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非主流载体

第四节　昙花一现的非主流载体——哈瓦斯社和海通社

一、法国在华新闻机构

法国在华新闻事业无论数量还是影响都较英、美、俄、日要小得多。当时中国境内有两份法文报纸，一份是1927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新闻》，发行量不到1000份；一份是北平的《北平新闻》，因经常与南京政府唱对台戏，所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外交部屡次向法国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该报在北平的外国人中名声也不太好，销量不大。

法国在华的主要杂志是《北平政闻报》，在北平出版，用法文评论中国时事，主笔是曼雷德，每期销售大约1000份。另外两种法国杂志是《中国评论》和《商会月刊》。这两份杂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国评论》由华人韦西亚和法国人雷米勒担任主笔，每月发行大约800份。《商会月刊》是法国上海商会的机关刊物，主笔是上海商会会长弗雷德，每月发行大约250份，读者大半是在上海的法国商人。

哈瓦斯通讯社当时在中国有两位记者，黄德乐是哈瓦斯社远东分社经理，驻上海；拉巴是驻北平的特派记者。哈瓦斯通讯社并不供给中国各报消息，每天发往法国的新闻电讯也不过700字，内容大多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报道和评价。

抗战爆发后哈瓦斯通讯社从上海迁往重庆，常驻的实际只有卢庚一人。他是比利时人，原是哈瓦斯社上海分社社长，具有比较丰富的新闻采访和报道经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卢庚熟悉新闻业务，工作勤奋，与各方面的关系处得不错，因此哈瓦斯社在重庆的工作局面也十分顺利。卢庚也算是新闻方面的全才，既要跑记者招待会，又要编发稿件，还要深入各地去进行采访，完全包办了哈瓦斯社重庆分社的所有新闻业务。除了卢庚一人常驻外，还有一些来自法国的采访记者，如罗霖、沙都伦、向礼雅、蕾娜、鲍尔威、夏明夫人，等等。另外还有《人道报》记者达纳和该报社社长杜克洛。《人道报》是法共机关报，与哈瓦斯社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驻渝或访渝的法国新闻文化机构在这一时期在新闻报道上都具有大致相似的价值取向，即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下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被法西斯侵略的劳苦大众利益是一致的，必须要联合起来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大致说来，法国在渝新闻文化机构都是以这样的国际主义理念来指导他们的新闻报道工作。因此，哈瓦斯社和其他法国特派记者都深得中国新闻界和中国民众的认同。据重庆当地报纸《新蜀报》总编辑周钦岳回忆，有一回《人道报》的杜克洛写了一篇支持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报道登在《人道报》上，《新蜀报》全文译出照登，作为该报社论发表，显示出中国媒体对法国媒体的认同和赞赏。^[32]

哈瓦斯社在法国被德军占领后为法奸维希政府控制，成为傀儡之声，但重庆分社自此却脱离总社，加入了法国国内反法西斯通讯社，进行反法西斯的新闻报道。到1944年，哈瓦斯社重庆分社并入由4家法国反法西斯通讯机构合并而成的法新社。所以，抗战末期，卢庚的实际身份是法新社重庆分社社长。总的说来，哈瓦斯社——法新社在渝期间积极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但由于人员较少，实力较弱，影响有限，相比英、美、苏等大国通讯社仍然是非主流阵地。

二、德国在华新闻机构

德国新闻机构在外国在华新闻事业中不占重要地位，在华报纸只有3种，篇幅较小，刊期不定，极少引起人们关注。

德国在上海的刊物是Dic Bruecke，销数不到200份，内容大多是依据中文报纸译出的消息，有时也刊载欧洲杂志、报纸上的文章。天津的德文报纸是Deutsch－Chinesische Nachrichten，销数500份左右，刊登路透社、亚洲通讯社的电讯。北平的德文报纸是Deutsher－Ostrsien－Bote，每日销数大约200份。德国在华唯一的通讯社是海通社，它是欧战之后希特勒为打破欧美新闻封锁而成立的。海通社向德国国内报道北平、天津、汉口、哈尔滨、沈阳等地的消息。1921年该社在北平办公，1928年迁往上海。当时的社长是普拉特，他也是沃尔夫通讯社驻远东的记者。海通社每月发至中国的英文电讯稿大约3～4万字，德文电讯稿大约3千字。海通社与中国的通讯社有合作关系，双方互相提供新闻电讯稿。^[33]

海通社来到重庆还先于国宣处，也是所有驻华新闻机构中最早迁至重庆的。1938年8月，海通社汉口分社的艾格纳接到柏林总社的搬迁命令，乘英国商轮来到重庆，成立了重庆分社。当时该社规模很小，连采编人员在内只有3人，在市区公园路一个德籍医生诊所楼上租了几间办公室便正式办公了。抗战期间，驻重庆的德国新闻文化机构和人员有德新社沈克、谷子弗、姜本恭（1941年7月撤离），海通社艾格纳、陈云阁（1941年7月撤离），以及临时来重庆采访的伯理生、欣克、卡尔曼、兰威廉、梅兰尔斯、涂伦德、华兹等人。

海通社在重庆的采访报道活动在中国对德宣战前得到了中国官方宣传管理机构和各中国媒体的支持和协助。海通社有一些重大消息也向中国作过通报，曾虚白就说德国新闻社沈克和海通社涂伦德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向他透露过德国侵苏计划，称德军于三个星期可达莫斯科，二至四个月解决全苏战事。但双方也有受新闻管制的摩擦，如1940年3月2日海通社记者艾格纳假借《纽约时报》记者窦登的名义撰稿寄发美国，论及蒋介石的私生活。经戴笠查扣，主张驱逐艾格纳出境。董显光从中德关系考虑，建议给予严重警告，以观后效。蒋介石指令：（一）告诉窦登向艾格纳严重交涉；（二）通知海通社，限期撤换艾格纳。5月，海通社同意撤换艾格纳，以驻沪记者兰格继任。^[34]总的说来，中国政府还是支持海通社的报道活动的。海通社广泛参加国宣处组织的记者招待会和其他新闻采访活动，虽然没有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那样影响巨大、成绩骄人，但也比较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抗日战场和各方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况，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庆民间媒体也很支持海通社的工作。重庆新闻界纪念全国第三届“九一”记者节时，特意邀请了海通社的陈云阁、艾格纳参加这一纪念会。会上，重庆新闻界代表、《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致欢迎词，并特意对艾格纳和陈云阁作了介绍。因为在武汉时，周钦岳曾托请陈云阁为《新蜀报》发过新闻电讯，双方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和工作关系。会上艾格纳发言：“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像重庆这样山水环抱、气势雄伟的山城还不多见。海岸通讯社是国际主要的通讯机构之一，它以柏林为中心，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各地播发它所采集的消息，它重视新闻实效和新闻职业道德。这次来到中国的战时首都与同行见面，就彼此最关心的时事问题沟通信息，极为快慰，希望各位不吝指教并赐惠协助。”会后，周钦岳以朋友的身份设便宴招待他们，并让《新蜀报》的主要编采人员漆鲁鱼、杨丙初等和他们座谈。^[35]

总之，海通社在重庆期间作为外国新闻机构正常开展了工作，是当时外国驻渝文化宣传阵地的一部分。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海通社撤离重庆，成为抗战期间在华时间最短、昙花一现的外国新闻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