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京报》房的牌匾与挂包

晚清《京报》房的牌匾与挂包

北京是我国传统报纸的发祥地。《京报》作为历史名报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几乎贯穿清朝始终。《京报》是北京民间报房所出报纸的通称。这些报房因而也被称为“《京报》房”。从清乾嘉到光宣时期，北京的《京报》房十分活跃。

据新闻史料的记载和保存至今的实物佐证，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以公慎堂为最早，国内藏家收藏的清乾隆三十五年的《邸报》和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三十六年至嘉庆六年的《邸报》，都是这家报房出版的。（《京报》作为《邸报》的翻版，有时两种报名混称）。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嘉庆六年（1801）正好为30年，说明这家报房至少有30年以上的开办历史，是乾嘉时期最有影响的一家报房。

从乾嘉时期直到清末，见于记载和有原报可查的北京民间报房，不下十余家。名号分别为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聚恒、洪兴、永兴、同文、信义、连升和福兴等。其中以聚兴、公兴两家开业最早，均创立于咸丰年间。两家报房中又以聚兴报房的历史为最长，前后达半个多世纪。报房都雇有抄刻工人，置有手工印刷设备。报纸发行量最多时达1万份左右（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刘家林著《中国新闻史》等）。

晚清北京大部分报房都设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小胡同里，如同顺报房在百顺胡同，聚兴报房设在铁老鹳庙胡同（今铁鸟胡同），以设在铁老鹳庙胡同附近的为最多。铁老鹳庙那一带因此成为清末民间报房报纸发行活动的中心。

图18　晚清聚兴报房的牌匾

寻觅清代各时期的《京报》和相关实物，是集报爱好者孜孜以求的，机遇来时有时挡都挡不住。2011年12月4日在北京，由河北翰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古籍善本“藏书报”专场拍卖会上，笔者委托友人几经角逐，终于一举拍得4份晚清《京报》、一块《京报》房牌匾和一个《京报》房挂包，遂了自己一个心愿。连同此次拍得的《京报》实物，至今笔者收藏的《京报》实物，已涵盖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各个时期共十余份。其中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刊的，封面加框印有“题奏全稿”，依据文献报道，当为《京报》早期的形状实物。

此次拍得的一块《京报》房牌匾，为木制品，规格为35厘米×56厘米，厚度为2厘米，长方形，牌匾三周有框边，上框边为木刻丹凤朝阳图案，两边各刻有一只凤凰，上方为太阳，下方为两棵向日葵，整幅图案栩栩如生；左右框边刻有向日葵、花盆图案，下方无框边，牌匾中间镌刻有“聚兴报房”四个大字凸现，每个字大小为11平方厘米左右，字体娟秀，十分精致。牌匾无年号，由何处流转而来，不详。但从其风格和包浆分析，当为晚清制品（图18）。

拍得的一个《京报》房挂包，为棉织品，规格为29．5厘米×101．5厘米，正面对折，A面印有“甲戌年置”4个黑体大字，中间钤有“聚升报房”印，B面印有“瑞辑五记”4个黑体大字，中间亦钤有“聚升报房”印；背面上边沿印有黑体字“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置”，下边沿印有黑体字“第壹佰叁拾贰号送打磨厂片”（图19）。此“聚升报房”挂包究竟派什么用处，不详。但挂包历经130多年的淘洗，仍很牢固。

图19　清同治十三年聚升报房的挂包

在我国报刊发展史上，《京报》前后发行长达200余年之久，随着清朝统治政权的消亡而退出了报刊历史舞台。对此结局，我国著名新闻学大家戈公振在其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中曾有过精辟论述：“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为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致，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参见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此言极是矣。毫无疑问，笔者收藏的两件晚清《京报》房的牌匾与挂包，与散落民间的《京报》实物一样，均是《京报》历史的见证实物。

201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