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流离

第三节　柳州、贵阳的流离

《大刚报》经过在衡阳的大发展后，一直以桂林《大公报》为主要竞争对手，对社论、通讯、专电一向重视，唯独副刊内容平平。1944年7月10日《大刚报》在广西柳州复刊，出报55天便撤往贵州，于10月15日在贵阳复刊。湘桂大撤退中大批进步文化人、文化教育资源撤退到贵阳，为贵阳城市近代化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大刚报》在柳州、贵阳的复刊，加强了《大刚报》和进步文化界的联系。

一、柳州的短暂出版

《大刚报》从衡阳撤到柳州，于1944年7月10日复刊，报社在柳江南岸鱼峰山下，借屏山小学两间教室作为社址，楼下一间安上字架和机器作为印刷厂，楼上一间靠墙搭上地铺，当中搁张长桌作为编辑部，编辑部人员只剩下叶启芳、严问天、王淮冰、欧阳柏、黄邦和、李凌冰、李育中、梁中夫、傅白芦。从衡阳，粤汉路、湘桂路沿线蜂拥而来的难民大都是《大刚报》的老读者。复刊次日，《大刚报》即在柳江水上餐厅举行盛大聚会，招待原在柳州和来自桂林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各界人士，旨在加强和进步文化界的联系。毛健吾聘请何家槐为副刊主编，开宗明义：

我们要用我们的笔，刻画光明，诅咒荒淫与无耻。而今再不应浪费我们的笔墨了。纵使有无言的黄昏吧，也不当感慨而唏嘘；纵使是子夜吧，我们更应坚信破晓的降临。还是学雪莱万人传颂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么执起自己的笔。但我们不希冀有满含着轻幽的情调的，像高树晚蝉、松影溪声。我们要战斗中的、苦难中的、血泪中的不可抑制的声音。^[37]

不管战局如何演变，我们保证胜利的某些条件只要能自己掌握得稳，决非敌人所能打翻。即令它倾巢来犯，将粤汉路甚至湘桂路都打通，抗战的局面也决不会倒台，决不会停止，只不过将一笔账后移而已。我们至今还是一盘散沙。在后方，在精神上我们吃了一场不小的败仗。要求当局以壮士断腕的精神，记取活鲜教训，彻底修明政治，稳定经济，支援前方军事。^[38]

然而在柳州出版仅55天，迫于战争，《大刚报》也不得不于1944年9月5日停刊。

二、在贵阳的复刊

喘息未定的《大刚报》来到贵阳，借得龙井巷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作为社址，在一间大神厅里摆开字架，安上机器，编辑、记者、校对挤在一起组成编辑部，王淮冰为代总编辑，严问天主持笔政，毛健吾又请来从桂林撤退来的熊佛西主编副刊，《大刚报》于1944年10月15日在贵阳复刊。

在几个月来西南战局的发展中，《大刚报》是我最钦佩的新闻事业中的一个。像一支坚强的军队，在艰苦的战斗中转进。《大刚报》由衡阳而柳州，由柳州而贵阳，始终能保持其完整的阵营。在这样局势动荡中间，《大刚报》能迅速把机器铅字纸张运到贵阳，整整一个月又十天就恢复出版，是真正可佩的。在抗战中间，我们站在新闻战线的人是多么需要坚持在岗位上的奋斗精神啊！^[39]

《大刚报》记载了贵阳在抗战时期得天独厚的城市发展的细枝末节。经湘桂、黔桂线上撤下来的大批文化人涌入贵阳，使得贵阳从一个封闭的城市一跃成为一个汇集四方来客的移民社会，各种文化在这里发生着碰撞、冲突、变异和融合，素质较高的移民群体为贵阳民众带来了开放的思想观念和先进的科学文化，拓宽了贵阳民众思维空间，开阔了贵阳市民的眼界，成为贵阳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大刚报》的老读者和贵阳群众，也都愿意从《大刚报》上看到一些时局的真相，听到一些发自群众的呼声：

战局需稳住，我们实在不能再退了……倘战局稳定，他们还可慢慢挨过，如今敌锋逼来，难民又日有增加，其情其景，必然更加纷乱。诚然，我们国家底子贫弱，走到今天这一步，叹息无用，嗟怨少功，既往不咎，但遥观远景，近察实情，稳战局，安后方，实是全民一致要求。^[40]

惟有这次桂柳都沦陷了，我才真正十分难过！抗战整整七年了，整整七年了啊！这时间并不算短呀！我真不懂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处于被动，处于天天被动挨打的地位？我们到底要挨打到何年何月？为什么老是挨打而不能打人？^[41]

《大刚报》在贵阳的复刊，填充着贵阳城市发展历史的缝隙，折射出城市文化基因和文化结构，“把（贵阳）这潭水搞得沸腾起来了”。撤退到贵阳的进步文化人，离乱之时靠沿途摆地摊解决温饱。先到贵阳的熊佛西、田汉出面，组织进步文化人自救，贵阳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文化人救济委员会^[42]，《大刚报》积极参加并举行义卖。这一时期的《大刚报》副刊《阵地》也由熊佛西主编。由于文化人大量集中，稿源丰富，一时间知名作家如沙汀、艾芜、艾青、臧克家、司马文森、彭燕郊、秦牧、陈残云等都相继在《阵地》上发表文章。《大刚报》作为开放的历史文本，对事实或事件侧面的遮蔽与失记以及对城市想象与城市记忆混杂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反映，成为贵阳城市文化的一种话语方式，成为文化敞亮的一种形态。诸如城市面貌、市民生活、城市风尚的渐变等，在《大刚报》的副刊中均以嬉笑怒骂、讥评时政的方式体现出来，贵阳城市文化相应获得多种生长的可能性。

贵阳《大刚报》不断面临国民党当局扣检和查封的威胁，最终于1946年2月28日正式停刊，贵阳编辑部8人连同迟滞贵阳的方蒙、曾秀苍共13人，搭乘贵州公路局的一辆卡车，于3月初离开贵阳，翻过湘西的崇山峻岭到达长沙，转乘火车到达武汉。除留下李龙牧、梁中夫、张英明、张人骅在汉口《大刚报》社工作外，欧阳柏等人赶到南京，加强南京《大刚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