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思想品质

二、编辑思想品质

编辑工作是一项既有思想又有技术工艺的综合劳动。判断一名编辑是不是具有明确的编辑思想可以从其编辑出版的作品来观察;判断其是不是掌握良好编辑技艺也可取一本经他编辑的书来看。作品是判断编辑优秀与否的最好标准。但是掌握了良好的技术工艺并不一定具有优秀的编辑思想，他或许只是一个“编辑工匠”。但对于整个编辑队伍来说，编辑思想是带领这支队伍获胜之法宝。从理论层面上讲，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各个方面和环节的一系列见解和观点的集中反映，代表其编辑工作的本质。从操作层面上讲，整个编辑的运动过程，始终离不开编辑主体意识的指导和制约。其主要品质包括:

1.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崇高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推动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它本质上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的，以求实、求真、奉献、创新为特征。在编辑出版业，编辑所从事的是精神产品的创造活动，通过对个体文化创造的选择、优化等编辑活动，主动地、直接地参与社会文化大厦的建构，是一个光耀千秋的伟业。因此，编辑思想中的科学精神品质极其重要。它并不空虚，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于编辑全过程。

(1)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编辑加工稿件时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不唯上、不唯权、不唯书，只唯实。尊重事实，反对打着“科学”招牌的伪科学，反对迷信和盲从，敢于质疑。以科学的方法理论为准则，运用科学的逻辑推理来审视、观照作品所包含的理论和观点。这是对读者负责任，更是做编辑的起码要求。

(2)大力提倡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失去创新个人将无法发展，国家将失去生机。编辑工作中的创新具体表现在选题的独到、版式的灵活、封面的精美、宣传的出奇制胜等。编辑思想的创新品质是对某种既存文化氛围的突破，对新的文化氛围的营造。如果从文化引导来说，单一的图书品种可以引领文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先导，而一类书籍的出版更是强化了编辑意识，给读者的是整体、全面的出版文化概念。这种概念的形成和传播当然(也是必然)首先来自于编辑。然而现实工作中出一书领先者多，组成一类书以更强烈的观念领先于他人者少。具有创新品质的编辑敢于打破固有框架，敢于创“天下先”。在与作者的合作中可以超出作者构思、作品主题之外。只要确是创新，作者心存感激，读者亦暗自称赞。具有创新品质的编辑即使自己策划选题也大多善于捕捉有创意的灵感，编排工作思维流畅，处理灵活，各种关系相处融洽。

当年，生活书店正是在邹韬奋编辑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了勃勃生机与创造性活力，洋溢着时代感，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中国的一日》、《世界文库》等独领风骚的书籍。《青年自学丛书》不但满足了那个时期众多青年的急切需要，而且真正启发了广大青年的觉悟，使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为民族解放作无私奉献。展示全国总面貌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正是生活书店崇尚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真实写照。同样，《全国总书目》首创性地把“五四”以来出版的在版书目编在一起，为读者服务。

现实中一说少儿书热，几百家出版社赶着出少儿;一说《老照片》走红，“老”字号立马横行天下，透着中国出版界创新的先天不足。创新不是因袭，是对固有模式和秩序的突破与重组，是推陈出新。假如大部分编辑都具有这种创新品质，重复出版、盲目竞争现象将会得到较大的改观。

(3)坚持真理、自我否定与包容大家的勇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真理敢于坚持，是自己判断失误勇于否定，是不同的观点可以包容。否定自己需要勇气，包容同样需要勇气。在区别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表述方法还是错误的观点、错误的表述方法之后，编辑处理稿件的方式截然不同，有的需要包容，有的必须改正。标准掌握得当，编辑顺手，掌握不当，处处为难，甚至犯错误。而编辑一般习惯于改而不习惯于包容。对作品如此，对编辑同仁同样需要包容。允许不同的设计思想的存在，允许不同的工作方法同时出现，这是求同存异、追求共同的编辑目标所必需的。无论对编辑个人还是出版事业都应提倡。包容是一种润滑剂，在编辑主体与外部因素碰撞、摩擦中起到协调作用。编辑善于包容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例如其思维方法就是多向而非单一，除顺向思维之外还应学会逆向思维、换元思维等。只有在多元的选择范围之内才可进行比较，择优劣汰。

坚持真理还需要敢于怀疑、敢于突破的批判精神。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崇尚迷信与盲从，扼杀批判精神，使科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一生创造性贡献时说道，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想过，批判过，这才写出了《资本论》这部巨著。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不少杰出的人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现代科学及学科本身发展所提供的新材料、新事实，对旧理论、旧学说进行分析、批判，取得了新文化成就。对前人的理论、学说当成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只能顶礼膜拜，不容半点怀疑和批判，是缺乏胆识的庸人之见。

坚持真理是难得的品质，自我否定是非凡的气度，包容大家是编辑工作中的一种理性行为，掌握在有明确编辑思想者手中，可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它不是妥协，不是中庸，更不是随波逐流。

