东江之水越山来》、《双枪黄英姑》;可以听英国田园乐队Bro thers Four(四兄弟)的《Green Fields》(《青草地》),却不可以听大陆歌《义勇军进行曲》。

当我与几个朋友毕业后预备背着背囊游台湾的时候,我竟去投考《大公报》,竟然为一句“我相信你能为中国人写点东西”的话所打动而从此与老友背道而驰。

“我本来喜欢写点东西”,见工前我是这么想的。“我要写点东西,就得与报纸的副刊结缘。”见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喜欢在副刊写点东西的动机,还不足以构成投考《大公报》的理由。

不由自主也好,怎么说都好,“相信你能为中国人写点东西”这句话,突然令我如梦初醒。我想:此后在我面前的路,就是我与《大公报》结缘,《大公报》本来就与中国结缘,变成了我与《大公报》与中国结下了也许是此生不解之缘。前此的我所走过的路不一定都错,但此后的我所走的路一定都对。如果《大公报》的路向也不变的话。

× × × ×

2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与那两个老友相聚。她们20年来从没看过《大公报》,也就是说从没看过我在《大公报》上写过东西。但是朋友甲再没有视《大公报》如怪物,朋友乙也没以“左”的眼光看我。这是香港大环境的翻天覆地变化使然,但我深信同时也是《大公报》的先辈诚恳地为中国人写点东西,长期以来在香港人当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然。

再见朋友甲和乙,看到了她们的改变,更让我坚信,“能为中国人写点东西”的挚诚和矢志不渝。

潜移默化的路很漫长、很艰辛。作为《大公报》的一个中生代人,我竟然是这份报章届满100岁的一个见证人。感受如潮涌,激动、复杂,兼而有之。

我受副刊课前辈培育之恩,之后与以下多个版结缘:学生版“学与教”、“娱乐”、“科学”、“大公论坛”前身“洋紫荆”、“中华文化”、“国际新闻”、“港闻”、“文化”、“社团”、“保健”、“收藏天地”、“校园”、“教育”。今天,作为“教育”版的直接参与者,我比任何时候都战战兢兢。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组成的特区政府,下定决心,斥巨资铲除港英殖民政府过去逾150年的教育弊端,作为《大公报》“教育”版的一分子,“能为中国人写点东西”这句话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20年前,香港的年轻人脑子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因为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热烈参与者;20年后的今天,香港的年轻人怀抱的是怎样的理想,我虽未处身其中,却能近距离作个旁观者。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因为一个像溥仪的老夫子的一句话改变了一生?但我知道他们比我当年更有方向、更有目标。那个目标、方向,并不是“啪丸”能给予的,烧炭轻生更无法赐予。他们的理想是国际性的。在“国际怀抱”里,离不开香港,离不开内地,离不开台湾,离不开澳门。他们为中国加入世贸、获取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而欢呼喝彩,为香港、澳门回归而欢欣,为台湾老想投向外国人而难过。

21世纪的《大公报》有着许许多多与中国人血脉相连的好文章,有着许许多多立足中国、放眼四海的好文章,香港当代的青年人又怎可能躲在小角落里,只满足于狂野派对呢?

理想,这二字实在太伟大了。然而,它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从理想到实践,纵使何其难,就是见效于“潜移默化”的阶段,只要有热诚、有勇气,总有令人感动的情事。实践于渐进当中,实践于无形当中,这样更自然,更牢不可破。

正在接受教育改革洗礼的青少年,《大公报》的新生代:让我告诉你们,我与其他中生代站在你们中间,左顾右盼,你们应为作为改革大潮下的一分子感到庆幸,也应为作为《大公报》的新作者感到自豪。能移山的绝对不只是愚公。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有不屈的前进精神,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碍你们向着目标迈进的。

《大公报》100周年了,我们当然希望它继续生根繁衍。

对于过去,我们不能改变既定的事实;对于将来,我们也不能预测到什么;只有现在,我们才稍能控制得到。但愿我们都能把握现在。

使我有幸聆听“为中国人写点东西”这句话的夫子——潘际坰先生,但愿您在天之灵,也为《大公报》能跨越100岁而感到高兴。

(原载2002年2月1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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