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成果检视

一、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成果检视

1．种类繁多成果丰硕

要了解一个学科的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查阅关于该学科的专著、教科书和论文。为此笔者对主要来源于1982年至2005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学术期刊网(1994—2006)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网上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和查阅，结果表明，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成果丰硕。仅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网上数据库中正式出版的书籍为例，从最早出版的《时事评论写法》(彭步陶，1937)开始，至今有关新闻写作的著作出版有700多部，其中90%以上为改革开放后出版。从20世纪3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新闻写作研究的专著只有40多种，而改革开放后1979年至2006年的27年间，新出版新闻写作类著作共670多种，年均出版26．4种，两年出版的著作就超过了改革前所有出版的同类著作。尤其1992—1993年、1996—1997年、2001—2005年这3个时间段更是出现了出书高潮，年均出书在30种以上。仅以数量来衡量，说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成果丰富并不为过。这些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新闻写作研究的内涵。

随着改革的展开和深入，新闻写作改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涌现新的写作观念和写作方法。这些新问题新现象迅即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其速度并不亚于记者嗅觉灵敏的“新闻鼻”的反应。与此相应，在各种新闻专业期刊上，集结了大量研究性论文的诸多讨论主题相继登场，一些学术研讨会也往往引来思想碰撞和智慧火花。如从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与新闻写作直接相关的讨论主题就有:关于新闻散文式的讨论、新闻五要素讨论、新闻本体与根据的讨论、关于新闻时效性的讨论、关于“新闻文学”的讨论、关于深度报道的讨论、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关于现场短新闻的探讨、关于新闻写作思维变革的讨论、新闻背景研讨会、消息写作研讨会等等。涉及新闻写作问题的相关研讨会如:新闻价值研讨会、新闻真实性研讨会、新闻与宣传关系研讨会、新闻指导性与服务性关系研讨会、关于协商对话的研讨会、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等等。仅仅从这些讨论主题的题目，我们就发现新闻写作研究触及了新闻写作改革中的观念、方法、技巧等各个方面和层次。虽然人们对新闻理论不能走在实践前面一直耿耿于怀，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些紧跟实践的理论探讨，为新闻写作改革实践指明了误区，清除了障碍，使改革少走弯路。毫无疑问，这众多讨论的结果构成了新闻写作研究最辉煌的成果，它们拓展了新闻写作研究的领域。

2．对新闻文体、语言、结构的研究成果卓著

在这些新拓展的研究领域里，对各种新出现的新闻文体的总结和研究我认为最值得书写一笔。对文献检索部分新闻写作研究论文和论著进行分析发现，新闻文体研究是新闻写作研究的显学，而且研究成果卓著，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80年代末以后。“报纸上的内容是多变的，没有一天报纸有和隔天相同的内容;但报纸文体相当稳定，变化缓慢，没有一天报纸有和隔天不相同的报纸文体，有些报纸文体可以持续几十年而不变。”^[1]也许正是因为文体所具有的这些独立性和稳定性，当然，更重要的是新闻写法不断创新，引来研究者们不得不去关注它、研究它，于是各类新闻文体的研究成为热点，也成为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2]。

且不说新时期层出不穷的对新文体研究的论文，仅以公开出版的专著为例，以新闻文体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既有对文体起源、历史的研究，如《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李良荣，1985)，也有对现状的分析和趋势的判断，如《新闻文体写作》(王殿松，1983)，《新新闻文体写作》(任雅犀、张雷，1989)，《新闻文体与写作技巧》(邓宗岳、王多明，1996)、《新闻文体大趋势》(樊云芳，1989)，《当代新闻文体写作》(丁柏铨，1998)等;还有对所有新闻体裁的总体介绍，如《新闻报道形式大全》(林永年，1998)、《二十一种报刊文体写作》(崔同，2003)、《新千年新闻文体即用即套》(冯培丽，2004)。而对各种新闻文体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和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如2002年，当年出版专著40多种，以各类新闻报道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就达14种^[3]。同时，新闻写作创新或新闻写作新趋势的专著和论文也基本以介绍新体裁写作方法的面目出现。在此基础上，某些报道方式的专题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深度。比如:深度报道的研究，仅专著就有10多部，从深度报道的原理到思维到写作方法到范文评析等等都有深入研究^[4]。此外像现场短新闻、体验式新闻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为新闻写作研究增添了生气和活力。

