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实习生涯

五十年前的实习生涯

郑介初

1950年和1951年暑假,我曾两度在天津《大公报》(时改名为《进步日报》)实习。

1949年我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是蒋荫恩。蒋老师是老《大公报》人,抗日战争时任职桂林《大公报》。当年不少社评均出诸他手。1949年初他在美国进修,听闻新中国即将成立,兼程经香港回国出任新闻系主任。他办学认真,为人和蔼可亲,深得全系师生爱戴。1952年院系合并后,他任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革中受逼害,含冤而死。

当年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学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新生入学后第一个校外活动就是去报社参观,一个一个部门地详细参观。我那年去的社址还在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新闻系还在校内办了一份全校发行的实习报纸《燕京新闻》(后改名为《新燕京》),编辑、记者均由系内学生担任。像我们一年级学生则从发行做起,所谓发行实则是送报,每期给全校老师们挨家挨户送,挂上个“发行”的职务,也算是和新闻工作沾上了边。

燕京新闻系规定:3年级学生一定要在暑假去报社实习,为期2至3个月。我那时是1年级学生,照例没份参加,但经过向蒋荫恩老师申请后,他也答应了。因我家在天津,他就写了封介绍信给天津《大公报》的总编辑张琴南老师(他也是燕京的兼任教授)。

1950年夏,我去天津四面钟老天津《大公报》社向张琴南总编辑报到,谈话后他分配我到校对课实习。新闻系课程中没有校对这一门,张老师也看透了我当时所想,给我好好单独上了一课。他说校对看似简单,实不简单,责任重大,一旦出错,白纸黑字印出在报纸上,怎么也补救不了。校对是训练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基础课,如果用心认真去做,可以学到很多。他还说报社工作主要在晚上,校对课午夜后工作不多,可以到报社各部门去看看,也是学习。

此后2个多月在校对课的实习,也证明老师的话是对的,这些经验之谈,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报社除孟秋江社长、张琴南总编等老报人外,许多记者也都是报界名人,如胡邦定、李光诒、萧荻、张高峰等,校对他们的稿子,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一年级新闻系课程有“新闻学导论”,谈到要学写新闻的导语,就是报道开头要用极短的文字交代整篇内容,也就是所谓的5个W,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如何。各记者出手不一,光一导语就各有各式,各显其能,尽够我学的了。编辑的功力在于修改稿子和做标题,一篇好的报道要以标题来突出。校对课对每篇文章至少要经过3次校对。一校是文稿,二校就有标题了。对我说来又是一门学习的课目。

开始实习时,我把校对工作看得太简单了,初校后错漏很多,经过老校对一一将错漏圈出改正后,自己也感到汗颜,以后就比较仔细些了。报社在院子里放了一块大黑板,用白纸衬底,贴上当天的报纸,旁边放上红墨水笔供全报社人员品评和找错。我们每天上班,一进院子就看黑板,如果老远一看全是红笔画的,就比较紧张,挤上去看是否有校对出错之处。如果当天黑板上比较干净,心情也就比较轻松。

做校对是上夜班,每晚9点半上班,清晨6点左右下班。张琴南老师在与我谈话时还叮嘱了3点夜班须知,说这是他个人多年来的经验:第一,下夜班后一定要回去睡觉。第二,上夜班前不许去看戏或电影。这一条有次我犯规了,上班前偷偷去看了场电影,带着观后感去上班,精神不能集中,当晚校对时出错甚多,才知老师言之有理。第三点是做夜班一定要吃夜餐,每晚12点正,报社就摆上几圆桌夜餐,大家在一起吃,饭菜很丰富,我每顿必饱餐,一顿也没漏过。故一直也不好意思去问张老师,不吃夜餐有什么坏处。

校对课午夜后工作较少,我就到报社各部门去转,首先是去楼下排字房,排字房和校对课联系最密切,但见物不见人,相互的联系是靠一手工升降机,即是在楼板上开一洞,用绳子吊一木屉将稿子及校样放在里面拉上拉下。到排字房一看才知排字工人的辛苦,每篇稿子都是在字盘上一个字一个字拣来排的,校对后又要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拿,往里补,每篇稿子要几经来回折腾。拣字要准,速度要快。没有的僻字还要现刻。记者们白天采访,夜晚写稿,由于时间匆忙,下笔也多龙飞凤舞,文稿看起来很吃力,编辑改稿,也是大笔一挥各种符号皆用上。排字工人就是有这本事,一一将其整整齐齐地排出来。

制版房也是一样,工作很辛苦,照相要制网纹铜版,图画要制锌版,设备简陋,工序多,主要靠师傅的操作经验。

版面定稿后的拼版也是一项重要环节,过去报纸是竖排,讲究很多:如标题不能上下相顶,文字不能有横通栏,一篇文章也不能分几版登。负责拼版的编辑在大桌子上凭一把钢尺计算着拼,到最后多或少几个字也不怕,在排字栏里加条或抽条即可。夜班编辑拼版,一块好看的版面就似一幅好的艺术品。有时刚拼好,来了急稿或重要新闻,整个版面又得拆版重新来过,而这一切都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否则要影响其后的工序。拼好版后要印成大样去给总编看和签字,此后,打纸型的师傅就登场了,他将纸铺在字盘上用一块自制的有柄木板一板一板地拍打,看似容易,实不简单,轻重要合适,重了会打穿纸,轻了不能成型,这位师傅是当年报社一宝,他打出的纸型印出的报来,比别家的要清晰、干净。早晨5点多,纸型浇成转筒就可以上轮转机开印了,我们也就可以下班了。回家前到机房拿一份还有油墨味的机头报(试机时印的报纸),看到几小时前还是经过自己校对的文稿已经印在报上了,心里不免有些沾沾自喜。我们下班后值班的主编还不能走,还要将刚出的报纸从头到底看上一遍,把意见写下来留给白天上班的,那叫“第一读者”制。

1951年暑假,我又去天津《大公报》实习。这次是上白天班,在采访部当实习记者,先是跟着老记者,后是独立采访,两者都由老记者把着手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高峰。他是记者中最活跃的,又是天津通,什么不懂都可以问他,最肯帮人。当年报社条件很差,夏天热,编辑记者上班都穿背心(出门才穿上衬衫),自己打扇,多半是破蒲扇。楼下排字制版房工人腾不出手来打扇,所以基本上都是无上装。只有张高峰穿的是绸衬衫,挥的是摺扇,显得分外潇洒。

对照今天科技发达,我上面所说犹如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但50年前的天津《大公报》,确实是如此。设备简陋,人员少而精,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版的报纸,当时不论在京津,还是在全国,都属上乘。究其原因,《大公报》人是其决定因素。我两度实习,接触到的《大公报》人,上至社长总编,下至排字、制版工人,都是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以办好报纸为共同目标。白天黑夜工作都很紧张,整个报社好似一支团队,我作为一个实习生也以能侧身其中而为荣。一张报纸能有近百年历史不容易,而90多年来一直能维持其良好声誉更不容易。《大公报》就是《大公报》,这一点我50年前在天津《大公报》实习时感受很深。

我自新闻系毕业后并没如愿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我一直尊敬新闻工作者,主要是从两度在天津《大公报》实习时接触到的报社同人,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50年过去了,我仍然怀念他们。

(原载2001年7月26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