2.能动效率

编辑思想的优秀品质包含能动效率。编辑个体在编辑活动中的能动效率表现为对编辑客体的能动作用以强化编辑功能的能力。一个具备优秀编辑思想品质的编辑可以在处理各种编辑事务时明确自己的主导地位，并将其主体创造性迅速物化到编辑客体中，既善于尊重客观事物(包括原稿)，又能能动地创造出高于或优于原稿的价值。即由被动的“为人作嫁”，走向主动的再发现，真正体现编辑活动的学术价值。能动效率是编辑远见卓识的体现，决定如何修改，加工到什么程度，反映的是编辑快捷的思维反应能力，为编辑行为带来创造生机和活的力量。编辑思想的能动效率品质在策划选题、组稿、审稿、加工稿件等编辑活动中都会体现出来。它有别于一般性的编辑事务，而在编辑事务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潜在构思，给读者新鲜的时代气息和别具一格的面貌，从而为编辑出版业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能动效率也体现在工作的计划性上。韬奋先生曾说:“无论什么事，无计划最坏，因为无计划便无目标，更无所谓努力前进。”他还说，“我们的出版计划，商定好出多少种类的书，每种类出多少，在多少时间内出完，分做几个阶段出。在一年的计划中尚须分季分月有具体的规定”。有计划还“须有认真的执行与切实的检讨”。^[4]有思想者才会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强的计划，有明确的目标才会有敏捷的行动。这是能动效率的最好诠释。

3.选择理念

理念是编辑行动的指南，是编辑选择书稿的理论基础和准则，往往决定选择的成败。选择是决定取舍的结果。选择理念是坚定的主观意志下对图书选择的唯一性。价值取向不同的编辑主体，必然会有不同的选择理念，最终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编辑风格与个性。选择理念是在对编辑客体的全面认识基础上的决定，只有与编辑主体思想意志相一致的客体才有被选择的可能，如果将书稿与编辑思想相重叠，重合度越大，被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编辑主体总是力图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价值标准去评价、规范、选择编辑对象，因此，编辑的思想也就必然代表着当时的文化发展方向。如果选择理念无法建立，其原因只可能是两个:一为编辑思想上出现了问题;二为抗干扰能力较弱。

选择需要坚定的意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会失去选择的最佳时机，而最佳时机意味着占领或失去图书市场。这就是编辑思想中的选择理念。

4.气节观念

在我们的印象中，“气节”一词是很严肃的，关乎民族大义的，甚至有些沉重的一个概念。它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岳飞、文天祥一类的英雄人物，从而让人热血沸腾，敬仰不已，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订本对“气节”一词的解释为:“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其实，“正义”、“敌人”、“压力”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具体到编辑的气节，即是指:编辑人员在进行编辑活动或者与编辑有关的活动中，始终坚持正义和真理，克服来自各方面压力和困难的精神品质。

(1)它是编辑人格和品质的最根本体现

编辑工作是一个和思想领域关系十分密切的工作。编辑作品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想领域，也能体现编辑的学识和心智。但是，编辑的气节却往往并不能在每一部编辑作品中都体现出来，它是编辑人格和品质的最根本体现，是隐藏在编辑活动之中的一种精神，是编辑思想的一种反映。如果司马迁不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在著名的“李陵”事件中，他不会仗义执言，也不会遭受宫刑之辱;同样，他也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同情弱者，从而将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置于和孔子同样的地位。《辞海》是何其大的一项工程，“九·一八”、“上海事变”、《塘沽协定》这样的词条多一个对于这样一部大型辞典而言，其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能有多大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可是，这一多中，多的是舒新城的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编辑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他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和品质。或许，只有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些人格和品质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抗战时期，张元济留守“孤岛”上海，以方便照应商务印书馆。“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商务的业务自然是停止了，但是张元济的爱国活动不曾停止。他不断地约朋聚友，座谈时事，讨论战局，交换各自所知所闻日寇暴行、我军民浴血抗敌的英雄气概，以及政府抗战的态度等。为了真正有益抗战，经济窘迫的他，将家中银器悉数当尽，兑成现金，送上海市地方协会作捐献前线之用。其实他要改变经济的困窘非常容易，日本文化特务曾经数次登门拜访，都被他拒绝。甚至在他不得已卖字为生的时候，他也绝不允许自己的作品上有汉奸的名号，哪怕这个名号可以让他的字在当时卖出天价。这是张元济人格和品质的体现，是他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家，民族气节的极好体现。

张元济先生在民族矛盾十分深重的时候能够保持他的民族气节，同时，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宗旨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个编辑的气节。我国近代的出版社作为完全没有政府补助的企业，自然是要盈利的，否则就无法生存。当时的出版市场上，很多诸如《星期六》之类的低级报刊，经济收入非常可观，可是张元济却坚决不出这类刊物。这种能够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保持下来的气节可能对我们今天的编辑更为可贵。

(2)编辑的气节既包括民族的“大气”，也包括编辑的“小节”