新闻写作研究一直比较青睐新闻结构和语言两个方面。改革后，文体是新闻写作研究的显学，而新闻文体规范理所当然地就更多体现为语言规范和结构方式，对新闻写作技巧方面的研究也突出地表现为对新闻结构和新闻语言给予更多关注。从名称上看，我国新闻界对新闻文体的划分许多是从题材或报道对象着手，如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会议新闻等。但正如有学者指出，“与其他写作比较而言，新闻写作的特征不在它表达了什么，而在如何表达，不在它所处理的材料、对象，而在它处理材料、对象的方式。”从题材或报道对象上划分新闻文体显然只有“社会学的意义”，而没有“新闻的意义”(刘俊昌，1997)。因此，新闻文体区分被重点放在“真正属于新闻”的一套结构方式和以语言为主要特征的话语体式上。对文体特点的总结和对文体写作方法的介绍，也均以结构和语言为轴心来展开。对新时期新闻写作类教材、专著进行考察，可以说，没有一部新闻写作的书籍把新闻语言和新闻结构的研究排除在外。甚至，新闻写作技巧大多就是结构和语言的技巧，新闻结构和语言的技巧构成了新闻写作研究的主体内容。比如，真实、客观、准确、清晰、生动等新闻写作的具体要求在大多数研究成果中都以动词、形容词、副词、长句、短句等语言特征来定位，而记者写新闻最基本的知识和最起码的手段通常是以5个W、导语、倒金字塔结构等概念来编织。一般来说，5个W构成了新闻的内容架构，导语是倒金字塔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倒金字塔结构又是消息最常用的结构方式。当然，这些最能体现新闻结构特色的新闻五要素、新闻导语、倒金字塔结构等概念，并非改革开放后才引进我国新闻写作研究领域的^[5]，但“文革”中，这些名词基本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流毒而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改革开放后，新闻写作技巧的地位被重新确认，新闻五要素、新闻导语、倒金字塔结构等概念也重新归入人们的视野，而且对它们又有了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新闻导语探胜》(薄浣培、赵景云，1993)、《新闻导语写作导论》(夏冠英，1993)、《新闻导语艺术》(冯根良，1995)、《新闻导语创新技巧》(胡仁钧，1996)、《新闻导语500例点评》(阎生金，2001)等，虽然都专论导语，但都在不同的方向使研究有所拓展。

改革给新闻实践和理论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无法让学者们视而不见。对新时期新闻写作变革与发展所作的总结开始成为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开辟的一小块领地。20世纪80年代末何光先先生即以《十年新闻写作改革》为题的小册子对走过10周年的新闻写作改革做出评价。此后也有学者陆续以论文的形式涉足此领域。1998年，蓝鸿文教授在《新时期新闻写作的变革与发展》的论文中对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写作从10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这10个变化是:(1)树立和强化新闻是报道的“主角”意识。(2)重新认识新闻的功能，树立传播信息是新闻的基本功能的观念。(3)重申新闻要简短。(4)新闻打假要警钟长鸣。(5)新闻要抓“活鱼”。(6)提倡用散文笔法写新闻。(7)提倡深度报道。(8)提倡写现场短新闻。(9)创造新的写作样式。(10)精品意识的提出^[6]。他认为，观念变革与文体创新相互编织构成了新闻写作改革的图景。2002年，改革开放22年后，丁彦彬在《新闻写作实用全书》一书中设有一节总结了新时期新闻写作改革取得的5个方面成就:(1)从整顿文风开始，向“假、大、空”开刀。(2)为“新闻的短、快、多”，“新闻必须用事实说话”，“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这3个东西恢复了名誉。(3)明确了“真、短、快、活、强”为新闻业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4)出现了“中性报道”和“深度报道”。(5)现场短新闻应运而生^[7]。两位学者总结的内容基本一致，对新时期新闻写作改革的梳理也主要围绕文体创新和观念变革两个方面展开。

3．研究向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方向迈进

对部分有代表性的新闻写作专著、教材、译著和大量相关论文进行研读后我们发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新闻写作的研究不论是在综合研究还是在专题研究，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业务研究方面，都有骄人成绩，并已基本形成较稳定的理论研究框架。

新闻写作研究总体来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感想和经验为主，内容多为一些没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方法、技巧介绍，时间大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此类研究主要目的是指导具体的新闻写作实践，在研究体系和框架的设定上没有统一标准，多以作者体会为主，理论依据不甚明了，因而框架大多比较随意和零散，常以单篇文章集纳而成全书，书名多以“漫谈”、“讲座”、“指南”“常识”、“浅说”“入门”等入题。这一时期，王晨的《新闻写作漫谈》和孙世恺的《漫谈新闻写作》具有一定代表性。如王晨的《新闻写作漫谈》(1982)由48篇文章组成，谈记者的政治修养，谈新闻敏感，谈新闻的导语，谈细节，谈外国新闻写作技巧等，随意发挥，没有任何固定的理论框架约束。而孙世恺的《漫谈新闻写作》(1989)则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形象地比喻为“短刀”、“长枪”、“花剑”和“大戟”，把工作研究、记者来信、采访札记、对话报道当作刀、枪、剑、戟以外的“武艺”，其他写作技巧则是十八般武艺的“零件”。根据作者这一认识，各种技巧方法分门归类而后组织成书。在译著方面，大多以讲稿为主，目的也多为指导操作。如〔美〕麦尔文·曼切尔的《新闻报道与写作》(1981)、〔美〕威廉·梅茨的《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尾》(1981)、〔苏〕尤·科尔尼洛夫等的《报纸体裁》(1984)、〔美〕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编写的《新闻写作教程》(1986)等等。无论是专著还是译著，这些研究虽无稳定的理论研究框架，只是技巧方法的介绍，但它们适合80年代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求。当时，正值我国新闻事业大发展，报纸从1980年的382家发展到1992年的1 666家，增长3倍多;电台从1978年93家发展到1992年的812家，增长近8倍;电视台从1978年的32家发展到1992年的586家，增长17倍多^[8]。新闻机构迅猛发展，新闻从业人员大量增加，新闻教育无法满足社会要求，新闻写作方法技巧介绍的书籍因此大受欢迎，不少专著被多次重印，孙世恺的《漫谈新闻写作》出版5年时间就先后重印了5次。

新闻写作是一行为过程，技术操作性强。但“理论问题搞清楚了，技术问题才能居高临下，迎刃而解”^[9]。于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以来，新闻写作研究的第二类即把新闻写作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内在机理”进行探讨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以“××研究”、“××学”、“××论”来命名的新闻写作研究专著也频繁出现。此类研究与第一类研究不同的是，它主要的任务已不是简单的具体指导操作，而是以建立“新闻写作学”为己任，注重建构一套完整的研究框架。这一时期，每个研究都力求自成系统，并力求有一个理论指导，使研究向纵深发展。“新闻写作学的根本任务是:把新闻写作中若干实践问题、现象问题、技巧问题，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新闻学的基本规律的高度加以认识与总结;反过来，又指导新闻写作的实践与创新，使记者的写作变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研究性实践。”^[10]这样，探求新闻写作的基本特征、规律等上升到理论的问题已开始成为此一时期新闻写作研究专著的重要部分。到目前，一个大体上包含新闻写作的基本特点、基本要求、基本方法、基本规律、作品的基本样式及各种类新闻写作方法介绍的研究框架已基本成形。结构体系也大体上形成体裁型、过程型、专题型、综合型4种^[11]。当然，已有专家对这些理论框架本身及研究所出现的模式化倾向提出意见，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新闻写作的研究已开始有意识地向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4．引进新学科，使研究打开新视野