从张元济先生的为人和为编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编辑的气节不仅应该包括民族的“大气”，还应该注重工作的“小节”。说是“小节”，其实都不是“小”事情，只是与民族大义相比，这种“小节”比较容易被人们忽视，从而给我们的编辑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小节”的内涵十分广泛:

首先，它表现在对文化传承功能的坚守。出版业作为一个文化产业，曾经一度被世人认为是“暴利行业”，其利润(特别是中小学教材)之大，令人咋舌。而教材是什么?对于学生而言，是他们的必读书;对于家长而言，是他们的必买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是它未来的建设者们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考虑，中小学教材都不应有如此高额的利润。这里有体制政策的问题，也有我们出版人编辑人自己的问题。因为就在“暴利行业”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又产生了自嘲的“无错不成书”的提法。为什么无错不成书?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人又云:“易字难于造句，改章难于谋篇。”今天还有《出版物质量管理规定》给我们的图书质量下达了量化的指标。从哪一个层面看，我们的编辑都应该为“有错”而感到羞愧。

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我们的一部分编辑忘记了自己肩负的文化使命，忘记了编辑工作最基本的文化传承的功能，而片面追求利润，在金钱面前迷失了文化的方向。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毕竟不是我们编辑工作的主流，并且正在逐渐得以改善。新闻出版总署将2007年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从各个方面督促和鼓励编辑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一些高品位的出版社也通过一系列办法来保证那些虽然注定没有经济收益，但是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很高的图书出版。这样的行为在高校出版社中尤为常见。

其次，它还表现在对稿件的取舍和修改中。编辑工作是一件幕后工作，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梁，这项工作有责任有义务将最好的作品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以供读者学习参考。而在实际的审稿过程中，“重质不重名”，即只认稿件的质量，而无论作者的名气却不容易做到。一般而言，名作者或是某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或者是具有极大市场号召力的旗手，很多编辑对名作者的稿件都是梦寐以求的，因而导致有少数编辑在稿件的取舍上不去认真研究。2006年，出版界十大关键词之一就是“剽窃”，其中以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一案最为轰动。笔者认为，剽窃行为的普遍，和作者的文化道德缺失固然密不可分，可是，编辑是否也应该为自己的“网开一面”而自责呢?在名作者面前仍然能够做到不卑不亢，严格按照编辑工作的要求来对稿件进行取舍和修改，难道不也是编辑文化气节的一种体现吗?

(3)只有具备气节的编辑才能帮助成就经典之作，同时也使自己编史留名

如果说“剽窃”尚可以解释为编辑的疏忽和学识的欠缺的话，那么近年来让业内外大跌眼镜的“伪书”事件则完全是少数编辑的故意之举了。读者不会想到，正规的出版社出版，正规渠道发行的图书，居然会是一本“伪书”!而当有关部门把伪书名单公布出来的时候，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很多书都是风靡一时的超级畅销书!比如《没有任何借口》，据不完全统计，销量两百多万册，这还不包括无孔不入的盗版!这些编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制造这一本本伪书?经济的诱惑是首要因素，同时，编辑也希望通过这些伪造的作者头衔和神话般的销量吸引更多的业内眼球，制造出很多编辑都梦寐以求的畅销书，为自己的编辑资历添砖加瓦，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殊不知，这样自欺欺人的举动，只能是贻笑大方了。编辑一本真正的好书，“气节”二字绝不可丢，绝不能陷入“名利”的泥潭不可自拔。

美国的金牌编辑珀金斯曾说过:“有两种气质使编辑名满天下。一是对于一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如何使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去挖掘该书的潜力。”他发现了许多优秀的新作者，并且把他们培养成一颗颗文坛上耀眼的明星。面对这些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名作者，他也丝毫不放过严格的审稿，始终不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坚持之: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都需删改亵渎的语言和情节;菲茨杰拉德的《浪漫的自我》需要重写，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沃尔夫的《呵，失去的》要砍掉10万字，还应改书名……当然，他的这些建议都是十分正确的。而正是他这样对真理的坚持，才能出版那么多的传世之作，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编辑事业。我国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的两篇代表作《管锥编》和《谈艺录》都是请周振甫做的责任编辑。周振甫每次都认真对待，并不因为钱锺书的名满中外而有所顾忌，而是对稿件孜孜以求，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赢得了钱锺书的友谊和尊重，也让这两部经典的著作更加完美。试想，如果这两位编辑家都对名作者的作品唯唯诺诺，一味逢迎，这些作品还能有今天的辉煌吗?

其实，像这样一些经典的作品，每一部都包含了作者和编者的心血，很难说谁的付出更多一些。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一旦传世，人们记住的只会是作者，编辑很自然地就退居幕后了。有贡献却又不求名，甘居幕后，默默无闻，这不也正是一种气节的体现吗?

编辑的气节，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大而空的问题，其实无不体现在编辑的各项活动之中。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下，它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不论是编辑的“大气”还是“小节”，都应该被每一位编辑工作者牢记，只有这样，编者才能不负读者之望，奉献出更多的传世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