“新闻无学”的说法相信是多数新闻研究者心中的痛。为证明新闻领域确实是一个极其丰富的宝库，在那里确实有学问可做，学者们一方面开始竭力建构新闻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寻找更科学更恰当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以使新闻写作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更科学更完善。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运用多学科、新学科进行新闻研究成为趋势。有学者认为，这些年，同新闻学相关、相近、相交叉的新学科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有近30门^[12]。在此情势下，新闻写作研究也不例外，纷纷引进其他学科研究成果来研究新闻写作，不少新闻写作研究专著也因此以“新××”和“现代××”冠名。2001年新华出版社推出的一套“新闻新学科高级教材”就在新闻传播学、新闻文化学、新闻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语言学、新闻伦理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不少地方涉及了有关新闻写作问题。从目前所看到的新闻写作研究成果来看，最常被引进用于研究新闻写作的学科有:哲学、文学、文体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等。

黑格尔说，一种学问如果没有成为体系，就不能称之为学问。新闻写作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尚无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而哲学是研究自然界、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维活动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它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于是，从一般哲学方法论中借用理论和方法就成了新闻写作学研究最自然的选择。提起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新闻写作，不能不提艾丰在1993年1月出版的《新闻写作方法论》。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要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如樊凡在《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基础》一文中就指出，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非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机械唯物论作为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否则就会使新闻写作研究犹如“登上了一班缺煤的慢车，虽然可以走一段路，却永远无法到达预期的目标”^[13]。张惠仁也认为，要“把新闻写作中若干实践问题、现象问题、技巧问题，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的高度来认识”^[14]。但艾丰无疑是把这一认识落实到具体研究实践中，并做得最成功的一个。1982年艾丰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运用于采访学的研究写出《新闻采访方法论》，在新闻界引起很大震动，该书被认为可以作为“新闻哲学”来读，此书先后出了3版，重印数次。在此鼓舞下，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研究新闻写作的内在规律，于1993年出版《新闻写作方法论》一书。与众多新闻写作著作不同，此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新闻写作所包含的矛盾上。它要分析和研究新闻写作所包含的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因此，它主要的不是说明“怎么”，而是要侧重说明“为什么这样写”，即新闻写作规律性东西。他认为，只有“明白了‘为什么这样写’，就可以更好地知道‘怎么写’，还可以在新闻写作规律的基础上自己有所创新。”^[15]艾丰依托了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哲学来研究新闻写作，让我们看到了新闻写作学确实是一个有东西可研究的宝库。

用心理学来研究新闻最根本的原因是读者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得到确立，为了使新闻能被读者注意、选择、接受、喜爱，记者在写新闻时不得不从读者角度来考虑，并开始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新闻活动。从1986年第一部研究新闻心理学的专著《新闻心理学》(张骏德、刘海贵，1986年)出版开始，有关新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到目前至少已出版了20部。有从传者角度研究的，如《记者心理学》(沈俊法、汪新源，1993)，也有从受者角度研究的，如《新闻读者心理学导论》，而大多数则是包含了采访心理学、编辑心理学和写作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用心理学来研究新闻写作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如《新闻心理学》(刘京林，2005)等。运用心理学研究成果，比较侧重对新闻写作进行研究的应当要算虞达文先生的《新闻读者心理学导论》。该书虽然是引进心理学来研究读者，但它是“希冀借助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用以阐明新闻的现象，指导新闻的写作”^[16]。他认为新闻学与心理学两门学科的结合点主要落在:需要、注意、表象、再造想象、联想、思维、情感、逆反心理这8个问题或概念上，也就是说，新闻写作要获得成功，在写作时记者就要在这8个方面与读者建构起正面的、积极的关系。随着20世纪80年代我国深度报道的兴起，深度报道与传统新闻报道不同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深度报道与新闻思维》(程世寿，1991)就是研究的成果之一。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指导新闻写作，无疑使新闻写作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